陈独秀（1879～1942年）学者。早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等多种刊物。后从事文字学研究。后人辑有《独秀文存》。
20世纪初期的风云变幻，中国的浮沉兴衰，除旧布新，于智识者来说，尤其是一种深刻的磨难与砥砺。正是这个时代，造就了像陈独秀这样的中国文人形象。他的一生，从“酒旗风暖少年狂”，到“笔底寒潮憾星斗”，再到“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令人深思感叹。但作为一代文化名人，他终究要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史上占一席之地。
陈独秀豪爽、机敏、善谈、喜辩，话锋所向，鞭辟入里，对于读书治学，也多有宏论妙语。
现在许多翻译的书，读它如读天书
陈独秀出生在诗礼之家。从他的父辈上溯，“习儒业十二世”，即使在太平天国时期，也未使“读书种子”断线。陈独秀很早进学，十八岁那年考取了秀才。二十岁，即1898年他人杭州求是书院，在此受到新式教育，学习了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等。1901年，二十三岁的陈独秀赴日留学，入“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他一生所从事的学术探索与著作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新闻、文学、人口、戏曲、文字、小说和诗歌等。他参加或主办的报纸、刊物有九种之多，如《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无产者》、《火花》、《热潮》等，他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考据最感兴趣，终其一生都研究不辍。
陈独秀力主治学要实事求是。他在谈论读书时曾特别提到哲学家尼采。他说自己以前道听途说，以为尼采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但在看了他的代表作《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知道尼采是批判万恶社会的哲人。他说，所以读书要自己钻研，决不能以耳代目，道听途说。
陈独秀懂日、英两种文字，看外文著作喜读原著。他对当时翻译过来的书曾大发议论。他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它在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他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胡译乱译，还美其名曰“直译”。我认为翻译这种工作，不是闹着玩的，首先要精通外文，本国文字也要通达。现在有些懂A、B、C、D的人，就大胆地搞起翻译来，真叫做荒谬绝伦，我认为严复对译书的要求“信、达、雅”三字，还应该遵守。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力求优美。严复译的八部书，在这三个字上下过功夫。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字不足为训，我说，非也。严译丛书，用古文体写的，青年人读不懂。但他是先读通原著，然后才从事重新创作，使之成为中文书，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下得深的。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起着启蒙作用。现在哩，人们侈谈什么“直译”而反对“意译”，以掩饰他们的死译瞎译，叫读者如看天书，不知所云，这是一大“虐政”，一大灾难。殊不知直译决非一字一扣，一句一摹，而是保住原著风格。意译亦非随心所欲，胡乱行文。外文与中文差别很大，风俗习惯亦不相同，能直译的，当以直译为准则，不能直译的，就应辅以意译，我意直译意译应相辅相成，决不应偏向一方，而违“信、达、雅”三字原则。我反对林琴南式的“意译”，更反对胡秋原式的“直译”，若要从二者之中选择一种，那我宁愿读前者而斥后者狗屁不通。
陈独秀还研究诗歌，他认为诗歌是一种美的语言和文字，恐不能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诗有诗的意境，诗的情怀，诗的腔调等等需要去琢磨。决不是把要说的话，一字不留地写出来就是诗。他说自己不提倡也不赞成青年人学作古诗，因为古诗讲究音韵格律，有人穷毕生之力，也不能运用自如。要么严守格律，写出来的东西毫无生气，要么破律放韵，仅求一句之得，据此而求千古绝唱，难矣。青年人想写诗，最好先读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了解一些诗味，然后动笔，想来会有进益的。
在狱中成天埋头钻研《说文解字》
陈独秀一生的精力，“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不过，他对政治的介入是以学术研究为先导的。陈独秀热情赞扬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这本书曾在当时风靡世界。他说：“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艾；存已无数，可以逆睹。”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把“革命”亦理解为进化方式的一种。这在我国20世纪有其独特之处。他对经世、教育、学术、立身等方面的看法，亦无不以进化哲理为指导。
陈独秀对文字学的研究在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有详细描述。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入狱，狱中监视颇严，不准读书看报，后经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濮清泉写到他在狱中的生活：他房里有两个大书架，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都有一点，但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成天埋头钻研《说文》（《说文解字》）。据他说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他说到：“中国过去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原著和段玉裁的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我当然不劝你们青年人去研究这种学问，可是我已搞了多年，发现前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谬误，我有责任把他们纠正过来给文字学以科学的面貌。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作科学的探讨。”谈到“六书”（即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濮清泉认为古之文人也会创造别字、错字。转注、假借不就是当时没有的字就转借来用吗？陈独秀认为这个意见很新鲜。他说，“我研究文字学。就是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我主张语言文字都大众化，由繁入简，最后目的是拉丁化即拼音文字，不过在这方面只能促渐变，不能来突变，如果来突变，那就要大家读天书，任何人也看不懂”。
关于研究文字学，有一段笑话。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学家，因慕陈独秀之名，来到监狱里看他，两人一见如故，初起互道钦佩，继而交换著作，也互称对方有卓见，不久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好没有动武。原因是，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盒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隔了一会，两人又和好了，陈独秀并且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程老先生教文史。
陈独秀的书法相当挺秀，他能写好几种字体。有许多人请他写字。他说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天分，也要有些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写来写去，超不出碑帖规范，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而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
希望学校多购参考书
谈到学习，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中讲，大学学生之目的，可列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向第三目的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者，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唯第一目的，始于大学适合。既有此研究学理之目的，不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一日，注重外国语。以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故也。二日，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日，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学校无许多经费，以购同样之书数十种，故望学者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也。
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青年学子的精神领袖，晚年僻居四川江津，病逝时院子里还剩下一堆自己种的土豆没吃完，但台静农回忆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说他从容谈笑，读书写字，文化趣味不灭。他有这样两句诗：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王晓临上海海运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