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没有人会围绕精神性的主题筹划召开一次企业会议，更不要说以此为题写一本书了，可是今天，以“工作场所的精神性”为形式的宗教变得更加重要了。心灵大师狄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倡导的把东方和西方的神秘主义与美国梦想融合在一起的团体静思提前两年受到追捧，以此为标题的畅销书如《心灵引导》（Leading with Soul）、《工作的心灵鸡汤》（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at Work）、《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The Seven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作为CEO的耶稣》（Jesus as CEO）和《饥饿的心灵》（The Hungry Spirit）等被抢购一空。
是的，如果我们研究马斯洛博士说过的话，或许“工作”本身就能重新激起我们对精神性的兴趣。所有的组织都在确定其目标、价值观念和使命陈述，这个过程迫使领导人和雇员去分析他们的心灵。今天，全球经济日益激烈的竞争将价值观念和道德径直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要求其做出评价和讨论。公司内部的对话与讨论有助于我们从集体和个体的角度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主张什么，我们如何办企业，我们如何对待其他人。
正如马斯洛的先见之明所示，我们越是沉浸于企业人性面，我们的心灵就越纯洁。
第13篇心理健康与出类拔萃的经理、主管，工长的特性之间的关系——利克特著作读后感
这是一种整体思维或有机思维，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思考的问题不像一条直线，也不是因果链，而是类似于蜘蛛网或网格穹顶，每个部分与其他每个部分都是关联的。观察一切事物的最佳方法是把整个事情看做是一个大统一体。
——亚伯拉罕·马斯洛
我认为，利克特的《管理新模式》（New Patterns of Management）的头几章和我读过的其他几本论述管理的书的麻烦在于，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他们谈论的话题与心理健康一般观念之间的关系，而我是清楚的。例如，我做了一个小游戏，对利克特头几章中根据经验发现的出类拔萃的经理的所有特性核对打勾。这些出类拔萃的经理来自生产率更高的集体中，或是在其他方面很优秀的工人集体中，如流动率更低、病假更少等。列出所有这些特性，然后在另一栏中列出在平庸主管身上发现的特性，以非常普通的方式给出非常清晰的心理健康和心理患病的模式。我想我日后会尽力认真地做这件事，它非常清晰和非常明显了。
这个关系使利克特的发现和许多其他考虑产生关联。例如，我认为存在将政治和政府作为一种管理问题加以考虑的可能性；进而科学可以看做是以特殊方式管理的大型企业；于是大学的“管理”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对我来说这已经很清楚了。
此外，关于管理的这些讨论可以扩展，完全可以与心理健康、个人成长、精神疗法、协同作用、理论社会心理学以及天晓得的其他领域的文献联系起来。
在我尝试思考这些问题时，立即发觉纯理论必须马上纳入考虑范围。例如，我们的讨论必须要有一种整体思维或有机思维，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思考的问题不像一条直线，也不是因果链，而是类似于蜘蛛网或网格穹顶；每个部分与其他每个部分都是关联的；观察一切事物的最佳方法是把整个事情看做是一个大统一体。或许我应在后面尝试一下这种思维方法，但现在我想我要做的是试试一个接一个地自由联想。
首先，优秀的政治家和优秀的国务活动家不也是优秀的管理者吗？这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水平问题，因为它是说，只有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即诚实是可能的、人们是正派的，等等，优秀的政治家才是优秀的管理者；当人们是不好的或不成熟、精神变态的，他就不可能是优秀的政治家或优秀的国务活动家。但即使如此也不全然，因为就此而言，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个优秀的经理或一个优秀的主管，可以在尽人事职责方面和在成功的环境下被认为是优秀的。优秀的政治家用他的资源做到最好，或者在向对群众有利的方向上带领群众前进了一两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优秀的”，即使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提出优秀的政治家和平庸的政治家与环境良好水平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在有关成长或开明管理政策的大量著作中发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东西。许多作者用一种绝对的方式谈论着，似乎这种新的管理政策在某种柏拉图式的感觉中很“好”，言下之意它永远是好的，因而忽视了这些政策实施的环境。换句话说，良好的管理政策是讲究实际的、功能意义上的良好，它们可以比旧式管理产生更好的结果，这个核心问题往往被忽视了。它们目前不被认为必然是良好的，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但更是因为它们发挥了更好的作用，它们在提高生产率、改善产品品质或促使普通民众成长等方面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如果我们记住了，那么我们肯定不会完全笃信这些管理；我们不会把它们当做本身就是良好的、与其后果无关的来对待了。
更具体地说，我的看法是这些新Y理论的开明管理政策事实上非常适合今天的美国，非常适合健康、成熟和民主的美国公民，非常适合民主的特定文化环境，等等。但假定发生了原子弹爆炸或腺鼠疫流行等其他什么灾难，使环境发生改变，人们就得根据丛林法则生活。那么，良好的管理政策是什么？显然，它会完全不同。现在我们认为是良好管理政策的东西会是完全愚蠢的和极有害的。在钱财富足、货物富足、食品富足的富裕社会，你可以依据Y理论信任人，但在大多数人挨饿受冻时，在没有足够的食物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时，显然你不能信任掌管食品储藏室钥匙的人。在这种环境下我该怎么做？噢，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有100个人和只够10个人的食物，90个人不得不饿死，那么我会千方百计地确保我不在那90人之列，我也非常确信我的道德和伦理等等会非常迅速地改变，以适应丛林情形而不是先前的富裕情形，尽管那些原则曾经很好地起过作用。
这就是我在阅读管理文献时隐约感到忧虑的地方，即经常成为决定因素的一种虔敬，一种半宗教性的态度，一种轻率、欠考虑的、先验的“自由主义”，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对现实情形的客观要求保持必要敏感的可能性。最符合客观环境要求的管理政策就是最好的，这种方式是一种极其讲究实际的方式，但它也是典型的韦特默（Wertheimer）和卡托纳（Katona）式格式塔心理学，即认为最佳的思维方式、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显然取决于对问题情形本身的充分认识，取决于客观的观察，没有预期，没有预先推测，没有任何完全抽象意义上的先验思维，大概只有神能不凭借偏见、恐惧、期望、希望、个人优势等看到。这是观察任何情形的最佳方式，也必定是观察任何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最佳方式。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摆在眼前的问题，不是藏在脑后某个角落、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问题。那不是今天的问题，那是昨天的问题，它们未必同时发生。
附带说说，我可能会从中得出一般性原则。我在阅读管理、组织和领导的文献时做了许多笔记和注释，由于对上述特定理论的虔敬和忠诚的原因，在我看来这些文献有点不对头（像是选举投票，不管怎样只能支持一个政党的候选人）。我认为能够涵盖我心目中几乎所有标准的表述是“符合客观环境的客观要求”，这个表述不仅意味着客观感知（最好记一些有关B－认识的笔记），也意味着符合环境客观要求的适当行为（记一些有关自发性、创造性等等的笔记）。
回到原来的问题，我认为它可以在几个不同领域显示和得到经验上的支持。例如，我们有大量与不同学生有关的教育政策（教育管理）的数据，我认为这样说是公平的，我们知道对待战后德国出现的专制的学生，需要与教育和管理同龄的普通美国学生完全不同的方式。专制的学生更喜欢和需要专制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有最好的表现，而其他类型的教师都被认为不是真正的教师，会被捉弄、失去控制等。
对待专制者的正确方式是把他们当做十足的坏蛋，然后像对待坏蛋一样对待他们，这是对待坏蛋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对他们微笑，并想当然地信任他们，将食品储藏室的钥匙交给他们，就能马上使他们悔过自新，那后果将是银器被偷走了，而且他们会鄙视“软弱的”美国人，以为美国人没有骨气、愚蠢，是可以利用的温顺的绵羊。每当我偶然碰到专制的学生，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立即确立我的权威，让他们吓一跳，甚至设法拍打他们的脑袋，告诉他们现在谁是老板。一旦权威被接受，也只有被接受，然后我才慢慢地变成一个美国人，并告诉他们一个老板、一个强人、一个挥舞拳头的人也可能是仁慈、和蔼、宽容和值得信任的等等。对此毫无疑问，如果专制主义的弊病不是太严重，这种管理实际上会改变这些人的世界观和性格，把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部分人，改造得更民主而不是更专制。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企业情形。我们向美国工人们提供了政治民主和富裕的环境，他们可以让上司走开，如果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他们可以离开，去找一份新工作。但假定波斯人、秘鲁人、沙特阿拉伯人或其他人在某人的控制下生活，这些人经历的世界只有狼和羊，他们肯定知道他们是羊，不是狼，那么十分清楚，实际上我们需要x理论的管理——至少是目前——缓慢并谨慎地向Y理论管理转变，直到工人们表示可以改造他们的性格，并能够在值得信任、珍视诚实、珍视自治等等条件下生活。
民主政治理论也是如此。不加区别地将美国人的政治手段输送到比利时或刚果是愚蠢的，不会有任何彻底的改变，因为那里的条件完全不同：发展历史不同，作为个体的人不同，政治结构不同，等等，而政治类型需要各种必要的教养、教育水平、经验水平、各种哲学等。我们理解的民主在今天世界的许多环境下完全不起作用，这只要扫一眼任何一份报纸就可以证明。采用其他类型的管理政策是必要的，即使我们的目标最终是输出民主的环境。这是一种变革管理，是从x理论管理向Y理论管理的转变。
推而广之，对家庭管理、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等等也是如此，在每种情形下最好的管理政策，是最能发挥作用的政策。为了找到这种政策，完全客观是必要的，不需要先验的预先假定，也不需虔敬的期望。现实的感知是现实的行为所必需的，而现实的行为是良好的结果所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