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朦胧歌与舒婷
70年代末，朦胧诗在文革后波澜迭起的文学大潮中崛起，其成员主要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他们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等现代诗歌技巧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美学特征的诗歌。他们都在《今天》上发表诗，并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个有共同诗歌追求的集体。《今天》是1978年12月创刊的民间的诗歌刊物，主要创办人是芒克、北岛等。《致读者》的发刊词中表达了这些诗歌革新者对于“时代”的理解，并由此宣言他们的文学主张“‘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的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后来被认为“朦胧诗”派的一些重要作品都已在这份刊物上刊载。
1980年八月，《诗刊》发表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从诗的阅读上的朦胧、晦涩、难懂上对这一诗潮展开批评，朦胧诗因此得名。之后围绕着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涉及问题之广、之深，在现代诗歌史上都是罕见的。批评家谢冕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来吁请“宽容”，“对于这些‘古怪’的诗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急于出来‘引导’”。孙绍振撰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撰文《崛起的诗群》纷纷对这一诗歌潮流给予热情支持，由于他们的文章题目都使用了“崛起”一词，后来在需要将它们放在一起谈论的场合，被称为“三崛起”。三篇文章对朦胧诗的美学原则、特征、内涵、文学史意义进行了全面阐述。认为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推动了诗歌的多元化艺术发展。
舒婷是朦胧诗人中最早得到大家认同的女诗人，1979年4月，舒婷最初发表在非正式刊物《今天》上的《致橡树》被全国最有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转载，引起多方注意，并得到家乡文艺界的高度重视和珍惜。1980年《福建文艺》编辑部以“关于新诗创作问题”为题开设专栏，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讨论。随后，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获“1979－1980年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诗集《双桅船》（1982年）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作（诗集）奖”二等奖。舒婷的诗之所以能第一个浮出水面，被当作朦胧诗的代表，不仅因为她是女诗人，也不仅仅因为她的作品展示了一代青年真实而又痛苦的生活轨迹和从迷惘到觉醒的心路历程，而是她的是无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上都是最合乎传统审美规范的。她对社会有所批判但从不绝望，她感伤但更多表现出人道主义关怀，从而得到了“清新的艺术之风”的美誉。
舒婷诗作多为表达对人生的坚定信念和对理想的热切向往。其诗作意象丰富，语言明白晓畅，趋于散文化，富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最明显的艺术特征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她的诗中较少有直白的表露，大多采用隐喻、意象、暗示、象征、通感及打破时空的方式，对革新诗歌表现方法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在这一点上，她受到蔡其矫的诗风影响很大，当年在闽西山村插队时，得到过他的指点。舒婷早期的诗大多写于农村插队时期，《海滨晨曲》、《船》、《雨别》、《赠》、《春夜》、《四月的黄昏》、《致橡树》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舒婷的诗或借助内心来映照外部世界的音影，或捕捉生活现象所激起的情感反应，以细腻、柔婉、典雅的诗风，以忧郁、含蓄、感伤的情感色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写于1975年6月的《船》“一只小船，不知什么缘故／倾斜地搁浅在荒凉的礁岸上／油漆还没有褪尽／风帆已经折断……”破落衰败的小船，失去了力量的斗士，颓然搁浅在一个荒凉的连青草也不肯生长的地段。而在咫尺之外，是他曾经亲密的或梦想的波澜壮阔的大海，自由飞翔的鸟儿，“船”与“海”的可望不可及，使人想到理想与现实，爱与不能爱，禁锢与自由等等不能实现自己的痛苦。而她的呐喊“难道真挚的爱／将随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也代表了一代人对自由，对实现理想的热望。这一首诗初步展现出舒婷诗作意象丰富、意境深远的特点。
舒婷细腻的笔触使她在描写情感一类的诗显得从容自如、游刃有余。《赠》中用素朴直白的语言刻划出一个内心忍受着爱的煎熬，又怯于表达的女孩子形象。“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雨别》中那个匆匆跑下，追出很远的女孩，那个在堤坡上与心爱的人一起散步满心快乐的女子，那个被所爱的人看到心事“满脸通红的收起稿子／你庄重而又亲切地向我表示祝福／你在爱着／我悄悄地叹了一口气／是的，爱着／但我不告诉你／他是谁”如此单纯而明净的情感，带有淡淡的忧郁但并不哀怨，充满女性美的芬芳，清浅的诗句，美丽温软的情怀，使舒婷的诗犹如以湾清澈的小河，河边长满美丽的野花和碧绿的小草。
《致橡树》是诗人写于1977年3月27日的一首名篇，一反平日的温和柔婉，而是直抒胸臆，坦荡爽直的告白“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得懂我们的言语。”真是并肩携手、妙不可言的一对情侣。他们息息相通，哪怕是一阵微风从面前掠过，都能引起共同的感受；他们心心相印，恐怕除了上帝，再没有人听得懂他们在风雨中发出的沙沙声所传达出的话语，也不会有人在晨曦和夕照中瞥见他们那些斑驳交织的光影所露出的彼此会心的微笑！你看，木棉用一种为橡树所爱，为自己骄傲的口吻说：“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云霞、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舒婷在这里提出的爱情观是建立在人与人，男与女，平等，自由，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仅在形体上，也在追求的目标，各自的事业上都达到完满的结合，这有别于她早期诗中那个柔婉、含蓄、缠绵、想爱又怯于表达的女孩形象，而重新树立了一个乐观、坚定、明朗的木棉女性。
同是写于1981年的《惠安女子》和《神女峰》可以看作《致橡树》追求女性价值和生命价值独立存在的续篇，她从大家习以为常的景观和审美情趣出发，揭示传统思维对女性的束缚。在封面和插图上“成为风景，成为传奇”的惠安女子，人们只看到她们以银饰约束的“柔软腰肢”，“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的美丽画面，却忽略了她们的苦难，忽略了她们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在同样被当作美丽传说的三峡神女峰上，那个望穿秋水，望过多少日月年代的女子是不是也错过了“无数次春江月明”？处于等待的位置本身就是被动、痛苦的，却被人们传说成了美丽的梦！“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诗人以激愤的语调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以选择句式嘎然而止，展现出新一代女性的爱情观。
舒婷也希望承担重大主题，表达某种社会性问题的哲理，这样的诗有《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土地情诗》、《这也是一切》、《会唱歌的鸢尾花》、《一代人的呼声》、《风暴过去之后》、《献给我的同时代人》等。大多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人生、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关注，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广的爱和责任感。在朦胧诗人中，舒婷是独树一帜的，她的诗语言清新而又不落俗套，诗的意象多采自她生活的地域的自然景物。她的抒情风格的艺术渊源可以看到俄国的普希金、叶赛宁，印度的泰戈尔和我国的徐志摩、何其芳等的联系，而事实上她写诗的初期，较多阅读了上述诗人。舒婷偏爱修饰性词语，也经常运用假设、让步、转折等句式。1982年以后，她有一段时间搁笔，三年后再执笔时，诗的内容、形式，出现更明显的“现代”倾向。其后，诗作渐少，更多转向了散文创作。
二、八五后诗歌与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的诗歌
80年代头两年后，“新诗潮的第一个浪头实际上已经过去。”作家们中的大多数，写作上出现停滞状态，而随着朦胧诗影响的扩大，北岛、舒婷、顾城的诗作，被许多诗歌爱好者模仿，大量复制，质量下滑。与此同时，一批更年轻的作者登上诗坛，他们提出“打倒北岛，pass舒婷”的口号。他们声称既不代表时代，也不代表任何人，他们仅仅只是为个体的自己发言，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坚持在民间和非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并形成地域不同的圈子。这种现象最终汇集为1986年《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这次大展，一下子涌出60多个自立流派，如“他们”、“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真人文学”、“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诗派。其后，在一些诗歌刊物上又相继亮出数十种旗号。这些自己命名的诗派，既有宣言又有作品，有的还有自己的诗歌刊物和自己的诗评家。两年后，由大展组织者推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无疑证明了新的诗歌事实已然形成。他们将自己命名为“第三代人”，创作命名为“第三代诗”。其他的称谓还有“后朦胧诗”、“新生代”、“后新诗潮”、“后崛起”、“当代试验诗”等。
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影响较大且较有代表性的诗歌流向和诗人群体：其一是坚守知识分子精神立场，执著探讨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批诗人主要以海子、骆一禾、王家新、西川等为代表，坚持“个人化写作”，“边缘写作”。有时被称为“后朦胧诗人”，他们像朦胧诗人一样关注社会人生，抗拒世俗，只是更倾向于在文化和哲学的层面探讨世界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并以此作为诗人的使命和诗歌的终极意义所在。其二是站在民间立场，倡导民间意识的“第三代诗人”。由若干个民间诗歌社团“他们”“非非”“莽汉”“海上”等诗社汇合而成的诗人群体，提出反英雄、反崇高、反优美、反理性、反文化、反意象、反修辞，甚至“反诗”。始作俑者是云南诗人于坚，他在一篇题为《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的文中写道：“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痛斥“知识分子写作”是“可耻的”“殖民化的”。他提出诗人写作，认为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此外，还有南京的自由作家诗人韩冬，山西的沈奇、广东的杨克等。
其三是抒写女性经验，表达女性意识的女性诗人。以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在985年的正式发表为标志，“女性诗歌”在八九十年代的诗坛高扬起旗帜，成为先锋诗中可观的一部分。所谓女性诗歌，是“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表达她们基于独特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的诗歌。翟永明在80年代的创作中所发掘的“黑夜意识”，几乎成为一代女性诗人所钟爱的独特语境，黑夜和黑色背景成为女诗人一段时期创作中的基本色调。她们大胆抒写女性的内在经验，并与外在的传统势力形成了强烈的冲突。从表现对象到意象的营造、诗句的组织都别出心裁，甚至给人惊世骇俗的感觉。代表诗人有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陆忆敏、海男、林雪、张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