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啊，人！》
戴厚英44的《人啊，人！》的叙述结构是独特的，它采用了在当年少见的众声喧哗的叙事模式。每一节都以书中一个人物独白方式展开叙述，书中几个主要人物陆续登场，赵振环、孙悦、何荆夫、许恒忠、孙憾、奚流……他们都把心灵深处最真实最细腻的体验和想法袒露出来，在书中形成一部动人的众声喧哗但声调谐和的交响乐。第一人称是最易袒露心曲的叙述方式。每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当他一览无余地展示自己的内心时，总是打动人的。这些心灵低语给全书罩上了一层哲思之光，使书中处处充满思辨之美。虽然有些思考与时代贴合得过于紧密，但整体而言，那些思考是深刻的，对人生饱含洞察，比如在说到何荆夫的日记被公开时，作者借人物之口说：“是谁发明了这种阶级斗争的方法？靠揭人隐私，靠发掘人的心灵中最隐秘的感情来致人于死地。”已经没有个人，属于个人的任何东西都可在瞬间被夺走，被公开展览，无论是自己的财产、房屋或书信、日记，一切都铺开在朗朗乾坤之下，任人评说。作家对这种以集体或强权名义的掠夺和展示表示了极度的愤慨。
小说的主要叙述线索是孙悦与何荆夫的爱情故事，而附着于爱情故事上的则是反右斗争灰色的时代背景。情爱故事显然不是作家着力的重点，她只是借一个好看的故事罗织了一张小说的网，目的是把自己对反右斗争，对人性、人道主义，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细致而又深刻的梳理和思考。显然，作家写作的起点和目的是生态的，期望借这样的梳理来建构一个友善、美好、充满爱和关切的和谐的人际生态或说社会生态。
作家借人物之口说：“一场又一场劫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心灵都弄得支离破碎了。每个人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别人和一切。”在那个“被当作政治上不可接触的人”的年月里，“亲戚朋友不上门，熟人碰面而不理睬。”否则就是画不清界线。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父母和子女可以互相揭发，青梅竹马的爱人可以落井下石，忠心耿耿的下属可以反戈一击，什么都成为理所当然，都被推诿给历史，而自己不需要负一点责任。赵振环在孙悦被打成牛鬼蛇神正在苦苦煎熬时，一天一封信辱骂孙悦，要求划清界线，并趁孙悦被关进牛棚之际把离婚证办了。在政治运动中，就像许恒忠所说的那样：“人就是动物，人类的生存竞争比一切动物都残酷，因为他可以定计划、有意识、有目的地去竞争，还可以把自己的低级欲望用漂亮的外衣掩盖起来。”
作家非常看重“历史”一词，她在每一章的扉页和 第一章每一节的开头，都有一段或一句对历史的个人领悟，她借奚望之口说：“大家都面对历史，让历史去选择每一个人，也让每一个人在历史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每个人只能对历史和自己负责。”现实是从历史中孕育而出，任何现实都带有深刻的历史烙痕，而任何现实中的人都有历史，都无法逃避历史，而只能在历史创造、升华。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孙悦的坚强、独立，对人友善，思想深邃的女性形象是全书的亮点。她本是一个澄澈优美的女子，反右斗争时，她坚持良知成了保奚派。然而她的正直善良却让她经受十多年的厄运，被关进牛棚，被骂作奚流的情妇，青梅竹马相爱的丈夫与她离婚，留给她幼小的女儿和艰辛的生活，她历尽辛苦将女儿养大。苦难使她更深刻地体察到人生的复杂，更加向往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在她的生活中，她最愤慨的是人们时刻关注她的私生活和由此而生的谣言。“污水，污水，随便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污水。特别是女人，又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女人。”用孙悦的口写出了中国沉重的历史因袭中女人的生存困境，传统贞操观、女性观以强大的舆论力量左右着女人的生活，成为女人被攻击，被诽谤的借口，阻碍优秀女性的发展。她眼中的爱情是纯净的，不能含任何杂质的，尤其不能把自己变成商品让人家挑选。“在爱情里，应该只有互相吸引，而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买卖成分。”面对何荆夫的爱情，她有过退缩犹疑，主要是因为愧疚，因为误解，最后她终于选择了听从内心的呼唤。也在此时她发现她眼中的奚流，曾敬重的长者、校党委书记是一个心胸狭隘，僵化呆板的人，经历了文革后，“想不到历史对于他只剩下三句话：过去我有功，十年我有苦，现在我有权。”“奚流的职位恢复了，可是奚流这个人却只是恢复了一半，低级的、令人讨厌的一半。”对政治劫难结束后某些政治人物的描写，实际上是对某种政治生态的描绘。
何荆夫也是一个闪光的人物形象，他感情深沉，思想深邃，能吃大苦，也能出大成果。因五七年大鸣大放，说了一些尖锐言论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沦落到社会底层成为一个流浪汉，十年的苦难并没有磨去他性情中的美好，他对爱情的执着。他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做遍了各种苦活累活脏活，没有放弃阅读和思考，文革结束重回大学后写出了厚重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因此重获孙悦的爱情。
奚望是奚流的儿子，是有思想的新一代年轻人，他看不惯父亲思想僵化，携私报复，总是当面不客气地批评他：“你什么时候才能懂得人民给你权力不是让你整人的，更不是让你挟私报复的？”是他对反右英雄的父亲说，你知道你功劳簿资本的背面是什么吗？“是受害人的血泪。”并说，“一想到这些，我恨不得把天戳一个窟窿来透透心里的气啊。”“你整天想的是如何捞回这十年的个人损失，却不想弥补自己给人民造成的损失。”这些犀利的批评出自“逆子”之口令人深思，而这些话能够当着奚流的面痛快淋漓地讲出来，也只能是奚望。他就像他名字所暗含的一样，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民族的优良种子，他有思想，敢于反抗，直言不讳，哪怕是自己的父亲也不包庇掩盖。
戴厚英在《后记》中的一段话很能代表八十年代初的作家们的心声：“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是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枷锁当做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我走出了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并不应该被贬抑，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推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抛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胸膛：人性、人情、人道主义！”45
二、《雌性的草地》
笔者认为《雌性的草地》是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典型文本，在女子牧马班的女性群体身上所遭受的酷烈的自然环境的迫害和政治为首的父权制中心文化的双重迫害，二者形成固若金汤的厚障壁，将几个花季岁月的女性囚禁其中，肆意凌虐。与此同时，在作者看来，政治操控下的知识青年来到草原，与其说是受教育，不如说给草原生态带来了灾难。
《雌性的草地》里我们看见七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骑着马，赶着马群意气风发地出发了，一望无垠的草地上，我们看见烈日和严寒中的她们被折磨、被摧残，牺牲了青春和美貌，与世隔绝，没有爱情，没有享乐，没有正常人的生活，她们发下誓言，又把誓言烧成灰喝下去，为着这个誓言、责任、信仰，她们自觉自愿地摧残着自己，奉献了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我们为她们流泪感动，不是吗？她们坚贞、顽强、勇敢，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苦难，战胜苦难，成就精神的崇高。然而，回头细想，我们的泪又化为惊涑，化为愤怒。这种英雄主义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可笑的愚蠢，以几个弱女子的赤手空拳去搏斗险象环生的大自然，是对生命极大的不尊重。
虽然身处渺无人烟的草原深处，只有几个女孩子，但她们仍是一个政治的集体，“狠批私字一闪念”，所有的物品都是公共的。所以当某一人被集体孤立的时候，这是她最脆弱的时候。老杜、柯丹、毛娅都先后被孤立过，她们都承受不住这种被孤立。老杜搬到一破草屋中单住，后因救落入冰窖的马差点死去，此时的她已瘦去了人形；柯丹拼命干苦活儿累活儿用劳动来惩罚自己；毛娅嫁给了当地的牧工。
个人被湮没了，这是一个红色的女子牧马班，是树立的典范、标兵。然而她们毕竟不是一生下来就属于女子牧马班，她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也自然会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集体围墙中闪现出个人的微弱亮光来。柯丹与叔叔生了孩子，毛娅对性的渴望，小不点儿与兽医乱伦的关系……都与爱情无关，在那个思想荒芜，文化专制的时代，这些居然变成了不屈的向日葵，荒芜中的一抹美丽，生活依然有故事，由于存在这些故事，文化专制对人性的压抑才显露出愚昧、荒谬和脆弱的底色。
比如沈红霞的故事，她怀孕的母亲因为美丽在一次舞会上被将军看中，一去就再也没回家。几个月后一个女婴送还给父亲。“父亲说他恨极了”，恨谁呢？这里隐藏着一个悲剧：一个被夺走妻子、女儿的男人的故事，一个“浑身缟素死一般沉静的女人”“石膏雕塑般的女人”的故事，她想过些什么？她有怎样的生活？在这样的隐情节里会有多少血泪、孤独和思念。甚至叙述时不带感情色彩。继而，在小红霞十岁时，将军开始了对她的教育，给她铺设出另一种前程：“不穿花里胡哨的衣裳，争取拿更多的奖状，好好听老红军的报告，到艰苦的地方去。”直至把沈红霞塑造培养成一个为信仰奉献了腿、眼睛、声音的姑娘，设计了她严峻辉煌的人生。她是没有自我的。
比如老杜，这个丑得让人心碎的姑娘，没有前额和下巴，只有漫长的一张脸，她自卑到了极点，她来到女子牧马班是自愿更多可能是被迫，她的父母手拉手跳楼自杀了，为什么跳楼？曾经是怎样的身份？老杜怎样看待？都被隐没了，我们只看见这个丑姑娘一次又一次的梦魇。她的自卑，对男性对欲望的渴求，使她有许多变态的行为，她对柯丹的迷恋（钻她被窝，主动挨她揍等），她对驴子反常的畏惧，她会把一句话反着念成一句下流话，她骑怪里怪气的马鞍子磨得血肉模糊只为体验一刻的晕眩，她装病挤在要回城指标的知青队伍里，扒车被摔得瘸了腿，被集体抛弃后死命要求集体接纳，半年间瘦得只剩一副架子，她跳进冰窟窿里救马驹，她死在回城的路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蜻蜓点水式的，都没有完整具体的叙述，都让人要想一想，问一问，才能得到答案，才能真正心酸难受，如果说她有什么过错，那也只是她生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在她丑怪行为的另一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她的任劳任怨，牲口一样劳作着，在被集体抛弃的半年里，她吃的什么？怎样度过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见正义的姑娘们把她的行李仍到了外面，只当没看见这个大活人，她只好把自己搬在头一年的泥坯屋里，单门独户过日子，而住过一年的屋是不能再住的，漏风漏雨，倒塌歪斜，修都不能修。这个悲剧命运的姑娘，从来没有接触过幸福的姑娘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心，她代表着个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历程，也更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那个时代的野蛮和荒诞。
这样被省略、隐蔽的人物故事还有柯丹的婚姻、生布布的过程，陈黎明的爱情故事和她陷在沼泽的经过，芳姐子被杀的故事……仿佛山间迂回的小路，一会儿转入了山中，又一会儿从山涧延伸出来，那隐没的部分反而更令人揪心，更让人关注，才是读者真正想要倾诉的内容。
严歌苓以笔下英雄沈红霞的意识，串起了红军过草地时代的芳姐子，五七年垦荒时代的陈黎明，字里行间，奔涌着冷凛的批判意识和拒绝趋奉的执拗的诚实。十七岁的芳姐子是红军里的宣传队员，她美丽、爱唱歌，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歌声鼓舞战友。红军过草地，大部队已走了，芳姐子所在的收容队已没有多少粮食，故而被绑着的“奸细”没有粮食可吃，但他却坚持不死，靠吃草，却一天天让人吃惊地活了下来。他要申诉，坚信自己是清白的。芳姐子偷偷节省下粮食，喂他吃，听他讲述了冤屈，决定放他走，可他宁愿死也不叛离革命，被队员们抓住后，扔给他们一只枪，谁打死对方，谁就不是奸细，他拿起枪塞给芳姐子，芳姐子选择了奔跑，枪响了，他打死了她。五七年，数千名垦荒队员来到草地，满怀雄心壮志改天换日，却种下小麦长成了草，种下草地却荒，陈黎明是这些垦荒队员中的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豪情。因为她所驾驶的康拜因陷入大沼泽，她守在车旁，一同陷入了沼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