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而言，政治上必然要求和期望其“一体”；但是，民族“多元”的客观差异永远无法消除。“在一般情况下，要想消除歧视，不能依靠民族独立，而只能依靠包容”。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少数民族问题十分突出。但是，“如果多元文化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就会有不同的途径来实现‘承认差异’的包容这一艰难的目标……不同种族共同体、语言集体、宗教群体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平等共存，不能以社会的零散化为代价。一方面，主流文化必须放弃代表一切民众的政治文化的做法；否则，它从一开始就操纵了自我理解话语当中的变量。如果主流文化在一些关系少数民族的重大现实问题上必须预先明确民主的程序，而不能再是整体。另一方面，共同的政治文化越是把众多的亚文化统一起来，就越是抽象；共同的政治文化必须保持强大的约束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民国家不会四分五裂”。{12}
七、“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民族性”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一词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它们会不断挑战边界，直到摧毁民族大厦。”具体地说，全球化对空间具有“占有”式的“领土要求”，并对民族国家的权力形成一定的威胁。因此，对全球化趋势的评估也就显得绝对的必要，即：“全球化过程是否削弱了民族国家的能力，使得民族国家无法扞卫其系统的界限和自主调节与周围世界交换关系；如果属实，又是哪些全球化过程在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为此，哈贝马斯从四个方面回答了这些问题：（1）管理国家的法律安全和管理效率问题；（2）地域国家的主权；（3）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4）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2}79-80。事实上，对于欧洲以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要面对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全球化”不能凭空产生，它也是一种“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传统”既是指原始古老的遗物，同时它又成为今天人们参照和选择它的一种借鉴与发明。传统并不是对过去简单地囫囵接纳，它必须向“现在”负责，向所属“单位”负责。除了传统中一部分智慧和技术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外，许多知识和经验受到人群、环境、情境所限制，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至于某一项具体的“发明”行为不能缺乏社会化的作用与支持，它需要一个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通过不断地重复和强调某一个过去，并使被重复和强调的“过去”个性化。{21}1-4相关的形态有三种，它们相互交错：（1）建立或者使社会联结、社会团体符号化，不管这种团体是真正还是“人造的”（artificial）；（2）使所建立起来的或者合法的机构，地位或者关系具有权威性质；（3）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使之社会化，包括信仰、价值体系以及行为模式。这一切看上去使得“共同体”具备了认同的机制和基础，其表达和象征形如一个“民族”。{21}
作为传统过程的“现在进行时”，全球化容纳着特定时空的价值认同；这种认同基于一个“双位的二分制”（a double dichotomy）。一方面，“世界体系”制造出了超越国家的规则，大家都必须共同遵守。另一方面，每一个民族国家又是独立的表述单位，有着与众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构造。“人类学家研究一个历史方式应该从社会生活的具体化转移到它的组织和建构上来……作为历史人类学新的开端能够把我们带回到诸如文化建构之类的问题上来。”具体的做法是：将“热的”历史事件吸引到“冷的”结构。{22}235如果把这样的原则放到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背景下来考察，其中的分离因素同样显而易见。我们姑且假定世界上存在“冷的”结构，但它有能力包容众多民族国家的利益需求，容纳不同民族的文化并使它们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吗？这或许是“后民族结构”不得不面对的两难。
全球化是正在席卷世界的动态景观。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进程之中是强化抑或弱化，迄今尚不可定论。从一些情形看，当一些超越于民族国家的洲际联盟、洲内联盟，甚至更大的“民族国家的统一体”——联合国{2}74的出现，都对民族国家的专断性、专有性和专属性产生了巨大的削弱作用。公共的游戏规则随之派生：任何国家必须遵守更高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规则和约定，不可擅自作主。最近几十年，人们之所以可以不断听到“尊重国家主权”的声音，乃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受到挑战和削弱所致。
从另一些情形看，似乎单一性民族国家的权力并没有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削弱，以下几种情况可以归人：（1）当某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具备“超级实力”，比如当今的美国，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凌驾在联合国之上，使联合国大多数国家的意见和决议形同废纸。发生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便是一个例证。（2）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或者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其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利用民族主义并使之达到极端和极致，它就有可能“短时段”地超越全球化。尽管这样做的结果通常被预见为悲剧结局。（3）地区性宗教国家、“原教旨主义”教派等可以有效地借用国家的主权概念和形式，与其周边国家相对峙、对抗，以报复的方式和手段来强化、强调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质。
八、结论
简言之，民族国家的构造中充满着大量复杂的、变异的、裂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不断变迁的形势作用和催化下，结构关系相互挤压，处于紧张状态。认识、分析、评估、预警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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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男，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邮编：361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