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暗示了第八个信条，变革社会的任务离不开劳动分工。就是说，依靠众人和各类人才来做这项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又表明，他们中的每个人与其他个体一样，都是必要的，每种性格、每种技能、每种才能、每种天赋都有用场，也必定有用场。事实上，它们是社会变革的前提。这意味着化学家必须尊重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必须尊重化学家，因为他们都是必要之才。事实上，这也意味着汽车司机、垃圾清运工、售货员、机器操作工和打字员，以及神才熟悉的什么工作，他们所有人和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是必要的。这意味着任何个人都可以在其工作中获得自尊。不要把人分为领导者和追随者。在理想的社会变革中，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知道为了目标要尽他最大的努力和做出最大的贡献。因此，他与其他每个人一样，是将军。在理想的社会变革中，每个人都是将军。对任何做事的人而言，用到每种技能是完全可能的和现实的，无论是需要做的事还是喜欢做的事。
第九个信条明白易懂，那就是每个人都是、也应该是非常自私的。这就是说，根据该理论，由于每种性格、每一种人都是有用的，也的确是必要的，他可以做其他人做不了的事情，因此他能够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能够做出他最大的贡献。这意味着他必须了解自己，非常了解自己的才能和能力，然后将自己的独特才能服务于公共事业，那么，他就能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这种有益的自私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它使得我们同时既是无私的又是自私的。或者用另外的话说，自私是我们在社会改良时最终能够做到的最无私的事情（如果这两个词的定义非常严谨的话）。同样，如果有人问起无私的最佳方式或帮助社会的最佳方式，那么回答必定是，首先弄清楚你最擅长做什么，然后做你擅长的。我们最擅长的是自我发挥、自我实现、快乐生产和愉悦生产。无私与自私在B－心理学或协同上的超然划分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使得我们完全能够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去做我们最擅长的事，去做能给我们带来最大乐趣、满足和快乐的事，去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去做让我们道德高尚、让我们快乐的事，去做我们分内的事——所有这些恰恰是在同一时间一起发生的。
这暗示了第十个信条，那就是亲情和友情。如果我们真正理解该信条，那么我们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是应募加入同一支军队的战友，是加入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或同一支球队的队友，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不仅要清楚我们自己能做出的贡献是什么，也要清楚其他人的贡献是什么，他们能比我们做得更好的贡献是什么，这是事实。那就是说，对其他人与我们是有差异的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感激和感谢。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体育型体质的人，像我这样的瘦型体质者就不得不去做体育型体质者的工作。但是，我是瘦型体质者，我干不了适合体育型体质者的工作，况且我也不喜欢这类工作。它们对于我是一件痛苦的工作，尽管对那些生来就是体育型体质的人是一件非常快乐的工作。因此，如果我是明智的，应该为这个世界上有体育型体质者的事实感到非常快乐，我就应该为他们天生适合而且愿意去做我不愿意做但又完全必须要做的工作表示万分感激。如果我真正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会喜欢体育型体质者，这与男人和女人之间能够彼此相爱是同样道理。事实上，深刻理解彼此是互相补充的，可以使在一起的男女相爱而不是怨恨。每个男人都应该为这个世界上存在女人而深为感激；每个明智的女人也应该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男人而深为感激。
同样，律师应该感激世界上有医生，而医生应该感激世界上有机工……如果这样推理下去，我们就谈到了关键问题，即使对世界上的痴愚者，对那些愿意拾垃圾、干脏活、从事乏味工作的人，对那些愿意去做我们不喜欢做但又必须要做的工作的人，也要感激（和关爱）。当然，对抗与竞争的概念必须在友情的背景下重新去定义。
我们也许会认为世界上有一群人比其他任何人群更加友爱，那就是科学家。当然，他们的规则、规章和行为方式是其他人的榜样。科学简直就是劳动分工，就是友情和亲情。但即便如此，上述详细分析表明，科学家们的劳动分工、友情和亲情并不像应该的那样好。要真正理解这个信条就应该抛弃对抗与竞争、彼此排斥、彼此轻视这类念头。例如，有些物理学家认为生物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因此对生物学不屑一顾；有些社会学家认为工程师不过是一群还在玩儿玩具的小孩子，其实并不是在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对协同的定义、对导致协同的对分超越的广泛理解。
或许还有第十一个信条，它也许只是上一个信条的延伸，派生自上一个信条。那就是，每个人必须适合于他的工作，必须是自愿工作。每个人必须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是因为每个人必须了解自己的特长，也就是他的才能、能力、技能、价值观念和责任能力，等等。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求助职业指导工作者、人事工作者和临床心理学家等专家的帮助，他们会通过测验向他提供有关他本人的信息，或者向他提供社会职业需求的经济信息。最终的决定还是要交给当事人自己，也许紧急情况例外。
作为革命变革或社会改良理论的一部分，还有第十二个基本信条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在一个人的才能、才干和天赋最大程度地发展过程中，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约束和努力工作的必要性。这在今天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许多年轻人在曲解流行的成长与自我实现心理学。那些更依赖、更放纵、更饶舌、更消极的人，正在把自我实现心理学解释为“等待授意”，等待奇迹发生，等待好运降临，等待到达最高境界的体验。这些解释告诉年轻人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他们应该做什么，而不必费吹灰之力。其中那些自我放纵的人认为，自我实现应该是能使人快乐的任何事情。
是的，尽管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最终是正确的，但不是永远正确，也不能马上实现。培养一个人的能力可能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可能连他自己也不喜欢（即使对那些明白这是达到自我实现最终目标的必要步骤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人来说，这可能同时也是快乐的）。年轻人的这种态度与他们的父母和兄长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那就是不与人发生冲突，对他们不加管束，期待他们做出决定，期待他们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是的，这种事情毋庸置疑地会发生，这种方法对某些人毋庸置疑地会起作用，特别是对那些确实才华横溢、干劲冲天、愿望强烈和具有强烈献身精神的人。但对那些态度消极的人，对那些思想认识糊涂的人，这种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尤其是那些年龄尚幼的儿童。
这完全是等待奇迹发生而不是创造奇迹发生的哲学，完全是在等待中虚度年华、消磨时光而不是把才能看做是需要学习、历练、练习、训练和刻苦工作的哲学。必须抵制这种哲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自律的正面作用和放纵的负面作用、挫折的正面作用、磨难的正面作用、挑战的正面作用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此外，对一些得到解决的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根据我的研究，那些自我实现的人都是工作努力的人，都是有献身和敬业精神的人，都是将全部精力倾注在他们认同的职业、职务或工作上的人。当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父母的教育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大改变。它意味着要与当前围着孩子转、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的风气作斗争，要与担心说“不”会伤害孩子、会使孩子失望、会延迟孩子的满足的风气作斗争（参见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rdon）等人的著作The Split－Level Trap，其中列举了许多这方面的典型事例，特别是讲郊区孩子的那一章）。
第十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信条对上述所有信条而言都是必要的，同时也隐含在上述所有信条之中，那就是美国式的革命或社会改良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它不是永远不变的、不能改动的和最终的，而是开放的、试验性的，甚至在采用科学方法上也是低调的。由于不掌握全部信息，由于知识在不断地增加，特别是由于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与我们的需要相比还十分有限，因此，在这个领域里，任何草率的结论与任何自负不仅是不适宜的，也是有违科学的。所有科学的规则都出自这个社会变革的一般理论，特别是对一门刚刚兴起的科学而言，更是如此。
在这方面，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一位应该受到崇敬的英雄，而不是昔时暴躁、嗜杀、好战的革命者。我们需要的是，也必须是，非常普遍和非常深刻的科学态度。那就是说，每项改革建议都应该被视为是有待检验和证实的假设或试验，它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失败的或愚蠢的，这种情况永远是存在的。即使试验取得成功，它也可能带来各种新的、未能预见到的问题，这种情况更加常见。
我们也许可以用社会富裕的例子来说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追求社会富裕，人们期望它不仅给人类带来快速发展的可能性，也带来即刻到手的幸福。富裕带来了更多美德、有利条件和进步，也带来了各种想不到的问题、有害结果和陷阱。这种试验态度可以，也应该采取另一种更加明确的方式。例如，根据现有的所有证据，如果我们认为对算术教学方法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目标是有利的，那么，实行这种变革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认为一个人有某种天赐灵感，整个变革是完全确定的和有把握的，预料并确信变革肯定会起作用，轻蔑、鄙视和抨击那些表示怀疑的人和持不同意见的人。另一种变革方式是假定存在变革起作用的可能性，但也存在变革不起作用的偶然性，无论如何成功必须得到证实。例如，将整个变革预先精心设计为控制组具有可能性、变革前后都进行测试的试验，并且谨慎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被选中的最佳试验设计，以便我们确定变革是否真的有作用。此外，认为不能同时进行五六项试验是没有理由的。如果存在两三种或四五种同样合理的改进方案，为什么不同时试验这些方案呢？当然，在相信确定性、相信能够一劳永逸地完全改变所有信徒长期信仰的旧方式下，这种试验是不可能的。（要了解这种老式革命者或改变信仰者的特征，可参见埃里克·霍弗尔（Eric Hoffer）的著作《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
该信条所暗示的一项任务是重新定义确定性的概念。应该列出各种辞典对这个词的解释，然后仔细地进行比较。对数学意义上的或老式宗教意义上的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必须彻底地放弃。唯一的问题是，一旦放弃这种超自然的确定性，许多人往往会连确定性概念一起放弃，转而主张完全的相对性，这是不必要的。看看科学家是如何的自信而又对某项结论可能存在的问题保持非常清晰的认识吧，基于经验证据的累积得出的结论，给出了“科学的确定性”——即使不是“永恒的、完美的数学的确定性”。两者是不同的，应该加以区分。
当然，理论、哲学和科学方法上的许多其他变革，采用这种用于社会改良的杜威式试验方法，也是有必要的。例如，参与观察的所有问题必须非常仔细地加以拟订；实验室实验的科学鉴定必须断然放弃；观察者的看法会影响其观察，必须非常仔细地加以澄清。多尔顿在其著作Men Who Manage中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作为案例研究的典范（特别是他为菲利普·哈蒙德（Phillip Hammond）所编的Chronicles of Research一书新写的一章“研究思路与方法”）。
这种研究需要在社会生活的许多不同领域重复进行。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观念分离的不可能性，以及所有伪科学的问题，必须永远地放弃，这需要比我们现有更多的事实和更多的思考。最后，这个信条的重要性之一是更加强调社会变革的缓慢性，而且是必要的缓慢性。我们必须要有科学家的耐心，等待论据出现后方才做出自己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