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
自20世纪80年代起，族群一直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题。究其原因是都市中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族群，族群与其他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都市中的首要问题。
有关族群的概念是多种多样的，并常与一些名词混淆。笔者选择如下定义：族群（ethnicgroup），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着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1]
族群一词容易与一些词混淆，一如族群与民族；在我国的学术界一部分人将这一词译为“民族”，如马戎先生、纳日先生就持有这一看法。但笔者以为，这一译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容易与我国原有的“民族”一词混淆。原有的“民族”英文译为“nationality”，包含有“少数民族”之意，即汉族以外的民族。其次，族群可以是一个民族亦可包括一个民族中的次级群体，如汉族中的客家人、闽南人、广府人等，而民族一词无法包含这些内容。
二如族群与语言群体（speech community），族群虽然常常与语言相关，但是不等于语言群体。所谓语言群体是指一群共享交流代码，或运用交流代码规则的人群。一个族群可以是来自一个语言群体，也可是由几个语言群体的人构成。
三如族群与种族（mce），种族是指具有共同体质特征，如体型、肤色、头型等特征的人群；尽管一些体质特征会影响族群的划分，如黑皮肤，但体质特征并不是族群重要划分的依据。
总之，族群的划分主要是文化的因素。因此本文主要讨论族群与文化。
一、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基础
族群是建立在一个共同文化渊源上的。自城市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或者不同部落，甚至不同国家的人以后由于城市中多族群的存在因而具有普遍的跨文化的特征。这些群体组织经常强调共同的继嗣和血缘，这样由于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而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经常，社会科学家们认为这是群体中个人认同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身份。同时文化渊源又是重要的族群边界和维持族群边界的要素。
都市人类学牵涉族群时的困难之一，就是族群经常被视为文化结构的现象——这两者经常是难以区分的。从文化看，一个族群被定义为维持一个习得文化传统的（衣、食、语言、家庭组织、价值观）群体，形成在特定的地方，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是依赖外来者集合而成，这些外来者曾受不同传统的儒化。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城市绝大部分居民是移民，这种城市具有文化的多样性，但这种特性并不一定会成为族群组织的基础。
从族群性的结构方面看，群体的构成基础是共同继承的传统。在都市聚落中，文化特质的实际共性可能没什么意义，共同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可能与共同学习传统无多大关系。
族群的创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都市聚落和特别族群之间的多元关系。在移民过程中，同村的成员、扩展的亲属群体、方言群体，如果可能会聚居在一起，至少他们之间会经常来往。当一个具有共同文化渊源的特定群体被城市中其他群体认识的时候，他们将被其他人认为是具有共同的文化物质基础的群体。这是从他人角度来看，这经常与群体间的歧视、群体间的竞争或者组织志愿团体相关——甚至可能丧失了共同的文化物质，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仍然会成为他们能经常动员起成员的资源。换一个时间，群体会运用共同认同来发展接受或控制特定的经济职位。
人们不仅可以看到，特定的族群作为都市聚落的一部分反映的发展——因为反映是文化物质携带的结果，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群体认同的符号——是所创造或者是借用自己几个不同的文化渊源的分支群体。
我们可以从美洲一美国人族群的符号看到这一过程，这一群体包含了非常大规模的不同的人口，他们试图通过集体的符号联合成一个团体，这包括创造一面旗帜，用一种语言（一种非洲语）、一种发式（在传统非洲是主要的）、服饰（以西非为主）和食物模式（依据美国南部的历史条件）。
笔者对澳门的研究表明，澳门各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原文化联系相当紧密。澳门在地理上与广东连在一起，其居民也大多来自广东或其祖籍在广东，因而与广东各方面的联系相当密切。历史上，广东的居民多次把澳门作为避难地。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的波动，如1879-1924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广州商团叛乱；抗日战争时期，澳门人口从1938年的14万人增加至1940年的40万人。在经济上，两地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几乎在同时腾飞，正是两地经济联系加强的一个表现。一方面是珠江三角洲在澳门开设窗口，另一方面是澳门人在珠江三角洲投资设厂。在血缘上，澳门95％以上的居民祖籍在中国，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珠江三角洲。现在许多家庭仍分居两地，在珠江三角洲部分家庭有澳门亲属，有一些家是丈夫或妻子在澳门，周末才回家。两地人来往也相当频繁，珠江三角洲人去过澳门旅游的很多，也有不少企业家、商人经常往返两地；澳门人很少没有来过广东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尤其是清明节都要返回家乡。从社团的交往看，两地社团的交往密切，如同乡会之类的民间社团不仅交往的频率高，而且交往的范围广，从娱乐活动到经济活动都有，除此之外，两地通过传播媒介的交往也很频繁，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报纸等，尤其是电视和报纸是两地的文化互相传递的重要工具。
二、都市文化对族群性的影响
都市中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文化的异质性。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城市中族群的认同明显地是异质性的，这既是都市复杂的反映亦造成了都市的复杂性。
格拉克曼（Gluckman）指出在非洲对都市的首要反映是部落性而不是偏远地区的部落生活特征。在偏远地区人们住在一个同质性的部落聚落中，他们认同特定部落群体的成员不多，这样群体的构成是依据亲属制、政治和其他因素。相比之下，在都市人们生活在有许多部落群体文化的多元聚落，部落的认同更为复杂。
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是世界上非都市地区族群是有规律的交往的。事实上巴斯（Barth）就曾经作过非都市区的族群性研究，他们经过长期的交往，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但通常都不会多过2～3个群体。而在都市地区，群体的成员多且相关的规模也改变了。由于都市人口的流动性大，难以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因而都市族群是不同的。
米歇尔（Mitchell）也认为部落性是个人为适应大规模、复杂和异质的都市环境而产生的结果，由于人们要与不熟悉的人或陌生人交往，部落认同成为基本的交往方式而取代那种理解的社会分类模式。
布瑞曼（Berreman）研究了印度一个族群，也提出他们自身的和他人认同的社会分类方式方法是一致的，然而这种单位运用并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依据了族群的区域、国家、语言、宗教的分类。
部落群体中的结构性差异（宗族政治因素），一些在都市环境中消失，而一些则得以加强。如布勒（Bruner）对印尼一个社区的研究，在那儿不同的村，对继嗣群体、部落成员的认同不管我们和他们（陌生人）的区别。派盾．Paden）则研究过一个更为极端的个案，在刚果，几个来自偏远的部落在城市中形成一个单一的族群认同。
三、族群性作为一种文化的持续
大多数都市人类学家的出版物在论及民族性时都集中在来自文化渊源的保存问题上，这些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常导致交往的频率提高和作为维持群体间界限的符号，在对新移民的研究中也涉及原文化的生活方式的保持，有长期保存这一模式的，这些因素如果试图获得或控制政治、经济资源而缺少作用的话就不一定会保持。
对于一个都市族群的成功或不成功常常用群体的文化价值观来解释，文化价值观也用来解释群体稳定性和凝聚力的差异。群体的差异往往可归结为不同的文化追求、动机、价值观以及教育。如美国的日本人和墨西哥人的成功的差异在于各自文化的不同。然而，要展示价值观的差异是极为困难的，我们留下这争论的议题：不同的成功率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将产生不同的成功率！
威勒也试图解释丹佛的拿瓦荷人经济的不成功是因为基本的价值观。他认为传统的时间取向和宿命论阻碍了他们的成功。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拿瓦荷人有传统的工作伦理，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克服别的“价值观”，将拿瓦荷人的传统价值观转为动力，也没有肯定价值成功与否的“原因”。
墨瑞解释了尼日利亚Calahn的依博人（移民）和爱非克人（当地部落）之间的经济吸收与凝聚力的差异。也称依博人较成功是因为他们具有一个“能动”的文化，使他们变得灵活，而爱非克人文化太特化，太多禁律了。依博人传统模式主要由亲属制、政治结构和价值观构成。
亨德逊有不同的看法，首先，他认为从更深层次地分析依博人文化并不是墨瑞所描述的“能动”的，实际上在结构和文化上他们与爱非克人极相似。其次，他举例在另一城中两个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依博人群体（一个是土着一个是移民），也发生了类似Calahn城依博人和爱非克人的情形。土着群体是相对不成功和无组织的，而移民群体相对成功和凝聚力强。他们这些特性与城市的结构特征联系起来，而不是来自原生地的文化价值观。其三，他认为与每个城市在国家体系中有各自的角色相关。
这些例子显示，对于群体的成功和群体凝聚力结构的变异比来自原生地文化的价值观和组织模式更有意义。帕奇（Parkin）在对非洲城市部落团体比较后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乡村部落地区的亲属群体系对都市部落组织有一定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城市中人口和阶层的变异比那些相关的组织性质、部落性更有意义得多。瑞安（Schild Ryant）则用文化不相关来解释族群单位的组织和结构。虽然，如果将文化用于解释群体差异，我们就需要更好地分析文化而少纠缠在文化和关联的因素上。
我们可用另一种比较方法来测试这一说法，那就是比较在同样结构位置上的两个文化群体是文化制造了差异。古德坎德（Gutkind）对老挝和内罗毕进行了长时期的脱产研究，指出每个城市中不同部落成员保存着不同的与原部落相联系的亲属责任模式。在这一个案中经济地位是持久的，而部落明显地在变化。然后从长远来看，经济地位导致所有部落同样的结果。同样对两个底层阶级的次群体的研究显示，随着同样的趋势依赖生存的网络产生差异，第一个群体强调与外部的友谊团结，而另一群体强调内部联合。
使用控制的比较可以归结出这一问题的轮廓，远文化的因素影响第一代移民的适应和他们在城市中对传统文化的保存。然而，社会经济变异的控制是活的，只有稳定的结论可以描绘出来。
舍克（Shak）试图提供一种平衡的看法，他认为族群的地位是来自原文化的基本价值与城市的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信仰中关于妇女的经济角色以及老人的权威是永恒的。都市族群和乡村部落之间相互的联系是通过部落宗教实践者的恐吓来维持的。
四、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
原文化的因素对边界维持的符号作用是重要的，符号反对维持也导致集体的活动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增加。这种群体认同的符号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其代表了集体的认同。通常这些文化的符号可能不是来自原文化。而是新制造的，尽管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是通常相信仍是来自原文化的继承。
（一）符号（Symbols） 对维持族群边界有重要意义，在生活诸方面可以分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个人常用来对群体的行动的认同，这种符号是由群体成员共享的，并常常由局外人和局内人所认识。
语言与族群紧密相连，因为语言是从很小就开始学，是家庭重要的纽带，是文化各方面传递的主要机制，亦是族群认同的基础。在某些混合的社会中常常用本地语言来排斥局外人和团结局内人。在一些大的都市的单位中（如学校、工厂）有些小群体选择土语来排斥外人和保持局内人的稳定性，甚至这些人都可以讲非常好的主导语言。即使大家都说同一语言，其中有些群体保持不同的说话方式。如非洲某地一个美国人社区就有这种情形，只要族群保持高频率的交往和维持族群界线，语言的维持就很重要。
格里博革（Greebeng）讨论了都市地区中语言和部落及族群认同的关系，他认为都市语言有许多问题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像都市中非洲混合语问题就是其一。因为一种非主导的土语的维持，并用在某一镇和城市显然是与维持族群认同相关。格里博革注意到语言在一些旧城市，居民来自很广的语言社区，并在有传统的主导语言，一种特定语言的社区中其母语可以保存非常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