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的许多事情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最为出名的是后来称与他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路线斗争。可以说，陈独秀是一位不少功过相伴，毁誉集于一身的人物。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诞生在安徽安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独秀17岁时考中秀才。从1901年起，三次东渡日本留学，积极从事反对清政府的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即后来的著名的《新青年》）。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在北京期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抨击时弊、主张革新的文章，宣传民主和科学，倡导新文化运动。在他的鼓动下，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新青年》寄来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陈独秀看了大为赞赏，立即在《新青年》上予以刊登。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陈独秀也按捺不住激情，亲自写了《文学革命论》阐明自己的主张，他写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大学，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日，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日，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还鼓励志同道合者，“予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的这些言行，对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也自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鲁迅、毛泽东等许多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都认为自己在这时期受陈独秀的思想启蒙，开阔了眼界。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人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陈独秀对此非常高兴，他写下《北京市民宣言》一文，走出斗室，直接奔向大街，将油印出来的传单在公园等地方大量散发，被北京政府惊恐地视为“扔炸弹”，迅速逮捕了陈独秀。经关心陈独秀的人们多方努力，直到秋天才放他出狱。
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思考，为什么清王朝被推翻后，革命果实又被窃取？为什么广大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他看到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曙光。从这时起，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进行宣传。他先后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谈政治》、《讨论社会主义》等文章，十分明显地表露了他的革命倾向。
由于“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等人大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这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其深受压迫，高度集中，与农民有天然联系，因此，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当时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革命最先进最有斗争性的阶级。成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一一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
陈独秀是在中国最早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人物之一。1920年1月，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在中国南北方筹备建党。3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等来华，帮助中国进行建党工作。他们在同李大钊会谈后，又同陈独秀见了面。由于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社会上名声很大，所以由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成立后，邀约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武汉的董必武、东京的施存统，在当地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把《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介绍俄国革命情况。1920年11月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即《共产党》月刊。上海小组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帮助各地建团。由于上海小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推动了各地建党工作的开展，为建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陈独秀本人也在共产主义各小组中获得比较高的声望。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了解上海小组的工作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和活动情况后，认为建党的条件已成熟，于是建议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的成立。7月，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13名各地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当时只有50多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大会讨论了当前的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党的实际工作计划，选举产生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这个党的领导机关，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
然而，此时的陈独秀并未参加会议，原来，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欲树立开明形象，邀陈独秀去广东办教育，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并保证以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陈独秀和李大钊商量，李大钊同意陈独秀去广东，认为广东是孙中山革命活动中心，在广泛宣传社会主义和发起共产小组，有特别意义。1920年12月，陈独秀抵达广州上任。陈独秀到广东后一直筹办广东大学，因此，在中共“一大”召开时，他不能离开广东，所以广东推选陈公博为代表，陈独秀委托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会议。由于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加之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社会影响和声望，所以党的“一大”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还是把他推举为党的负责人。党的“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陈独秀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了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如何指导面临现实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迫切需要制定具体的行动纲领。这时，陈独秀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离开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在他的召集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大”发表宣言认为，中国在现阶段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获得胜利，党必须有最高和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二大”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并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为中国革命指明了现实的方向，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
陈独秀作为革命政党的领袖，此时可谓意气风发，一帆风顺，加之在党内成员中年龄较大，有时也不免以“老头子”自居，喜欢个人说了算，不愿别人指手划脚。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族联合战线的决议精神，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不相符合。因为陈独秀赞成同国民党实际“党外联合”，而共产国际则主张进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国际代表马林一贯主张，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革命分子结盟。马林通过对中国政治局势的调查研究和对各个派系力量的考察分析，认为在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到国民党中去宣传革命思想，并通过国民党组织接近和联系群众。陈独秀和当时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一样，反对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的建议，陈独秀向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写信陈述了反对的理由。结果共产国际在1922年7月作出决定和8月指示，赞成马林主张。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多数委员为尊重共产国际纪律，勉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西湖会议”为党找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可以合作的对象。在这一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也反映了陈独秀在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方面缺乏敏锐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