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应该强调各种积极因素？当然是——但应该在有客观需要的时候，或者说确实有实际效用的时候才这么做……
——亚伯拉罕·马斯洛
还有一点要再三强调的就是，德鲁克及其他一些理论家总是设想自己有良好的环境条件和机遇。他们假设的这种环境的确是美国当前的状况。但另一种可能性是，他们的假设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至少没有像在美国那么符合实际情况。即使在美国，如果遇上像原子弹爆炸等灾难时，他们的假设可能就无法不成立。如果我们能对问题进行更清醒、更现实的描述，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会更接近于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思维。例如，我们怎么定义“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或社会变革会打破稳定的现状，使社会由向前发展转为退步？经济落后对社会有何影响？等等。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如果有部分美国人被毁掉的话，整个社会体系就会分崩离析，因为维持着这个系统的动态平衡关系是非常脆弱的。我们有可能从复杂的工业化社会突然回到丛林狩猎时代。显然，德鲁克的理论是无法应用在那个时代的。在那种环境下，如果有人还假设人们是值得信任、忠实友善、大公无私的，那简直就是白痴了。在那种情况下，我是肯定不会得出现在这些假设的。德鲁克假设的更高层次的人和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是确实存在的。纵观历史，美国人相对来说素质是较高的——尤其是美国的妇女，她们的素质比多数其他国家的妇女要高得多。但是，这些高层次的生活都是以低层次需要（如安全需要、归属需要等）得到满足为前提条件的。假如这些需要都无法满足，或者受到威胁，或者无法完全满足，那么那些构成健康心理（优心理）的上层建筑就会土崩瓦解。
此外，德鲁克还假设和谐的法律与组织普遍存在于社会中。这个假设现在看来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碰到什么大灾难，这种假设还能成立吗？假如碰到像食物匮乏等情形，人们会反目成仇吗？我们在个别难民营中已经看到过一些类似的混乱情形了。假如1000人中只有10人能得救，那么我肯定希望自己是10人中的一员，但其他人肯定也希望得救，那么该由谁来决定命运呢？我认为在无组织状态下，肯定是通过武力来解决的，可能是个人间的单打独斗，也可能是群体间的暴力斗殴。
任何能引起恐慌或焦虑的事都会破坏进步与退步的动态平衡，使得社会远离进步而回到落后状态。任何毁灭、分离等变化都会打破原有的动态平衡，或者说会改变人原有的爱恨情仇。只有在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才不会惧怕改变，或者说才会乐于面对改变。对那些有幸处于良好经济环境或组织环境中的人来说，这样的条件确实是存在的。但有一点必须澄清，德鲁克的理论并不适用于美国的黑人——他们根本没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可言。我相信，如果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心理状态，他们的行为也会与德鲁克的各种假设和预期相符。因此，虽然德鲁克没有提到，但我们还是必须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们都是些有幸能活得很体面的人。没有了这个前提，我们也不可能继续这么现实、灵活、理智负责地面对客观世界的各种变化。现在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得以应用开明管理原则。但以后这些条件很可能会被破坏，如果那时我们仍然固守这些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能运用的“开明管理原则”，那么就等于是在自杀。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是值得强调的。其中一点是交流的重要性。如普通语义学家所说，任何层次的人之间，其交流状况都有优劣之分。我认为如果德鲁克能把语义学家这些观点运用到他的管理原则中的话，他会受益匪浅的。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上述内容：我们是否应该强调各种积极因素？当然是——但应该在有客观需要的时候，或者说确实有实际效用的时候才这么做。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客观消极因素，这样才不失为明智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