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传说，而是传奇，关于哈尔滨这个文化名城的文化传奇。
1961年3月18日，那是共和国最严寒的春天，冰雪并没消融，寒风仍然凛冽。在这一天的清晨，一列来自北京的火车喘着粗气沉重地驰进哈尔滨的火车站。到站的乘客，急匆匆地拥下车厢，迎面而来的寒意，让他们裹紧身上单薄的衣服。有一节车厢里的旅客，谁也没有动，他们用忧郁惶恐的眼神，望着窗外这个陌生的城市。他们没有下车，因为他们的目的地在更严寒的前方。
“张权同志！张权同志！”一个穿着厚重的妇女，挤进这节车厢，边走边喊。坐在临窗席位上的一个脸色惨白、气度非凡的妇女，先是一怔，然后又低下了头。“同志”这个词，对她太久远了，已经四年没人叫她了。“妈妈！叫你的！”坐在身旁的9岁的小女儿扯着她的衣襟说，而她使劲地摇着头。
这时，那个呼唤她的女同志已经走到了她的身边。“张权，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马楠呀！”马楠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好像再也不想松开似的。“是夏衍部长告诉我和陈沂的，说你要来黑龙江，这回你哪儿都不用去了，就留在哈尔滨吧！”这位当时的哈尔滨市文化局副局长，代表这个城市向这位落难的女歌唱家发出了郑重的邀请。此刻，张权的小女儿莫燕高兴地跳了起来，而妈妈已经是满脸的泪水。
面对这个在晨霭中楼宇典雅欧风浓郁的城市，她好像又回到了她留学过的美国纽约州的罗城和她曾举办过音乐会的西雅图，更像她向往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发祥地维也纳、柏林和巴黎。此刻迎面而来的寒风也变得温暖了，仿佛对这个似曾相识的城市有了一点归属感；但她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她想到了和自己一起被打成“右派”的丈夫指挥家莫桂新，被下放到黑龙江的兴凯湖农场，也是在哈尔滨转车的，三个月后就死在那片冷酷的荒原里……
冰雪总会消融的，这个严寒过后阳光格外灿烂的城市终于温暖了这位女歌唱家已经冷却的心。也许是因为她刚刚下榻在国际旅行社，就被服务员送上了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感动，那时这个城市的人民正在饥饿中挣扎；也许是因为几天后吕其恩市长设家宴招待她和小女儿，请她们吃北京烤鸭，当时吕市长对她说：“你才42岁，要振作精神，为人民唱好歌！”也许因为政府把她一家安置在松花江畔一栋别致的小楼，和当时受到人民热爱的歌唱家郭颂成了邻居；当她第一个清晨站在凉窗前练声时，楼下竟集聚了许多人，他们静静地听，然后热烈地鼓掌。她说，这个城市的人懂音乐，比北京人还热情！
心的温暖，让歌唱家打开了被封锁了许久的歌喉。她是天生的百灵鸟，怎能不歌唱！她的第一次独唱音乐会是开在随同她的母校杭州艺专逃亡的路上，1938年春在沅江边老鸦溪一座破房子里，她唱《义勇军进行曲》《天涯歌女》《梅娘曲》；她第一次主演歌剧是在1941年初，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演出了反战歌剧《秋子》，周恩来和郭沫若来为她捧场，因为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歌剧；她第一次在国外开独唱音乐会，是1951年9月在美国的西雅图，那时她已经在伊斯特曼音乐学院获得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和歌剧演唱家证书，她唱了《茶花女》和《蝴蝶夫人》的选段，也唱了中国民歌。
在巨大的成功中张权也有不快，美国观众以为她是日本人，在以后的每场演出中，她都穿上了中国式的旗袍，并大声地告诉观众：“我是中国歌唱家！”当时她面临着人生的抉择，要么接受待遇优厚的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意大利歌剧院的任职聘请，要么回到新生但还贫穷的祖国。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因为祖国和敬爱的周总理向她发出了真诚的邀请。这一年的10月14日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从心底涌出的热流让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在春天般的温暖中，张权成了共和国最美丽的百灵，她第一个用中文演唱了西洋歌剧《茶花女》，在京城连演百场，感动了身经百战的将军和郊区的农民，被誉为“东方的茶花女”。在1957年的那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中，她被折断了翅膀、被封住了歌喉。最让她痛心的不是连降三级工资和丈夫之死，而是有的领导说：“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允许的！”
就这样她被贬出了京城，在去远方流放的路上，她被哈尔滨人民收容了。她回报哈尔滨人的办法，只能用自己就要嘶哑了的歌喉。市委老宣传部长牛乃文回忆，张权来哈尔滨没讲条件，只是想唱歌，她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呼兰县，一炮打响。5月份市里为她举办了专场音乐会，她唱了《月光颂》和《茶花女》等，真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这之后，张权还开了13场音乐会。她后来回忆说：“哈尔滨给了我温暖，给了我鼓舞，是我的音乐生涯的再生之地。当时，我和牛乃文部长说过维也纳和布拉格等音乐名城都有音乐节，我们哈尔滨能不能也办个音乐会？”正是根据张权的建议，这一年的7月，这个城市举办了第一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这是张权对这个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她对给她温暖的人民的一个回报。
1962年3月，张权接到北京的通知，请她列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在此期间北京饭店的一次委员联欢会上，她登台唱了一首《绣荷包》，周总理上前和她握手，“多年没听你唱歌了，你还唱得这么好！”接着总理请她跳舞，边跳她边对总理说，哈尔滨应该建立歌剧院。总理说：“你这个提案我已经看到了，很好！”三个月后，哈尔滨歌剧院成立了，朱德同志亲自题写院名。接着这个剧院上演了《蓝花花》《焦裕禄》《刘胡兰》《洪湖赤卫队》等一系列民族歌剧。张权是舞台上的主角，又是青年演员的专业教师和剧院的艺术指导。在她的带领下这个新生的剧院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一个城市温暖和融化了一个歌唱家冰冷的心，一个歌唱家以如火的热情点燃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热潮。这就是关于张权和哈尔滨的一段佳话，经久流传中让这个城市的人民引以为自豪。
当然，我们的心里也有隐痛，在那个以折磨和摧残文化人为特点的特殊年月，张权遭遇了屈辱——被剃鬼头游街被踢伤腰骨。后来她被下放到阿城的农村劳改。有一次两个红卫兵，押着她回城批斗，在过一段冰河时，不幸落入工厂废水冲出的暗河，她脱掉棉大衣，甩掉大头鞋，挣扎着爬上岸，却昏倒在河畔的雪地里。等她醒来时，正躺在朝鲜族老乡的热炕上。那位大娘赶走了红卫兵，为她烘烤衣服，喂她热汤暖身。后来这位老乡成了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朋友。多年后张权经常给别人讲起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她说：“是老百姓一次次地救了我，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我也不能再歌唱。”
人民需要为自己歌唱的歌唱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最萧条的时候，哈尔滨人民寻找着张权，呼唤着张权，渴望着她的歌声。这时正在歌剧院食堂烧水的张权，被人请上了舞台，面对着如潮水般向她涌来的观众，倾听着久违的雷鸣般的掌声，她激动得昏倒在舞台上。在市立医院张权被抢救了四天，醒来的第一句是：“我还能唱歌吗？”
1977年张权被调回了北京，先在北京歌舞剧团当副团长，以后又被调到中国音乐学院当副院长。1979年消沉了多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又唱响了。张权又回到了她思念的舞台，她和大女儿莫纪纲的“母子独唱音乐会”在哈尔滨连演了五场。她终于实现了“把最好的歌声献给有恩于我的哈尔滨人民”的梦想。
陪着母亲在哈尔滨度过17年岁月的张权的小女儿莫燕说：“母亲这一生最有感情、最牵挂的城市就是哈尔滨。就在临去世的前几天，她还在说，等我病好一点，你领我回哈尔滨看看！”
资深的音乐文化学者苗笛研究员对我说：“从19世纪末，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建设，之后大约有30多个国家的20万人拥入，带来了西方和外国音乐文化的影响，这是哈尔滨这个音乐之城的开创时代。而真正发展建设起来，还是中国三代音乐家奋斗的结果。当然张权功不可没，她以自己在中国音乐界的重要地位，扩大了哈尔滨的音乐影响，她倡导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是这个音乐城的标志，她建议创立的哈尔滨歌剧院是音乐城的窗口和人才基地。如果哈尔滨真是个音乐城，就应该像维也纳一样，街头上树立着众多在这个城市生活过的音乐家的雕像，张权必然立身在其中！”
我想，一个文化城市的标志是有杰出的文化人，一个音乐城的标志是有优秀的音乐人。如果想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城和音乐城，那么多一些对文化人音乐人的关爱、包容和培育吧！这是市长和市民都应身体力行的。
在这个少雪的冬天，我的耳边总是回旋着张权的歌声——《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我住长江头》《蝶恋花》《乌苏里江》和《为什么》（《茶花女》中女主角的咏叹调）。那是我当中学生时，当面聆听张权先生唱的。这些歌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的心中，张权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歌唱女神。我想她在天堂之上，每天都在为这个热爱她和她热爱的城市的人民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