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是庸俗经学说。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它们往往图文并茂，所以也叫图书图谶，或称符命、符录。所谓纬，是相对经而言，是经的旁通推衍。它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原理，在儒家经典中编织、掺杂真实和假造的神话传说，把它们说成是神的启示。两汉之际，谶纬之学一度盛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顾炎武曾指出，预言以谶之名出现当始于秦，而盛于西汉之末。《史记·赵世家》借扁鹊为赵简子诊病之口，道出了所谓的“秦谶”：秦穆公于梦中见天神，天神告知他“晋国将有大乱，而且五世不得安宁，其后将霸”，“秦谶于是出矣”。自是以后，秦代也出现了不少的谶语，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多次出现“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之类的谶语。但在古文经出现以前，谶语并没有被编织成有系统的文献；古文经出现后，谶语才被编辑起来以神化圣经，而命之日“纬书”。
最早见诸史籍记载的，是汉成帝时李寻提出的“五经六纬”之说。纬书在西汉时，《诗纬》、《书纬》、《易纬》、《礼纬》、《论语纬》等均已出现。此外还有《河图》和《洛书》。这些纬书，从天文、地理、历法、文字、神仙及至典章制度无所不谈。其篇目亦诡异怪谲，神秘莫测。
谶纬的本质是讲阴阳灾异和天命符瑞。本来“谶自谶，纬自纬”，且纬的出现比谶晚得多。但后来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许多方土化的儒生以阴阳术数等诡异之说穿凿附会儒家经典，改变六经本旨，将董仲舒以来经学中的神学因素加以系统发展，这样，就出现了纬中有谶、谶中有纬，谶纬合流的趋势。
谶纬之学在两汉之际的盛行，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西汉中后期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经学的禁锢思想已不够用，只有借助于谶纬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灾异说成为反对派鼓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工具，符命说则变为各种政治力量争相利用的工具。西汉末年，王莽改制时期，曾大量编造符命谶文，几乎每天都有“上天”（上帝）要王莽准备做皇帝的预示。他先靠“白雉之端”被封为安汉公，又借白石丹书而摄政，最后以梓潼人哀章伪造“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去掉了“摄”字，正式做了皇帝。当了皇帝后，又按着所谓的金匮图，来封拜辅佐的大臣。如王兴，原来是城门令史，王盛则是卖饼的，仅因为他们二人符合符命中的姓名，在容貌上又符合“卜相”，便一夜之间从一介布衣而成高官。当时许多人都制作符命进献，以期能获得爵位。谶纬的制造达到了它的全盛时代。
王莽改制失败后，刘秀建立了东汉。刘秀本人是在谶纬盛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从王莽篡位的历史看到了谶纬的政治作用。而他本人也是在反抗王莽统治的战争中做了皇帝的。为了证明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便极力提倡崇信符瑞图谶。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嫌疑”；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以谶纬为指归，为此，他差点杀了当时反对谶纬说的着名哲学家桓谭。刘秀临死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宣布图谶于天下”。
这样，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谶纬之学日益兴盛起来。当时被称为“内学”，儒学生徒都要记诵谶纬，对策试文也要引用谶记；于是，在思想领域内，充斥着谶纬的色彩。为了提高谶纬的学术地位，统治者要求谶纬经学化，也要求经学谶纬化。公元79年，由汉章帝主持，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经学讨论会，这就是着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便是让各位儒生“正经义”。其会议记录后来由班固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义》，或简称为《白虎通》。
《白虎通义》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迷信融合在一起，加以系统化、完整化和神圣化。它所涉及的范围，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问题，并用阴阳五行和谶纬迷信加以神秘化。书中征引的书籍中谶纬占很大的比重，但它对谶纬灾异符命思想又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改造，吸收和发展了它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等思想，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使封建伦理纲常成为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准则。这样，白虎观会议名义上是“讲议五经同异”，实质上是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用谶纬神学妄解经义，使得谶纬迷信合法化，并具有和经学同样崇高的学术地位，即谶纬经学化。因此，《白虎通义》也就成为经学谶纬化的权威法典，是儒学神学化的重要标志。
《白虎通义》也是一部把儒学思想法典化的着作，在这以前，官方提倡的今文经学章句烦琐，歧义叠出。现在则有了统一的、而且被最高统治者所认可的权威的解释。自此以后，儒家学说由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由圣人变成了神人。儒家学说被蒙上了一层神学的云雾，严重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谶纬之学直到南北朝时才被禁止，谶纬之书到隋炀帝时被全部焚毁。但谶纬之学留在儒家经典中的痕迹至今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