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我们需要对华政治政策上的指导。
罗斯福：好的。如我刚才所说，中国人将需要我们的大量帮助——大量帮助。呃，孔有一次向我要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发展交通事业，我对他说，“孔先生，那可是一大笔钱啊！”我又对他说，“你打算用它做什么呢？”他说，“建筑材料”，他又极力对我施加影响说，“如果我们能得到贷款，我们就在美国购买这些材料。”我反过来对他说，“孔先生，在你们国家是有建筑材料的。你们有水泥，你们有砂子，你们有石头——你们有所有材料。”然后他说，“是的，但我们需要技术帮助——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我们一年得付一名称职的工程师10万美元，给他一所住宅和20名仆人。”我说，“孔先生，我在当纽约州州长时，手下有一名叫作格林的修建高速公路的主管人——（谁听说过格林吗？）——他的薪水是1.5万美元。而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道路工程师。可是他已死了。但不用付10万——付1.5万就行了——没有房子，没有仆人。你并不想付10万。呃，陆军中有许多很不错的工程师——不是正式军人，从老百姓中来的——你付他们8000美元就行了。但不能剥削。”
助手：首相来了。
罗斯福：那么，好吧，你们可要记住，你们都是大使！哈！哈！哈！是的，先生，你们都是我的大使。
会议结束。
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吧。
霍普金斯：你认为在日本哪种宗教不错？
［下面这些在开罗期间记下的未注明日期的笔记是在文件中找到的。］
乔治·马歇尔说很可能在1944年2月打垮德国。
9月，乔治·马歇尔打算调走我，让我统领第4军，只要我愿意就行。他问我我的决定是什么。
柯克说，陆军应该发动兵变、掌管权力。现在看着政治上的古怪行动而没有办法，这简直让他发疯。“我已——30年了，我的肌肉应该彻底放松了”，等等。
“花生米”的荒诞举动。这些家伙对和他一起工作有了一点模糊的认识。要求改变计划，要求再派去600架飞机。罗斯福对他说我们将运送1.2万吨，这把一切都搞糟了。
［以下是乔治·马歇尔暴怒时说出的一番话］“现在让我明说吧。你们在谈论你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权利’。我却认为这些是美国的飞机、美国的人员、美国的物资。我不明白你们凭什么要说我们不可以做这做那。”朱世明落了个弄巧成拙。
12月7日
发现罗斯福将这次失败电告了蒋介石。没有答复。
［下面是史迪威日记中未记日期的笔记。］
德黑兰会议后，计划改变了。罗斯福打电报问蒋介石，“你接受变更后的方案吗？”或“你推迟到11月如何？”蒋介石施加压力，做了回答。“可以，只要你给我10亿美元，再把空军的飞机数目和货运物资的吨数翻一番。”
斯大林在德黑兰控制了局面。他说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将实施霸王计划和铁砧方案［进攻法国的代号］。斯大林将同时投入。于是路易斯［蒙巴顿］失去了许多登陆用的船只，无法进行海盗行动［可能是南缅登陆行动的代号］（他已为此分派了5.8万人）。
斯大林戏弄丘吉尔。“咱们处死5万名德国军官吧。”“噢，可我们不能赞同任何这类计划。”于是，斯大林坚持对他做工作。这就像是输血似的，眼睁睁地看着“花生米”往我们的气囊里装骨头。
水手外交官。国际政治上的一段浅薄经验更加使我确信，我宁肯去开垃圾车。大家公认这不是对待国际政治问题的适宜态度。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许多大人物沉迷于此，还有许多小人物尾随于后。那些成功者们当然乐于使这一职业变得高贵、甚至要为其增光添彩，这可以在眨眼之间通过使用“外交”一词来做到——我们通常是以尊敬的口气说出这个词的，而且这个词会使听者默然无声。对一般的美国人来说，“外交官”一词在人们心目中唤起的是这样一种形象：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条纹裤、鞋罩、燕尾服、大礼帽——严肃而傲慢的神态遮掩着雷电般的智力游戏、引导着国家的航船，在谈判桌上准确地走动棋子，在华盛顿吵得不可开交。在北平出版的一家英文报纸上曾出现过这样一个拼写错误。“diplomat”［外交官］一词变成了“doplomat”，我至今还好奇排字工怎么会排出这么个东西。
把一名水手突然抛入这一阶层，特别是他是一名军队里的水手，事情会使他十分茫然无措。照一般常识看：军官的思路简单而刻板；他只对战争感兴趣，这将使他得以晋升和受到嘉奖；他只受过极其有限的教育，对美好的生活不会享受。他一出现时就处于不利的境地，每个人都急切地期盼着再来致命一击，将他送回属于他的地方去。即使在战争期间，假定军事对于形势具有首要意义时，他也很难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因为他或许会对神圣的外交特权进行攻击。人们忘记了的事实是，他出现在此并非因为他想如此，而是因为他被命令如此。
我幸运地在重庆使馆里发现了一些老朋友，他们是被派来帮助我的。他们过去的经历已经证明，无论选择使用什么手段，他们的工作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在我们的外事机构中有许多好人：如果他们的意见有人愿意倾听，如果他们能更快地升到负责的岗位，我们就会好得多了；但只要我们继续把高级职位用来偿付政治上的债务，我们也就使自己退出了竞赛。
我们对于这一比赛的基本概念是错误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有竞赛的本能；我们希望在半途中与人相会，握手言欢。但我们忘记了一个事实，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我们对骗子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我们总是忘掉过去的经历，天真地希望下一次事情的结局会好一些。在实际情况下，比赛对于我们说来是十分艰难的，除非我们准备好了与所有参与者分享我们的财富。稍多一点现实主义便是我们需要的良药，我们在俄国的事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注意到他们是如何做的了吗？你所见到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当他们想表达一个想法时，他们不是说，“亲爱的大使先生，我衷心希望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目前和谐的关系将长期保持下去”，等等，等等；他们只是说，“如果你们不把那些部队从施涅加扎博撵走，我们就把他们撵走。”令人遗憾的粗鲁，但也极其有效。还记得解决日本人侵占西伯利亚这个小小的难题时的外交艺术珍品吗？信息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日本人不把你们的猪嘴退出我们的花园，那就会产生极为不幸的后果。”日本人不需要由礼宾官员对他们解释这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我不是建议采取一种好战的态度；我只是建议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调整一下我们内心的看法，因为，毕竟生命是真实而重要的。比如说，一件事情的结果是要使得一个盟国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点进行一次军事上的努力。（如你所见，我用了外交手法，我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大英帝国和缅甸。）于是，这个盟国建议在另一处地点进行另一个行动，一个可能与战争结局根本没有关系的行动。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斗之后，我们慷慨地同意接受他们的想法。这使我们必须为了和谐而迎合他们，因此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观点。然后，我们为另一次会议约定了一个日期，接着就回家去再买一件衬衣。
有一次我带着全家去圣迭戈俱乐部吃饭。我让他们点他们需要的饭菜。6岁的本马上说道“烤鸭”。对他那个岁数来说，这东西似乎口味略重了一点，于是我建议给他要一份麦乳精。他身子往后一仰说“鸭”。于是全家都行动了起来，建议换成菠菜、植物汤或土豆泥。他再一次坚决地说“鸭”。我又试了一次，他的回答还是“鸭”，于是我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点了鸭子。他从没听说过乔·斯大林，但他知道这种技术。他本来应该去当个出色的国务卿，但实际上他成了一名医生。
玩国际政治很像玩扑克牌。为了有利可图，在一大堆参赛者中你只需要有一个喜欢上当受骗的傻瓜就行了，特别是他要有足够多的钱，而且对人们关于他具有竞赛气质的暗示十分敏感。最好是让他觉得，人们允许他坐下来是个恩惠——要让这点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其他的玩者就可以过上一个快乐的夜晚了。他可以很容易地被人劝诱着在桌上下赌注——他在面前放上真钱，而忘了带皮夹子的其他人则在小纸条上打欠条，互相传来传去。他们完全相信这些纸条最终会在壁炉里找到归宿。当这个傻瓜决定要回家去睡觉时，你甚至可以十分有礼貌地表示反对，有教养地流露出一种受到伤害的感觉。
我是在东方上的国际政治游戏入门课。头一次因淹没而引起的休克十分严重，但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反复地被淹没使人麻木了。我到过中国、日本、菲律宾、荷属印度群岛、印度支那、暹罗和马来亚的一些地方，但我一直是在楼厅的后排看戏。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走到幕后，亲眼见到了一些没有着装、没上油彩的明星们，我还遇到了许多从前面看不见的事情。［这段文字没有写完。］
12月8日
6点30分起飞。3点30分到巴士拉。饭店客满。开车兜风：“小心拉皮条的人”——浪漫的东区是巴士拉的禁区。
12月9日
6点30分起飞，飞经波斯湾。未在沙迦停留。下午6点到卡拉奇。7点30分起飞，午夜到达德里。
12月11日
11点30分起飞，7点到贾布瓦。6点30分到昆明。
12月12日
见到格伦。同多恩谈话。11点30分起飞，2点到达重庆。一路上睡觉。邮信。
12月13日
上午。文件，办公。给白雪公主［指宋美龄］打电话。同何应钦开会。老一套废话，道路、补充兵员、给养，等等，等等。他像往常一样做记录。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