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诸个人(以个人品质为据)
黑格尔在《谁在抽象地思维》中说到一个很厉害的女商贩。一位德国的女顾客在挑拣了一阵以后，对卖鸡蛋的女商贩说：“你卖的鸡蛋是臭的呀！”这句大实话可捅了马蜂窝，女商贩立刻回敬道：
什么？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呢！你怎么敢这样说我的鸡蛋？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妈妈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里了吧？瞧，你把整幅被单都当成了自己的头巾啦！你的帽子和漂亮的衣裳大概也是床单做的吧！除了军官们的情人，是不会像你这样靠着打扮来出风头的！规规矩矩的女人多半在家里照料家务的，像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坐监牢！你回家去补补你袜子的窟窿去吧！
这一阵倾盆大雨，这一顿狂轰滥炸，直弄得女顾客哑口无言，女商贩的鸡蛋也因而“不臭”了。除了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女商贩别无所据。退一步讲，即使你骂得有根有据，也还是犯了诉诸个人(以个人品质为据)的错误。
诉诸个人(以个人品质为据)是这样一种逻辑谬误：当要论证某一论题的真或假，或要论证某人的事业、行为有无价值时，只引证他个人的品质。
人身攻击是完全错误的。谩骂是辩者无理与虚弱的表现。如果有道理，尽可以以理服人，何必骂人呢？法国格言说：“骂人是无理者的道理。”这种证明方法在文化人中间是不能容忍的。一个人到了泼妇骂街的田地，那表明其手中已无真理可言了。
有一位竭力反对弗朗西斯·培根哲学的人说过如下的话：“弗朗西斯·培根无情无义、形同走兽。他父亲死后，他官场失意、亲朋疏远、困苦不堪、孤立无比，且又债台高筑，因无力还债而几度入狱。不久，他转而依附艾塞克斯伯爵。艾塞克斯年少显贵，为女王宠信之臣，显赫一时。他与培根建立了诚挚的友情，多次推荐培根任政府的检察长等职，推荐次数之多以致女王对他的宠臣生厌。艾塞克斯推荐不成，竟以自己在特肯汉的房地产，价值2千英镑，送给培根。2千英镑在16世纪是一笔巨额款项。后来，艾塞克斯失宠，并犯有严重罪行，被执下狱。他被审两次，培根非但不缄口沉默，更未为他作辩护，反而历数他的种种罪状，其中有很多过实之处，并坚请立斩其首。结果，艾塞克斯在7天后被送上断头台。培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所谓哲学、人品有什么可值得称道的呢？”
这一番话概而言之就是用培根的无情无义、形同走兽来证明他的学说不值得称道。这就包含了诉诸个人的谬误。从培根的人品有问题，推不出他的学说也有问题。因为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诉诸个人是政治论证中常见的错误。列宁说过：“把目标转移到‘个人’身上，实际上就是诡辩家的遁词和手腕。”又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鲁迅也说得十分精辟：“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政治争论当中，特别要注意“形式要文雅有礼，内容要充实有力”。难怪俗话说：“提高嗓门哇哇叫，论据的力量反而小。”
据前人考证，署名苏洵的《辩奸论》乃伪作，实际是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为攻击北宋宰相王安石变法，而假托苏洵之名写作的。文章为把北宋末年的社会动乱和亡国之祸归罪于王安石，对王安石进行了人身攻击。
文章说：现在有个人，嘴上讲的是孔子、孟子的话，亲身实践的是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些沽名钓誉的士人和一些不得志的人，他们在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生于世。可是内心却阴险狠毒，志趣和一般人大不一样。这真是合王衍、卢杞于一身了。王衍是晋惠帝时终日清谈、不理国事的宰相，卢杞是唐德宗时陷害忠良，搜刮百姓的宰相。他所造成的灾难，难道可以用语言形容吗？他穿的是奴仆的衣服，吃的是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犯一样，满面尘垢像居丧者一般，可是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贼的，齐桓公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类人。以盖世的名望来助成他潜在的祸患，这样，虽然有想要励精图治的君主，以及喜爱贤才的宰相，也还是要提拔重用他的。那么，这种给天下带来祸患，那种必然而无疑的情况，就不是王衍、卢杞所能比拟的了。
邵伯温在文中没有拿出哪怕一点儿证据，去论证王安石“祸人家国”，而完全靠含沙射影，诬蔑咒骂，用人身攻击来取代对论题的论证。
以人废言以至以人废书的事是常有发生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恐怕要算《吕氏春秋》了。《吕氏春秋》成书不久，便束之高阁，长期受到冷遇。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历代文人鄙夷吕不韦的为人。其人诚可鄙，其书不可贬。宋人黄震说：“《吕氏春秋》言天地万物之故，其书最为近古，今独无传焉，岂不以吕不韦而废其书邪……今其书不得与诸子抗衡者，徒以不韦病也。”
中国书法字体历代都是以书法创始人的姓名命名，唯有宋体字是以朝代命名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据说，宋体字的创始人是宋朝秦桧。秦桧是状元出身，他博学多才，书法造诣亦很高。宋体字就是他总结前人书法之长而创立的。他早年为官，名声尚好，但到后来为相时，迎合高宗偏安政策，以莫须有罪名在风波亭害死岳飞父子，天怒人怨。由于他创立的字体委实是好，后人并没有以人废字，又由于他的名声实在太臭，他的字体就只好被称为“宋体”字了。
在十年动乱时期，著名作家巴金的名著横遭批判，他本人也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封笔10年无一作品问世。政治上的打倒造成了文学作品以及创作的厄运。令人惊奇的是，巴金竟有一封短简“出笼”。
那是1976年，巴金订了一份南京师院编印的《文教资料简报》，当他看到第46期上一篇文章的引文出处有误，便写了一封短简寄去。该刊的实际负责人姚北桦同志接到信后，并没有因巴金正背着“大黑帮”的罪名而不刊出，在第49期“读者来信”栏内，刊登如下：
《文教资料简报》第46期68页上，引了两段鲁迅先生对内山完造的谈话，说是“内山引用曹聚仁在香港《星岛晚报》上发表的《书林新语》的第六节谈到内山书店的部分”。这个说法似与事实不符。这两段话的原文，见于内山完造的悼念文章《忆鲁迅先生》，最初发表在1936年11月15日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二卷二期上，后收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中。当时《星岛晚报》还没有创刊……
一个读者
“十年一简”终于以“一个读者”的具名问世。这应当是对“四人帮”践踏文坛的讽刺。
在口头辩论当中，当一方理屈词穷时，便转而指责对方口音不准、姿势难看、语气太硬、衣衫不整等等，也都属于诉诸个人的错误，在争论当中都是要加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