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龙
（二）族群间的文化认同
族群认同是族群心理意识的表征。它包含各族群对内的自我认同及对外的族群间的认同。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各族群在内部自我认同的基础之上，受外部他族他群的影响而表现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的互相认可，诸如语言文字的认同，生产生活习俗的认同，服饰饮食的认同，宗教信仰的认同等。前文对各族群的自我认同已作论述，在此不复累言，下面再就族群间的互相认同而作阐述。
族群间的认同多种多样，而且程度不一，其核心是文化上的认同。具体表现在：语言文字、节庆礼仪、生产习俗、服饰饮食及宗教信仰等方面。
1．语言文字的认同语言与文字是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防城港市各族群经过几个世纪的交往，在语言文字方面也发生了多层面多方向的认同，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不同地域内的不同族群都存在其不同的语言文字认同意识，时间、情景、地域是族群认同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这种认同并非原生不动，相反，却呈动态发展之特征。换言之，各族群在临界与跨界、先时与现时、此情此景与彼情彼景的互动中，相互间的语言文字认同存在诸多差异。
语言方面。大板瑶、山子瑶、花头瑶、土人、客家人、广府人等在族群内以各自族群的语言互通，外部交往时则因场景地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细板瑶、高栏人、山瑶、京族、越侨及山瑶话汉人，除少数60岁以上老人能讲本族群语外，大多趋向于对外部族群的认同，□民、廉州人、雷州人更是全体认同于外部族群，几乎对本族群原有的语言失去了“记忆”。
具体来说，沿海一带，广府人在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经济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外部其他族群，因而表现在与之临界互动的京族、越侨、雷州人、廉州人、蛋民、山瑶话汉人、山瑶及高栏人等族群语言与之认同的局面；防城区峒中、板八、那垌、那良、马路、那梭、华石、防城、滩营、平旺、大菉、那勤及扶隆等乡镇，客家人、广府人的势力渗透其境，客家涯话及白话成了这一带族群互动的交际语言；另一线，在十万大山山北的上思县各乡镇，花头瑶、客家人及广府人等族群生活于壮族土人的“汪洋大海”中，语言反倒认同于壮族土人。无论你走到山塘村野还是圩场乡镇，甚至机关大院，你都会发现这是一片土话的世界。这是一定地域内临界族群的语言认同，此其一。
另一方面，族群认同不仅仅局限于一定区域的临界互动，在一定场景下，特别是在当今经济腾飞，边贸红火，交通信息方便的形势下，各族群不再“固步自封”了，必要之时，他们会作跨界甚至跨国[1]的认同，语言认同也是如此。
单举十万大山瑶族各群体而言，在同上思土人交往时他们讲土话，同防城客家人、广府人互动时则分别操涯话和白话，同边界的越南人沟通时又能讲一点越南话，外出打工做事还能讲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可见，语言认同因地域、因族群而异。再举京族、越侨为例，他们在“三岛”[2]、江平、东兴等地区认同于白话，可一旦跨过边界，在同越南人做起边贸生意时，却又认同于越语，会说越语是当今京族、越侨的骄傲。学越语，讲越话，一时成了东兴、江平乃至其他中越边境地区的一种时尚。越语培训班、越语导游，越语名片、合同打印一时成了东兴街头的新兴行业。
对此，汉族又抱怎样的态度呢？在回答“你觉得有必要学习本地哪族群语言？”时，60％的客家人认同于壮话，觉得有必要学习本地壮族语言；68％的花头瑶、73％的土人、61％的京族及80％的大板瑶认同于汉话——广州话和涯话；87％的山子瑶、61％的细板瑶、70％的高栏人、50％的土人、55％的村人认同于本族本群的语言。特别是，在28张选票中，有17位广府人觉得有必要学习本地京族的语言，认同率为61％。汉族（主要是广府人）反倒认同于越语！
由此，我们似乎受到一定的启发，从而作出这样的概说：族群认同是一种复杂的认同，它既是一种多层面认同又是一种双向乃至多向的认同；族群认同因时、因地、因情景（不同的场合、各族群的不同地位）而作动态认同；族群认同不完全依据于各族群的地位高低、势力强弱，它有时会因族群内部的需要、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幻而作适当调适。
再说文字的认同。文字的认同在防城港市表现在各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群体的两两互动上。它经历了自古至今相当一段时期的互抗与共争才“达成如今通用汉字之共识”，不敢说今后有无变化，仅就汉字的共用性、一脉相承性及稳定、简明、方块形的民族性[3]等具有内聚作用的特征来看，存在其内在凝聚力及外部排它性之优势。
众所周知，防城港市汉、壮、京、瑶各族群中汉、壮二族文字分别为方块字和拼音文字，京、瑶各族群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这是经历了多年的变迁积淀而成，并非一蹴而就。
据传，瑶族各群体曾创造过自己的文字，那是一种借用汉字而成的土俗字。由于这种字不规范，书写不方便，难以辨认，因而难以推行，只在少数谱牒中能够窥见。壮族原来的文字也不是拼音文字，而是一种夹杂汉字的方块字。防城与桂西、桂南地域成片，文字基本相同。古史对这一带古文字记载屡见不鲜，有例可举者如：“□”，音矮，意不长，“闩”，音□，门横关也，“□”，音腊，不能举足也，“□”，音大，女大及姐也，“□”，音动，人瘦弱也，“□”，音稳，意也稳，“□”，音终，指人死亡，“”，音稳，坐于门中，亦稳之意，“□”音嫋，小儿也。[4]其他还有：“氽，音泅，言人在水中也。汆，音魅，言没人在水下也。□，音胡，言多髭。□，东敢切，言以石击水之声也。”[5]其他古书如庄禅的《鸡肋篇》也有记载。流传较晚者有“□”，音那，田之意，“岜”音巴，意为山等。据说偏人也创造过这种土俗字，如“焱”，音发，意为天，“睨”，口见为吃等。[6]这些族群在经历了自创文字失败之苦后又认同于具科学性的拼音文字，现在又逐步向方块汉字认同。京族原为越族，系指由越南而来。据古史记载，京族原来的文字既不是现今的方块汉字，也不是越南的拼音文字，而是一种被称为“字喃”的土俗字。“字喃”大多由两部分组成，左音右意，如“□、□、□、□、□、□”，分别读成“末、系、巴、本、午、俞”，意为“一、二、三、四、五、六”。[7]众人皆晓，古之“安南”、“交趾”一直隶属于中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之影响，“字喃”借用中国汉字而成，不足为怪。“胎死腹中”，“字喃”与瑶、壮等土俗字一样，借用汉字，反倒繁杂于汉字，以及前文所述的诸多不科学性，未及“成年”即“夭折”而终。
事实证明，防城港市汉、壮、京、瑶各族群文字认同各异，汉族各族群一直作内部认同，壮族各部几经周折，终于形成自己的文字，而不作外部认同，瑶族各群体在借助汉字不成功之后而认同于汉字，京族及越侨现今的文字认同意识即为：对内政治上认同于汉字，对外经济交往时，又认可于越文；越侨则刚好相反。总之，防城港市各族群文字认同大都趋向于汉字。尽管壮、瑶、京各族群早先曾借用汉字创造过自己的文字，这种现象既是对汉字的不认同，同时也含有其认同因素。“借用汉字”就是在对汉字认同基础上或日前提下的不认同！如果我们可以说各少数民族族群对汉字的认同存在一个认同——部分认同——不认同——认同的曲折回归过程的话，那么早先土俗字之于瑶、壮各族群，“字喃”之于京族、越侨，晚近，壮文之于壮族的难以普及或日行将逝去已是不难想象甚至接受之事了。换言之，防城港市各族群文字认同一直没有脱离认同汉字的轨道，古代也好，现今也罢，将来或许还会照此滚滚而前。
2．节庆礼仪生产习俗的认同生产习俗认同主要表现在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的交互认可。“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他徙。”[8]众所周知，古代瑶族惯于山居，砍山烧畲度日，俗有“游耕民族”之称，山居生活，形成了山民们的特殊习俗。“架枧引水”，是瑶区人民的生活特点，其功用一为灌溉，一为人畜饮用。清人许朝有诗云：“穷林深箐水潺潺，劈竹分流灌溉便；莫道蠢蛮无巧思，南山泉养北山田”，可见其俗由来已久。高居深山，蓄水不易，经常出现“南山泉养北山田”之状，工程浩大。据《广西通志》载：“瑶民所设竹笕，多用楠竹剖为两半，凿去竹节制成。一根接一根，长可达数千米。”[9]
生产组织上，解放以前由于很少水田，山民大多以耕种山地为生，地旷人稀，耕作时节便互相帮助，于是其独特的原始共耕制及平均分配方式产生了，其形式复杂多样，别具一格。请看下表：
张有隽教授认为，这种以血缘及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共耕制度，正是原始农村公社形态向其次级形态的过渡。[10]他进一步认为，这种集体劳动、平均分享消费品“其实不过是平均分担饥饿的办法”[11]。京族也基本认同于这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产习俗，前者曰“低嗨”，后者曰“寄赖”。“低嗨”系为一种占有渔箔的生产关系。解放前，贫苦渔民无力单独占有渔箔，由几户，甚至十几户共同占有，轮流使用。分配时，除当年渔箔占有户多分外，其余各户平均分享渔产。“寄赖”更是一种其俗久远的原始习尚，意为“见者有份”。以往京族内部，无论是谁，只要遇到海上塞网捕鱼，便可带上鱼罩、鱼叉到塞网范围内捕捉，主人不得干涉和阻拦。瑶民也认同于这种“见者有份”。山上打猎，所得猎物，凡参与者人均一份。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此例。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亲眼所见，大坑大板瑶邓有洽，捕得六斤多重毒蛇一条，得钱900余元，平均分给围观的十多人。
解放后，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生产生活习俗也就改变，逐渐认同于平地汉、壮各族了，原始共耕消失了，平均分担饥饿不存在了，但互帮互助之美德却流传至今。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汉、壮族群中，汉族名日“帮工”，壮族则为“打背工”。京族原以捕鱼为生，解放后像汉族一样，农业兴起，同时又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一半认同于汉族的同时一半作自我认同。
解放前后□民的生产生活改变最大。解放前，□民长居海上，很少上岸，又因渔业生产工具简陋，生活条件极差。史书记载：“钦之□有三：一为鱼□，二为蠓□，三为木□。凡□极贫，衣皆鹑结，得掬米妻子共之”。[12]□人又称□家，言其“以艇为家”[13]，今防城区江山乡白龙半岛汉族仍称其为□家。明时也有记述□民生活的史料。嘉靖《钦州志》载：“夫猺疍二种，错居山河，侣禽兽，亲鱼鳖”，又“蛋尤艰窘，衣不蔽肤，狭河双艇，得鱼不易一饱，故流徙失业者过半。”[14]又载：“也有曰疍民，舟楫为家，捕鱼为业，计丁输课，役属于官……不谙字墨，不自记年岁”。[15]□民虽“舟楫为家”，却“役属于官”，且要“计丁输课”。其次，蛋民无田无土，泛舟海上，本就贫穷，还免不了官府苛捐杂税。其三，家庭人口众多，也是□家“极贫”之因。再看嘉靖《钦州志》的记载，嘉靖十一年，钦州户口如下：
“户一千四百八十七，即：灶户二十五，□户一十一，弓兵铺兵户一百七十三，力士户二，民户一千一百三十，军户一百四十六。”
“口一万二千六百二十六，即：民口九千一百六十，军口一千一百一十四，灶口一百七十四，弓兵铺兵口二千五十七，蛋口一百四，力士口一十六。”[16]
11户人家，人口多达104人，足见其家庭之大。解放后，在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家上了岸，生产方式也部分认同于岸上汉族，过上了半渔半农的生活。其他族群也基本认同汉族传统的耕作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意识深深嵌入人们的头脑，认同观念为之一变，许多方面，汉族群体反倒向少数民族群体认同。“耕山耘海”已不再是少数族群的专利。在十万大山区，各民族群体已经意识到“靠山吃山”的现实意义，纷纷效法耕山吃山的瑶族山胞，在广阔无垠的大山上种上了八角、玉桂、龙眼、荔枝、香蕉、地菠萝、木菠萝、柑橙、甘蔗、橡胶等多种经济作物，芒编、藤椅也成了出口创外汇的拳头产品；在海边，各族群（主要是汉族各族群）也学起了京族、越侨及□民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捕捞，围海造田已成历史，大力发展珍珠、花虾及各种鱼类等海上养殖，成了各族群共同致富的道路。也就是说，族群认同由单向逐步向多元化发展，再一次凸现其动态之势！
节庆方面，各少数族群逐渐向汉、壮族群趋向一致。除少数族群仍然保持自己的传统节日之外，如京族“哈节”，瑶族的“盘王节”，壮族三月三“阿宝节”，[17]其余大多成了各族群共同的节日。请看：正月初一春节，二月初三祭土地，三月清明节，四月“四月八”，[18]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十四中元节，[19]八月十五中秋节，九九重阳登高节，十一月冬至年尽节，十二月三十晚除夕，几乎月月有节。在“族群关系调查问答卷”中，当问及“除本族（群）外，你们过周围哪族群的节日”时，所有少数民族族群几乎都填了“汉族”、“壮族”两个选项，足见其认同程度之高。
与此同时，汉族各族群也存在向少数民族族群认同的趋势。作为境内主体族群的客家人与广府人，分别认同于与之互动的少数民族群体。资料显示，33％的防城客家人除过本族群的节日外，还过本地瑶族的节日，37％的上思客家人则过本地壮族的节日；46％的京族“三岛”广府人则过京族的节日。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了族群认同的多向多样性。
礼仪习俗主要表现在婚丧方面。防城港市各族群在婚丧习俗上或认同，或不认同，即或认同，也是程度不一。具体地说，客家人、廉州人、雷州人、山瑶话汉人、广府人及□民基本认同于中原汉族的婚丧习惯，认同程度较高。江平广府人稍异，人死后要入天主教堂，众人共念福音书，为其超度亡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