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龙
关于族群认同的界定，也许最有发言权的是Wsevolod Lsajiw。他审视了27条有关族群的界定，并由此概化了12条重要指标，至为重要的是，其中5条至今仍被社会科学界广为引证，经年不衰。笔者不妨抄录于此，它们是：
（1）共同的族群起源；（2）属于同一文化或具有相同的习俗；（3）共同的宗教；（4）同一种族或体质特征；（5）使用相同的语言。
换句话说，族群认同的实质即为族群边界（ethnic group boundaries）这一文化人类学术语的深刻内涵。它表现为对内维持族群凝聚力的自我认同及对外区分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认同两个方面。概言之，族源、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种族或体质特征以及国体政体等边界是族群认同的核心所在！
在以下的论述中，笔者基本上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各族群的自我认同
1．族源认同
族源是各族群作自我认同的第一指标，是维系族群成员交互认同的“天赋的联结”（primordial bonds）。族源认同既是一种各族群对其先祖发祥地的地域认同，更是其成员在作他群之别时的强烈寻根意识，这种认同意识也许是有理有据的，也许是虚拟伪托后天重构的。为此，有的注重考据的历史学家要么就此盖棺定论，要么兴风造雨大加驳难。社会人类学利用不同的方法论，避开其因时间、记忆、文献记录等因素而“纠缠不清”的真实与否，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其认同意识上。换言之，人类学族群关系理论注重的是这种族源认同的内在因素及其发展取向，而不是所谓考据出来的“事实”。在考察广西防城港市各族群的起源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大板瑶、细板瑶、花头瑶各瑶族群体据最有限的回忆，有的说来自北部桂林，有的说来自福建，经广东到博白再到防城，还有的认为其祖先是从福建到广东经由海道进入越南然后移居国内，说法不一而足。来自福建、广东也好，来自桂林、越南也罢，当笔者进一步追问有关瑶族的“盘王传说”、“渡海传说”时，几乎百分之百的报道人（大多是60岁以上老人）认为太耳熟能详了，有的为此还津津乐道。[1]众所周知，不管是“盘王传说”还是“渡海传说”，其核心内容都与“海”（今之湖）有关，其实质就是瑶族先民曾生活在“茫茫海域”的洞庭湖流域，换言之，大板瑶、细板瑶、花头瑶各族群一致公认今洞庭湖地区为其共同的发祥地，尔后才经湘西南下，越五岭分别进入两广[2]，最后到达今防城港市。例外的是，另一支不被瑶族知晓，而被其他族群及政府部门认可，坐落在今东兴牛轭岭的山瑶，自称是瑶族先民的后裔。考其最原始来源，众人推说在今广东惠州博罗的罗浮山，对瑶族的“盘王传说”及“渡海传说”不曾有所耳闻，差别为何如此之大，有待进一步考证。总之，大板瑶、细板瑶、花头瑶等一致认为，中原及洞庭湖周围为瑶族族群的发端之地，各支系都是瑶族这一族群下的次级群体，或日亚群体。
在壮族内部，土人、村人、偏人及高栏人各族群虽为土着族群，各族群仍然因袭祖先的“遗训”，“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根在诸如山东青州、白马等中原地区，有的甚至自认是中原望族之后。具体来说，土人视山东白马（现址不详）为其发祥地，村人则认为其根在山东青州，高栏人及偏人中的韦姓更是供中原望族某一历史英雄在其神殿之上。黄姓高栏人认为，汉时马伏波南征“二征”（指征侧、征贰），留下裨将黄万定等镇守边陲。黄妻妾十二，生子数十，繁衍至今，今东兴楠木山黄姓高栏人即为其中一支。[3]韦姓偏人抛开“韩信托孤”[4]说之后，更是有理有据，先是任山东青州府指挥使的韦料贞随伏波将军南征，后有宋兵部尚书（韦）山涛随狄青平依智高，荫封六子。细而追述，有唐一代，14个韦姓宰相，画家韦无添、诗人韦应物，五代词人韦庄，名将韦皋都是防城韦氏偏人先祖。[5]其他如禤姓村人为马援部将禤纯旺之后，林、简、梁、刘、凌、陆等姓为伏波部卒之后，流传得沸沸扬扬。总之，解放以前，甚至溯源至清明或更为久远之时，偏处一隅的边陲小姓为了求得依附，假托中原望族之后，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保佑子孙后代不受大姓欺凌，这在少数民族地区已是见不多怪了。可以说，这是边远少数弱势族群在特定环境下一种心灵的被扭曲，一种具有动态趋势的负面认同！现今部分偏人强烈认同“偏族”，[6]山瑶及山瑶话汉人解放前、解放初期报汉族，或许更是强烈需求党的民族政策的温暖，或许更是族群性的强化，再也无需“寄人篱下”之故，现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景下，一口咬定为瑶族，[7]不正是这种“动态”认同的凸现吗？
京族及越侨的族源认同也呈动态。作为外来族群的京族群体，不仅众所周知、家喻户晓，而且在其内部上到老人下至小孩都声称自己是京族，旧时来自越南。山心、巫头及沥尾都设有“哈亭”，人们能参与一年一度的“哈节”，学校周围随处可见独具特色的传统舞蹈——竹杠舞。解放前，由于受几千年传统的“华夷之辨”封建思想影响，京族人民受到大汉族及官僚地主等多重压迫，许多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来自越南的越（京）族。[8]现在他们都以自己懂越语、会做海，大发边贸财，是最富裕的民族而自豪。京族地位提高了，越侨也随之一变，现在他们可以不再畏畏缩缩、躲躲闪闪，而是光明正大地做起跨国生意了。汉族各群体中，广府人、客家人族群历史渊源自不待说，值得一提的是，原来鲜为人知的蛋民、廉州人、雷州人及山瑶话汉人为各自群体的共同族源而沾沾自喜。近来，雷州人、山瑶话汉人都修好了“族谱”。无疑，和谐、融洽的族群关系，合理、健全的民族政策，包容与欣赏的族群相处之道，[9]健康、向上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导向等等，是这种认同意识觉醒与再生的前提条件。
2．语言认同
“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语言认同也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取向。族群间长期稳定的语言认同会导致族群同化，反之，族群内固守的“□舌”、“侏□”之音则是反同化、泛族群意识的中坚。防城港市各族群的语言复杂多样，未经现今演变，民国以前约有十余种之众。史籍有载，其土着语就有：斑衣语、山子瑶语、编语及安南语；客语更多，屈指能数者有：涯语、白话、钦州正音、廉州话、山瑶话、水蛇语等十余种。[10]除水蛇语传说于钦州大直镇不在境内外，其余基本保留下来，并能基本整齐对应。市内各族群在往来互动过程中，以语言作为认同的主要指标，用以认可本族本群，辨别他族他群。具体而言，白话即粤语，为境内主要交际语言，白话汉人或广府人以其为母语；上思、防城乡镇街头马路边的客家人，认为他们的语言是不同于其他任何群体的涯语，言其称“我”为“涯”；聚居上思的土人操壮族土语，即民国黄知元《防城县志初稿》所谓的“钦州正音”；今之偏人则以古偏人母语偏话为其族内识别符号象征。今京族以越语、安南语作语言自我认同，自不待言；散居沿海一带部分汉族则操类似广东之白话的廉州话。从其语言土客分类来看，今之村人之所以得名，皆因其所讲之语言为“村”，足见其语言认同程度之高。据分析，这种“村语”应是中原汉族与当地土音（壮语）的化合，也正应了村人为当时“马留人”与当地壮人混血并被同化之实。高栏话与村话有类似之说，故高栏语今又称“高栏村”。[11]值得留意的是，民国黄知元之《防城县志初稿》将今之瑶话一分为三：斑衣语、山子瑶语及山瑶话。笔者一孔之见认为：山瑶语乃为古之畲语与今之白话的一种混杂，[12]今东兴牛轭岭山瑶、防城板八细坑、和平山子瑶及松柏村山瑶话汉人即操这种语言；山子瑶语为今之花头瑶所习用，只是稍有变化；斑衣语系指今板瑶（大板瑶与细板瑶）之母语，只是因时间、环境（尤其是细板瑶与汉族的临界互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逐步分野而已。可见，瑶族各支系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存在其强烈的语言认同意识。故今之防城瑶族各群体语言不完全相通，必要时反倒以白话作为“跨文化”传通之中介。“万变不离其宗”，山子瑶语也好，斑衣语也罢，其基本词汇相似，语言架构相同，共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还需值得一提的是，据《防城港市文史资料》（一）载：聚居在防城江山乡白龙半岛有些村的蛋民今虽操白话，却自认其母语为一种类似白话的“海獭话”，取其“出没龙宫，捷如海獭”之意。防城大王江、鲤鱼江等雷州话汉人却自认其母语为黎语，有待进一步考证，暂且存疑。
综上所述，防城港市各群体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虽有人种方面的混合、心理上的某些认可，甚至某方面的文化涵化，但语言一直是区分他族他群、维系本族本群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是故，作者认为，语言认同是继族源认同之后各族群体自我心理认可的第二环。
3．宗教认同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食粮，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信奉的许多仍然流传至今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万物有灵观。经数千年的演进、发展，在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认可的传统宗教——道教，以及域外传人之品：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就防城港市而言，汉、壮、京、瑶各族群的宗教信仰可以二分，一是被历代统治者认可的“文本大传统”，二是源远流长、几经风雨而再度勃兴的时人称其为“小传统”的“草根式”（grass-roots）民间文化。前者即上文提及的四大宗教，后者即被保守的古典宗教学者视为“巫术”、“迷信”、“民俗”等原始的“多神信仰”或“万物有灵观”的续延。这些粗略看来似乎雷同的宗教信仰，仔细参详，便能辨出其“同中之异”。一是同一宗教表现在不同族群上的差异性；二是同一宗教即便在同一族群内也会因时地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各族群在宗教信仰方面各有自己的认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