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庐隐着笔于新女性，写出了她们出走后的际遇和哀伤，凌叔华则落笔于旧闺秀的生活，写出她们与时代隔绝和因此遭遇的种种尴尬。有论者说凌叔华是站在爱情之外来讲爱情的。以前的女作家多是将自己置身于爱情之中来体会爱情，独凌叔华能站在高处俯首观察，看看爱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⑥1925年写作的《绣枕》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位长相秀美，手艺精巧的大小姐大热天赶绣一对靠枕，仆人张妈夸她活儿好，说送到白总长家，会有许多客人来提亲，尤其提及白总长有个才20多岁的少爷。两年过去了，“大小姐还在深闺做针线活“，张妈的女儿说自己一对绣工极好的枕头顶儿，是从一对大靠枕上剪下来的。原来正是大小姐所绣，送入白总长家当晚便被喝醉酒的食客们吐脏了一只，另一只被打牌的人挤到地上当脚踏使，白总长的少爷当时把它们赏给了佣人们。
女孩在深闺刺绣，社会和时代被隔绝于外。她有许多仆人，却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她的人生价值取决于嫁给什么样的人，而嫁好或赖，完全由他人决定。大小姐为了让求聘者满意，认真绣好靠枕，“光是那只鸟已经用了三四十样线”，“那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黄色的线，绣完才发现；以此是配错了石绿的线，晚上认错了色；末一次记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荷色的线她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绣。……荷叶太大块，更难绣，用一样绿色太板滞，足足配了十二色绿线。”张妈那女儿想来看，也不让，嫌她脏，会污了绣活儿。她夜里做梦也觉得自己嫁到了白家。这段梦暴露不爱言语的大小姐的等待心理，她认真绣就是为了出嫁。“待字闺中”，通过靠枕的不幸遭遇，暗示“待字”的愚蠢可悲。
张妈在谈及大小姐时说：“我从前听人家说故事说那头面长得俊的小姐，一定也是聪明灵巧的，我想这是说书人信嘴编的，哪知道就真有。这样一个水葱似的小姐，还会这一手活计！”这一段话的精妙之处将大小姐和她的绣品并置在一起，有着共同的特点，并暗示它们可能有相似的结局。大小姐努力刺绣只是为了将来嫁一个好人家，这是传统中指定给女性的角色。她自己就是一个被欣赏被享用的物品。为了被富贵人家选中，她不辞劳苦制造出另一件物品来推销自己。作家越是写她在绣花时的精致用心，越是与绣品被毁弃的结局形成强烈的反差。作为传统命运中的被动等待的女性，她的不幸与牺牲是悄寂无声的。
《吃茶》中芳影正当芳菲年华，常“幽闺自怜”，“如此年华如此貌，为谁修饰为谁容？”同学淑贞的哥哥王先生留学归来，一起看电影，王先生殷勤有加，为她拣掉在地上的手帕，用心翻译电影中的爱情词句，为她披衣，扶她上车，令芳影不胜回想。三人一起逛公园，“处处都对她用心”，前后奔忙。芳影掉进了幻想中，弄得茶饭不思，诸事无心，一念只在王先生身上。一周后终于收到王先生来信，是张请帖，说他将于某日举行婚礼，恭请光临。文化变迁时闺秀的尴尬。信息的误读。既有文化接收上的迟钝与误会，也有因缺乏经验而受情感欺骗的不幸。作者善于揶揄，芳影“正在很懊丧地垂泪”，被邀做伴娘，只有“你的身材和新娘子配起来很好。”《茶会以后》，阿英阿珠姐妹由待字闺中到待字社交场合中，比芳影懂得多了些，但对新的人际关系、爱情、个人意志都不甚了了，表示了种种看不惯。凌淑华用新文化眼光关照出这些闺秀的古板陈旧，孤陋寡闻，不合时宜。正好与庐隐小说中的新女性相互映照，构成了五四时代女性生活的两个侧面，照出了一段正在终结的历史。
二、叛逆的绝叫：丁玲
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生于湖南临澧，仕宦之家，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1924年到北京，求学不成，过着贫苦寂寞的生活。1927年开始写作，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沈从文一起出版《红黑》《人间》月刊。1930年加入左联，主编《北斗》杂志，1927年发表《梦珂》，描写一个败落的封建家庭女儿闯入社会后陷入绝境的故事。她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不免为她的题材所震惊了。”到1929年末，共写作十四篇短篇小说，收在《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集子里。1933年被特务绑架，在南京关押三年多，1936年出狱后去延安，成为第一个革命女性作家，后有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问世。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冬至1928年春，历来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的作品。作品以日记的形式坦露了一个女性情感的困惑，并率直地表达了自己对欲的渴求。文笔细腻生动，对内心的坦露大胆直接。小说中“我”是一个当时比较时髦的女学生，她有些刁蛮任性，对待真心爱她的苇弟，总是带点戏弄的口吻，从未付出真心，却又要求对方对自己忠心耿耿。而对待浮华漂亮的凌吉士，不由自主地被诱惑，主动采取各种方式去接近他，明知他不是自己心目中那个懂自己的人，依然对他产生了丰富强烈的性幻想。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女性是一个逐渐被规范的群体，男权中心社会从身体和精神双方面对女性进行改造和打磨，女性因此逐渐被束缚在家庭，沦为社会的边缘和底层。“在东方，女人得忍受日本的宽腰带、缅甸的颈环和中国的裹脚；在西方，女人得穿钢支撑的紧身围腰和鲸骨紧身胸衣。”⑦女人的欲望被尘封。而在历来的男性写作的文学作品里，通常把女性当作物品化、欲望化的对象，强调女性的容貌以及带给男性的感受。最常见的比喻有如花似玉，软玉温香，冰肌玉骨等，其可采摘可把玩的意味隐然可见。而女性的欲望则往往被摈弃。
丁玲以莎菲之口大胆写出了女性对男性外貌的倾慕，并因外貌而产生欲望。“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从来我还没有留心到。只以为一个男人的本行是会说话，会看眼色，会小心能够了。今天我看了这个高个儿，才懂得男人是另铸有一种高贵的模型……”“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欣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比如，当我请问他的名字时，他会用那种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这是多么大胆直接而坦率地对女性欲望的表白，这时女性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人，而是主动地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但莎菲又是矛盾的复杂多变的，她身上也留存着传统文化的印迹，所以即便内心对凌吉士的爱渴望得近乎疯狂，却依然实施着自己的一项计划，那就是用手段征服他，让他来求爱。这在莎菲看来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自己向他示爱，那是“一个正经女人做不出来的”，而且，“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好结果的。”所以“我务必想方设计让他自己送来。“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求着我赐给他的吻呢。”然而在深入交往过程中，莎菲发现这是一个灵魂空虚、思想贫乏、趣味低下的男人，他所热慕的是金钱，是能应酬朋友的年轻太太，是在妓院中挥霍肉感。“当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安放的是如此一个卑劣的灵魂，并且无缘无故还接受过他的许多亲密。这亲密，还值不了他从妓院中挥霍里剩余下的一半！”莎菲就是这样挣扎在矛盾中，一方面为凌吉士的外貌所迷惑，深陷思念的煎熬之中，另一方面又鄙薄凌吉士的人格，并为这份迷恋而深深自责。她也因此陷入一种优柔寡断的抉择里，一时想要远离这个人。但马上又把决心忘得干干净净，又开始思念的煎熬。这一份矛盾挣扎是小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真实地摹写了一个知识女性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摇摆，一个女性漂泊者生活的不易和情感的难以寻找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