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有人悄悄告诉他，之所以没有开成批判会，是因为“……大家看片时都笑个不停，如果批判时谈到片中某些情节群众都笑起来，那怎么批下去？再说，大家也觉得这片子找不出什么问题，没什么好批的……”王为一听了，哭笑不得。
那正是王为一搞艺术的旺盛期，却在“牛棚”里一猫几年，耽误了多少宝贵的时光啊！
很长一段时间，珠影厂的职工全都下放农村，王为一和第二任妻子乐陶同在一个队里，却不得相见。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最妙的是我住的宿舍跟我老伴住的宿舍相隔不远，她住的是第一栋宿舍，她的床位是靠窗的，坐在床上可以看得见相距十几米的第二栋宿舍。我的宿舍就在第二栋，门口正好斜对着我老伴的窗口，我的床又靠着门口，因此我们时时可以遥遥相望。晚上，望见她床头小灯熄了，就知道她已经入睡了。……”白天也能在劳动中见到面，却不准打招呼更不能说话。
这样咫尺天涯地受煎熬有多么揪心，没有亲历的人恐怕怎么想象都不过分。可王老却用了“最妙”这样一个词，而在和我谈起这一幕时，他超然道：“好玩”。就像俄国大诗人普希金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言：“……那逝去的一切将变得可爱……”对这种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可爱”，王老和我们都是不会让它再回来的。
被宣布“解放”那天，已经是1971年的除夕，乐陶知道王为一要回来，拖着虚弱的身体做了几个他喜欢吃的菜，摆在门口的破木箱上，夫妻共进晚餐。不时有人经过，王为一不好说什么，妻子老往他碗里夹菜，他的眼里噙着泪，吃着吃着滚进了碗里，又和着饭菜吞进了肚子里。
这时，年近花甲的王为一，还像他当年从新疆的监狱里走出生天一样，胸腔里跳动着的心，依旧年轻，依旧酷爱电影，酷爱喜剧艺术……
5年后，“四人帮”倒台。当电影艺术的春天到来时，王为一再次紧紧拥抱了它。
拥抱电影艺术
在和我们的谈话中，王老对自己的作品说得不多，提起来也是淡淡的，就像是说自己家没有长大的孩子。但恰恰是他迄今为止拍摄的20部电影，最能体现他人生的追求、他艺术的造诣，还有他独特的探索。尤其是其中的六部喜剧片，更是王老萦绕于心的喜剧情结的结晶，他用喜剧针砭时弊，反映生活的真实，让人发笑之余，得到警醒，受到启迪。
王为一早前有多年的话剧舞台表演实践，到他抗战胜利后在史东山导演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中任副导演，很有些水到渠成的自然。他好学习勤思考，又都是跟的顶尖的老师，进步很快。1949年他在香港南国影业公司任导演，蔡楚生原准备与他合导电影《珠江泪》，谁知突然奉命北上进京，去参加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导演任务就交由王为一独自承担。他一点不怯，首先写好印好分镜头本，剧组人手一册，然后开会听大家的意见，最后他提出四点要求：导演看不见导演，演员看不见演员，摄影看不见摄影，美工看不见美工。初听有人不明白，经王为一作了解释便有茅塞顿开的感觉，那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工种都服从剧情和角色的需要，塑造真实自然的艺术形象，而不以个人的喜好和利益来左右工作，以致影响影片的质量。
《珠江泪》描述一对农村夫妇为恶霸所逼，先后逃到广州谋生，最后又回到快要解放的家乡的故事，拍得很真实，播映后得到很高的评价，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
好多年之后，剧组的摄影师见到王为一，感慨地说：以前我们拍片子没有什么理论，从《珠江泪》开始，就有理论了。这位摄影师说的理论，就是王为一的“四个看不见”。
《72家房客》是王为一拍的第一部喜剧片，改编自上海大公滑稽剧团同名舞台剧，因为是用粤语摄制的，又很有广东特色，后来的观众多以为这本来就是广东戏，从中也可见这部片子影响之大。
那是1963年，中央电影局决定：该片由港粤双方拍成粤语片，影片只能在两广（广东、广西）粤语地区以及海外发行，不影响大公剧团在全国各地演出该剧。王为一接受任务后，对原舞台剧本作了比较大的增删，把主要矛盾集中于房东和房客之间逼迁和反逼迁的斗争；在影片的风格上，则用比较朴素的表演来反映生活的真实，让观众笑得自然笑得开心甚至笑得流泪，而不靠缺乏意义的滑稽表演、夸张的形体动作和粗鄙的打骂取闹来博得笑声。用喜剧表现严肃的主题、写实的风格，王为一无疑做了一次有益而成功的探索和实践。
影片在香港和两广上映，十分卖座。
文革结束后，《72家房客》被译制成国语片在全国发行，重见天日。
王为一又开始了他的电影导演工作，虽然已经六十开外，他的创作力仍很旺盛，又陆续导演了《一个美国飞行员》、《三家巷》（上下集）、《阿混新传》（获金鸡奖特别奖）、《异想天开》、《男人的世界》、《不亦乐乎》（获中国人口文化影片一等奖——金爵奖）、《关山月的画与话》（纪录片）、《五福临门》等影片，以及《万元户》、《牡丹亭》等电视剧。
新中国成立后，王为一曾经调往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后因珠影厂奉命停办，他又先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当导演，1958年珠影厂重建，他再次调回广州，却是导演，后兼艺委会主任。他认为干行政工作非己所长，能拍电影最重要。至于多年来担任过不少社会职务，比如省第一、三、五届人大代表，省第二、第六届政协委员，比如全国文代会代表、省电影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等，他视为党和人民的信任，有可担之责，无炫耀之意。
两家合一家
穿着一件白色的中式对襟短袖衣，一条灰色的裤子，脚蹬一双黑色的平底休闲式皮鞋，王老很有风度地微微前倾着身体，几乎不停歇地说了一个半小时，郑阿姨担心他累着，提醒他休息一会儿。王老听了俏皮地一笑，那意思仿佛是“我不累，但夫人的话不可不听”，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由着我们挑照片，笑眯眯地在旁边走动，过了一会儿再接着讲。
王老是11年前85岁时和郑阿姨结婚的。前去领结婚证时，王老突然想起十六七岁时，一个到家里化缘的老和尚望着他的脸笑道：“你将来一定有贵人相遇，而且是三妻之命”，当时不以为然，只当是无稽之谈，没想到此时果真应验了。都说世事难料，可有时又似乎早已注定。
第一任妻子俞佩珊新疆一别50余年，那位飞行员丈夫牺牲后，她嫁给了一位来中国讲学的美国教授，随后去美国定居。得知消息后王老和她恢复了联系，1996年她曾回广州探望王老，相见甚欢，只是都绝口不提新疆的伤心往事。因为丈夫患病需要照料，一周后她就匆匆赶回了美国。
而就在俞佩珊回国之前三个月，王老的第二任妻子乐陶不幸去世，病来得凶险，王老和她住在同一间病房，日夜陪伴她整整一月，直到她安详逝去。恨离别，王老在妻子还有余温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这一吻，包含了他深深的爱恋、感激和哀伤……50年的夫妻啊，贤惠善良的乐陶跟随王老四处奔波，为了他的电影事业多次搬家，从无怨言；文革最艰难的日子，她默默地持家，养育儿女，从不放弃。日子好过了，她却走了，王老顿觉身心两空。
也就在这时，丈夫已经去世的郑旭走近了王老。他们是在打太极拳的时候认识的，熟了，王老带回家做客，郑旭和乐陶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乐陶病中和走后，郑旭都来看望，和王老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再加上善解人意的子女从中撮合，王老第三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王老的三女一子和郑阿姨的三个孩子都非常支持父母走到一起，女婿、媳妇和孙儿们也举双手赞成。这一下两家成了一家，平时老俩口和保姆高高兴兴平平静静过小日子，孩子们也常常回来看看。若是逢年过节，一大家子和和美美热热闹闹，更添了几分情趣；至于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比如父母的寿辰或结婚纪念日，子女们总能变着法子策划新活动，搞搞新意思。
2007年王老和郑阿姨结婚十周年庆典，孩子们感其不易，羡其恩爱，称之为金婚。家宴上，儿女孙辈们齐齐举杯，为两位老人庆贺；然后各持一朵红玫瑰，排着队向他们献上鲜花也送上祝福，一张“全家福”更是把这快乐的瞬间定格成永恒。
在郑阿姨眼里，王老这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写作，他的所思所写全部与电影有关。陪伴着王老，郑阿姨不仅精心照顾他，还在70多岁时学会了电脑打字，王老的自传就是她按照王老的手稿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想想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面啊：小小的书房里，王老在窗边伏案挥笔，时而沉思，时而书写；郑阿姨就坐在他前面，对着电脑舒缓而准确地打字，有时停下来，询问一个不甚明了的词，关切地提醒该休息一下了……窗外有一棵高大繁茂的红棉树，年年岁岁相守，或花满枝头，美丽眩目；或绿叶婆娑，随风起舞。这样的人与自然，这样的和谐美满。
每天，王老都要看报看电视，有什么好文章，他还要剪下来编辑成册，作为电影喜剧创作的素材。去年，王老完成了一个电影剧本，是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戏剧、电影界的人物和事件为原型的，他认为留下真实的历史，引发思考和借鉴，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时机成熟，王老希望能搬上银幕；还有一个心心念念的事情，就是我国喜剧电影的发展，现在愿意拍喜剧片的人不多，有大建树的更少，王老以为不是缺少人才，而是缺乏重视。喜剧是观众爱看的，凭这一点就值得电影人去做。最近南方电视台拍摄的喜剧电视剧《新72家房客》，聘请王老当顾问，他就很认真地看了，这是拍喜剧电视的很好的实践，哪怕是尝试也可贵。
到底是“知父莫如女”，王笛说：“爸爸是最幸福的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人爱，有人照顾，有人陪伴”，当然，王笛还知道，爸爸之所以有这份福气，也因为他是个满心装着电影的人，不计较钱财，不贪图名利，不稀罕做官，一辈子活得单纯、坦诚，做自己的工作，不变地爱着电影，而且，也全心地爱着他的妻子、儿女。
王老告诉我：“对中国电影，我抱着希望，我还在做努力”。
——这决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这是一位电影导演跨越世纪的宣言，这是一位智慧长者满怀信心的预测，这是一位慈善老人爱国为民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