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除了他们的姓名外，一般在死后都有庙号和谥号。
庙号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皇帝的家庙）立室祭祀时所特立的名号。在上古时期，帝王在生前死后用的都是同一个名字。后来，人们觉得直呼已死的先帝、先王有些不妥，于是，夏商祭祀时就用他们生日的天干来称呼，以表示恭敬。如夏朝太康、少康、孔甲，商朝的祖甲、帝乙等等。
从汉朝开始，每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一般称为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则称为太宗、世宗等等。
谥号是古代帝王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朝廷或后人按其生平事迹以示褒贬所给予的称号，最早出现于周朝。据说，周公做谥法，每个天子死后，根据他生前的行为，给他一个代名。譬如，周武王，因为他灭商朝有武功，死后谥他为“武”，后人就称他周武王；周文王因为发扬文化，重视本国的农业生产，关心内政，就谥他为“文”，后人就称他周文王。这种谥法一直流传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随着清王朝一同消失了。
一般来说，诸侯、卿大夫、高官显宦之谥，由朝廷赐予。如诸葛亮谥号“忠武”，欧阳修谥号“文忠”。臣子的谥号两个字的居多。
谥法在秦朝时曾一度中断。这是因为，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认为加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不可取。于是下令废除了谥法。后来到了汉朝，庙号、谥号才恢复过来。
东汉以后，也曾出现私谥。它不是由朝廷赐予的，而是由儒生们评定的。如陶渊明的私谥是“靖节”。
年号是皇帝在位期间纪年的名号。从汉武帝开始有年号。新皇帝即位，必须改变年号，称“改元”。同一个皇帝在位时，也有改元的。明清两代皇帝基本不改元，大多只有一个年号，因此可用年号作为皇帝的称谓。如：明神宗年号万历，被称为万历帝；清高宗年号乾隆，被称为乾隆帝。
冠礼与笄礼
在古语中有“二十而冠，十五而笄”的语句，这说的其实是古代的一种成人礼。“冠礼”是古代男子成人的标志，而“笄礼”则是古代汉族女子的成年礼，又称“上头礼”。
在我国古代，男子在加冠前称“童子”，接近加冠的年龄称为“弱冠之年”。据《礼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冠而字”就是“加冠称字”。这是因为在古代，每个男人都有名和字，名是在人出生三月便取定的，而字则要等成年之后才取，在成年礼上制定宣布后才能使用。因此，成年礼也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命名礼，或叫“称字礼”，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冠礼的过程就是男子到了20岁时，在宗庙举行仪式，将头发盘起来，戴上冠（即穿礼服时所戴的一种帽子），然后再由父亲或其他长辈、宾客给取一个表字。加冠这一年，称“冠年”或“及冠”。加冠时，要隆重设宴，宴请宾客，宾客则应送上礼物表示祝贺。
“笄礼”多流行于汉族地区，即把头发盘结起来，加上一根簪子。周时女子“加笄”礼一般在15岁时举行，所以人们用“及笄之年”代指女子从14岁到16岁这个年龄段。这个仪式民间也多在临嫁前举行，届时，请一位多子多孙的老妇，给女孩修额，用细丝线绞除面部汗毛，洗脸抹发，换髻加簪，然后再拜祖先和父母，聆听父母教诲。
而立、不惑、知天命
而立、不惑、知天命，是古人对于一个人不同年龄的代称。这种称谓来源于孔子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和我们现在说的“学”是不一样的。《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
孔子还说：“立于礼。”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个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了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个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了。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
说说“古稀”
中国人以前用“古稀”一词来代指人活到了七十高龄。“古稀”有古来稀少，现在也不多的意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这一名句，大家都知晓。杜甫在这里慨叹人生苦短，能活到七十岁，自古以来十分稀少。后来到了明朝，著名书画家唐寅（唐伯虎）读了杜诗后，感慨自己已活过了“古稀”，于是填了一首《七十词》：“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虽然唐寅活过了古稀，但是仍感叹唏嘘人生几何。
在古代，能活到七十岁的人确实很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到了数百年前，能够活过“古稀”之年的知名人物就已经很多了。到了现代，古稀者更是俯拾皆是，甚至活过百岁的人也不少。
十 恶
“十恶不赦”，现在用来指那些罪大恶极、不可宽恕的人。“十恶”在以前指的是十条大罪，始见于北齐法律，隋、唐又将十条大罪的内容略加增删，而正式定名为“十恶”，写在法典的最前面，以示严重。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都规定犯了十恶罪的人都得不到赦免。
古代“十恶”罪的内容是：1. 谋反。指企图推翻当时的王朝；2. 谋大逆。指毁坏皇室的宗庙、陵墓和宫殿；3. 谋叛。指背叛朝廷；4. 恶逆。指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等尊长；5. 不道。指杀戮无辜；6. 大不敬。指冒犯帝室官长尊严；7. 不孝。指不孝敬祖父母、父母，或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等；8. 不睦。即谋杀某些亲属，或是女子殴打、控告丈夫等；9. 不义。指官吏之间互相杀害，士卒杀长官，学生杀老师，女子闻丈夫死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等；10. 内乱。亲属之间通奸或强奸等。
午门斩首与廷杖
在一些古典小说和戏曲中，经常有“推出午门斩首”的说法。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呢？
午门是紫禁城的正南门，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因其位于紫禁城南北中轴线上，居中向阳，位当子午，因此称为“午门”或“午阙”。午门城台平面呈凹字形，正面开三门，左右拐角处各有一掖门，因而又称“五门”。城台之上当中是一座重檐庑殿式正楼；左右两侧各有明廊三间，明廊折而向南，各有十三间联檐通脊廊庑（俗称“雁翅楼”）；廊庑两端又各建有金铜宝顶的角亭一座。整个建筑有楼五座，高低错落，左右辉映，崇宏雄伟，有若朱雀展翅，五凤翱翔，因此也称为“五凤楼”。
明、清时，午门是禁卫森严的重地，庶民百姓严禁靠近，文武官员不准随意行走。当时规定工匠杂役出入要佩带腰牌，王公大臣出入必须通报姓名，违反者护军可以用红杖笞打。正中大门专供皇帝出入，其他文武百官和宗室王公只能走两侧偏门和掖门。
历史上，午门并无“斩首”之事。但是，午门前的宫廷广场在明代却是对触犯龙颜的官员进行廷杖的地方。
所谓廷杖，就是皇帝当廷杖责官员。凡被廷杖者，轻则皮开肉绽，重则当场毙命。据《明史·刑法》记载：“正德十四年，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嘉靖三年，群臣争大礼，廷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有人根据《明会要·刑·廷杖》统计，整个明代，在午门被处以廷杖的大臣达五百多人次，死者众多，这或许就是“推出午门斩首”这一说法的来源。
五 刑
五刑，是我国古代的主要刑罚。在隋朝以前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隋朝以后则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
其中，墨刑又叫黥刑，刺字，即在犯人的额上刺字，并涂以墨作为标志；劓，割掉犯人的鼻子；剕刑又称刖刑，即砍掉犯人的脚；宫刑，割去男子的睾丸，破坏女子的生殖机能；大辟，是死刑。笞，用荆棍或竹板子打人；杖，用棍子打犯人；徒，是剥夺犯人自由的刑罚；流，是把犯人送到边远的地区去；死，即死刑。
三戈、五刃和十八般武艺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常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来形容某人武艺高强，众多兵器无所不会。所谓的“十八般武艺”通常指的是“十八般兵器”。《水浒传》中载：“哪十八般武艺？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扒。”
这么多兵器是从早期的“三戈”、“五刃”发展而来的。所谓“三戈”、“五刃”指的就是用犀皮、兕皮、牛皮等制作的甲、胄、盾三种防护型兵器和刀、剑、矛、戟、矢五样杀伤型兵器。
到明代后期万历年间，谢肇淛在《五杂俎》卷五中说：“十八般：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锏、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耙头、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所谓白打，据明朝朱国祯在《涌幢小品》卷十二中说：“白打即手搏之戏……俗称打拳，苏州人曰打手。”
关于十八般武艺究竟是什么，有多种说法，最普遍的是刀、枪、剑、戟、棍、棒、槊、镋、斧、钺、铲、钯、鞭、锏、锤、叉、戈、矛十八种兵器。
六 甲
我们常常将某人有了身孕说成是“身怀六甲”，这里的“六甲”是指孩子，可是，为什么不用“七甲”、“八甲”，而专用“六甲”呢？
中国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纪年，从“甲子”年轮回一周，整整六十年，俗称一个“甲子”。这六十组“干支”中，以“甲”字开头的有六组，他们是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由于这六组字笔画都比较简单，而且横、竖、折、钩、点、撇、捺笔画较齐全，因此古人就将这六组字作为儿童练习写字的教材，将其称为“六甲”。
从此，“六甲”就和孩子结了缘，“身怀六甲”就是用“六甲”来代指孩子。在干支纪年中只有六甲，因此就不可能将孩子称为“七甲”或“八甲”了。
七十二行
“七十二行”是人们比喻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的说法。
据宋周煇撰《清波杂志》所载，我国唐代的行业为“三十六行”，即：宫粉行、肉肆行、成衣行、玉石行、丝绸行、珠宝行、纸行、鲜鱼行、海味行、文房用具行、竹木行、茶行、酒米行、铁器行、针线行、顾绣行、汤店行、药肆行、陶土行、扎作行、仵作行、巫行、驿传行、棺木行、故旧行、皮革行、酱料行、网罟行、柴行、花纱行、彩舆行、杂耍行、鼓乐行和花果行等。
徐珂在其著作《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说：“三十六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曰三十六行；倍之，则为七十二行；十之，则为三百六十行。”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餘》上说：“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
由此说来，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等说法并非行业的具体数字，不过是各行各业的概称而已。
陛下、殿下、阁下
老百姓称呼皇帝、国王时，常用“陛下”的称谓。陛，原指帝王宫殿中高高的台阶。官员们在拜见皇帝时，按照礼节要在陛下（即台阶下）恭敬地等候。《国策·燕策》“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说的是秦武阳走到皇帝高台的台阶下等候。
“陛下”专用于恭敬地等待皇帝召见之处，后来逐渐成了官员对皇帝的谦称，再演变就成了对帝王的尊称。
“殿下”一般是对太子、亲王、皇太后、皇后的尊称。“殿下”不难理解，当然指上述这些地位低于皇帝之人。他们生活起居在宫殿之中，所以有此称谓。例如，南北朝时丘迟《答陈伯之书》“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中的殿下，即指临川郡王萧宏。但是殿下主要用于太子和亲王。
“阁下”一词盛行于唐代，当时是对高级官员的尊称。因为古代高级官员的官署往往称阁，例如龙图阁、天禄阁、东阁、文渊阁等等，称官署内的官员即叫“阁下”了。
“尚书”的由来
尚书，或称“掌书”，古代官名，始置于战国，“尚”是执掌的意思。到了秦朝，尚书成为少府（九卿之一）的属官，掌政务文书，地位相当之低。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尚书四人，开始分曹治事。汉成帝也设尚书，群臣奏章都得经过尚书，地位虽不高权力却很大。东汉时期，尚书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三公的权力大为削弱。
魏晋以后，尚书负责的事务越来越繁杂。隋代设置尚书省，分为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以左右仆射分管六部。宋代以后，三省分立之制渐成空名，行政全归尚书省。
元代仅存中书省之名，而以尚书省各官隶属其中。明代初期，尚存此制，后来废去中书省，直接以六部尚书分管政务，六部尚书等于国务大臣，相当于今天的部长。清代相沿，末期改官制合并六部，改尚书为大臣。
“中堂”是什么官
在古典书籍中，我们常会看到说某人为某中堂，“中堂”显然是一个官名，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官呢？
“中堂”作为官名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是宰相的别称。因宰相在中书省内的政事堂办公而得名。宋、元时沿袭了这个称呼。明、清时对大学士亦称“中堂”，明代的大学士实际具有宰相的权力，其办公地点在内阁，中书居东、西两房，大学士居中，故称“中堂”。清代时，包括协办大学士在内，都称为中堂了。
县官为何称“知县”
“知”，本来的意思是管理、主持。“知县”就是“管县”，管理、主持一县的政事。“知”，解释为管理、主持，在古诗文中常常遇到。《左传》中说“子产其将知政矣”，就是说子产将要主持政事了。宋朝魏了翁的《读书杂钞》中指出，后世官职上加“知”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宋史·苏轼传》说苏轼“知徐州”、“知湖州”、“知杭州”，就是说派苏轼去主持徐州、湖州、杭州的政事，也就是担任这些州的知州。唐宋以后的知府、知州、知县、知事，都是这个意思。
古诗词中，“知”也解为“管”。杜甫：“翠衿浑短尽，红嘴漫多知。”“多知”即“多管”，意谓鹦鹉学人语，多管闲事。王维：“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入。”“不知”即“不管”，是说为看红树不管路远。
“主席”的来源
在桌椅还没有发明以前，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当时，地上铺有房间那么大的席子叫“筵”，每个人坐的小垫子叫“席”。
因此，古人进屋时要先脱鞋，再走过筵，坐在席上。现在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室内生活基本上还是这个样子，这正是我国古代席地而坐的遗风。入席时，客人有客座，主人中的长辈独自坐在正位或主家席位，叫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