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起，中国共产党从抗日的大局出发，陆续派出干部到新疆工作，帮助新疆军阀盛世才制定“反帝、亲苏、民平、谨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使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得到较大的发展，陈潭秋也在其列。然而，国际上德苏战争爆发，日本的关东军也蠢蠢欲动，多次在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中苏边界向苏军挑衅。在国内，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盛世才露出反动的真面目，不断制造事端，恶化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陈潭秋正是在这个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盛世才进行了艰苦而坚决的斗争。他首先重点抓“新兵营”的军事训练，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党课，讲党的历史，提高他们的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鼓励大家学习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在敌人法庭上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学习夏明翰烈士追求真理、宁死不屈的献身精神，坚定了同志们的革命信念。
到1940年初，在陈潭秋的周密安排下，“新兵营”300多名指战员安全返回延安，为前线充实了指挥人才和战斗力量。陈潭秋始终坚守战斗岗位，处龙潭虎穴而不惊，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时，陈潭秋不仅注重政治斗争，同时注重革命宣传。他把《新疆日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阵地，亲自审定报社的工作计划，并大量采用新华社和塔斯社的电讯稿，指出中国只有团结抗日才有出路。陈潭秋还亲自撰写重要的文章和社论，对盛世才的“反共反苏”阴谋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1942年夏，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1942年9月17日，他不幸被捕。敌人接连数日对陈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而他却拒不屈服。盛世才恼羞成怒，于1943年9月27日深夜，将他与毛泽民、林基路秘密杀害。陈潭秋英勇就义时，年仅47岁。
爱岗敬业责为先——许振超
许振超，1950年出生，现任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经理。
许振超是“文革”时期毕业的“老三届”。这个年龄层次的群体，受教育少，年龄偏大，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下岗再就业的“特困户”。国家专门实施了“4050”工程，扶持这部分人再就业。但许振超不但没有下岗，而且成为世界一流的“技术专家”，在合资公司里再担重任，连外国合资方都佩服他。许振超前进的武器是“学习”，他在日记中写道：“悟性在脚下，路由自己找。”
在青岛港里，许振超虽然是工人，但从上到下都把他划分到技术人员圈里。
青岛港与英国铁行、丹麦马士基、中国远洋公司组建合资公司时，他反而进一步受到重用，被聘请出任专管设备和技术员的技术部固机部经理，手下工程师就有40多名，名正言顺地走进了技术管理人员的行列。合资公司开给他的月工资超过6000元，不但是固机部里最高的，而且比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还高。公司前两年还专门奖励了他一台笔记本电脑。
最令许振超自豪的是，青岛港几乎不用请外人帮助修理桥吊设备故障，他们有能力自己排除。看着设备转得安全，许振超说：“这是对我最好的奖赏。”
许振超的“无声响操作”，偌大的集装箱放入铁做的船上或车中，居然做到了铁碰铁，不出响声，这是许振超的一门“绝活”。其实他之所以创造了这种操作法，是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集装箱、船舶的磨损，尤其是降低桥吊吊具的故障率，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它是最科学也是最合理的。
有一年，青岛港老港区承运了一批经青岛港卸船，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的化工剧毒危险品，这个货种特别怕碰撞，稍有碰撞就可能引发恶性事故。当时，铁道部有关领导和船东、货主都赶到了码头。为确保安全，码头、铁路专线都派了武警和消防员。泰然自若的许振超和他的队友们，在关键时候把“绝活”亮出来了，只用了一个半小时，40个集装箱被悄然无声地从船上卸下，又一声不响地装上火车。
面对这轻松如“行云流水”般的作业，紧张了许久的船主、货主们迸发出了欢呼。
许振超是位创新的探索者，他的认识很朴素：我当不了科学家，但可以有一身的“绝活儿”。这些“绝活”可以使我成为一名能工巧匠，这是时代和港口所需要的。就是凭借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许振超的“技术口袋”里的“绝活”愈来愈多了。
“一钩准”是许振超20世纪70年代初开门机时的创造。集装箱上有4个锁孔，从几十米高的桥吊上看下去，很难分辨，更别说用在空中摆荡的吊具放下去，一次把锁眼都对齐，把集装箱抓牢靠了。但是，许振超和他的队友们就是做到了。许振超炼成“一钩准”的诀窍是，钩头起吊平稳，钢丝绳走“一条线”。
他的大徒弟张显新操作起来，轻松自如，一钩一个准。他笑着说：“我练了1年才练出来的。”
30多年来，许振超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工作中练就了“一钩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等绝活，并模范地带出了“王啸飞燕”、“显新穿针”、“刘洋神绳”等一大批具有社会影响的工作品牌。他带领团队按照“泊位、船时、单机”三大效率的标准要求，深入开展比安全质量、比效率、比管理、比作风的“四比”活动，先后8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振超效率”名扬四海，“10小时保班”服务品牌享誉世界航运市场。近年来，他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组织实施了轮胎吊“油改电”技术改造，填补了这一技术的国际空白，年节约资金3000万元以上，噪音和尾气污染降低近零。他是一位学习型、创新型、充分掌握现代技能的新时期优秀产业工人。他爱岗敬业，不仅自己大胆进行技术创新，练就了高强的本领，还带出了一支“技术精、作风硬、效率高”的优秀团队，创造出世界一流的工作效率，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他是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为国防献身的模范干部——苏宁
苏宁，山西省孝义市人，1969年入伍，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作训参谋、作顺股长、营长等职，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65435部队参谋长。牺牲时年仅38岁。
在哈尔滨，提起“柞树林”这个地方，人们就会想到军人、军队；而近十多年来，再提起“柞树林”，人们就会想到苏宁，想到苏宁生前所在的团。因为，英雄苏宁就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牺牲。
1991年4月20日晚上10点多钟，苏宁推开了参谋王琦宿舍的房门。王琦起身相迎，说：“参谋长，你还没睡呀？”苏宁点了点头，说：“王参谋，明天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考核，你把各连的投掷顺序安排一下。”王琦点头答应了，并说：“参谋长，明天考核还是我去吧。”苏宁摇了摇头，十分坚决地说：“我得去。实弹投掷危险性大，去年实弹投掷的时候，就出了两枚哑弹，是我引爆的。
只要是搞实弹投掷，就有危险性。我要亲自去，不然我不放心。”
说到这里，苏宁忽然发现王琦的床头放着一本书，书名是《武经七书注释》，便拿起来翻看。当他翻到其中的一章时，其中的内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留心看了起来。上面写道：“兵有五致：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阵；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对军队作战有五条要求：受命为将要忘家，出国作战要忘掉父母，临阵杀敌要忘掉自己，只有抱定必死的决心才可以求得生存，急于求胜是不好的。百人死战，就可以摧毁敌阵；千人死战，就可以擒敌杀将；万人死战，就可以横行天下！”
苏宁看了这几句话，又看了看后面的注释，连声说好，并很有感慨地对王琦说：“古人能做到这些，真是难能可贵。我们当代的军人，恐怕有些人都做不到。”
说完，他把书放回床头，又跟王琦商量了一下次日的投弹训练，这才起身离去。
4月21日清晨，一阵清脆的哨声响起，苏宁带领着炮团机关的干部参加越野考核。早饭后，苏宁又第一个来到靶场——他要亲自组织、指挥手榴弹实投考核。
投弹开始了。苏宁投出了第一枚手榴弹，给大家做示范。然后，按照安排好的顺序，一个连一个连地投掷。情况不错，投弹训练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当轮到十二连投掷时，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连长修柏岩由于用劲过大，手榴弹撞在战壕的后沿，掉在了站在旁边的十三连连长李印权的身后。手榴弹在哧哧地冒烟，35秒钟之内就会爆炸，可李印权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苏宁大喊一声：“快卧倒！”而后一个箭步从右侧一米多远的地方冲过来，推开李印权，拉过修柏岩，双手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打算将其扔出战壕。就在那一刹那，手榴弹爆炸了，“轰隆”一声巨响，气浪把苏宁掀出一米多远。两名战友得救了，苏宁却倒下了。大家用最快的速度把苏宁送到医院抢救。苏宁的双手被炸断，脑子被震烂，脑细胞完全死亡。经过9天8夜的抢救，4月29日下午6点8分，苏宁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苏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随时想着战友的安危，无时无刻不在为战士们着想。一次，部队冬天去演习。冬天的黑龙江，到处覆盖着白雪，冷气逼人。指挥所安在一个村庄里，战士们都在野外住宿。苏宁作为团参谋长，被安排住在老乡家里，战士们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可是，苏宁惦记着战士们，硬是把火炕让给了身体瘦弱的战士睡，他自己到野外跟战士们住雪洞。说是雪洞，就跟冰窖一样。战士们都有些发憷。苏宁看出了大家的情绪，笑着说：“怎么，害怕了？今天晚上，我和大家一起住雪洞。”他紧靠着洞口，一边铺褥子，一边说：“同志们，不能吃苦，也就不能把自己锻炼成合格的战士。大家快睡吧，我到连队去看看。”各连队转了一圈回来，苏宁发现战士小徐睡到了门口，他的被褥被挪到了里边。苏宁心里一热，非常感激战士们的关怀，可他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小徐睡在门口。他蹲下身，轻轻地拍着小徐的被角，说：“小徐，别着凉了，还是睡到里边去吧。我身体结实，睡在门口没事。”小徐蒙着被子装作没听见，也不出声，反正就是不动。但是，到最后，苏宁还是连哄带抱地把小徐赶到了里面，自己睡在了门口。
作为一名军人，苏宁深深感到：在当今世界，没有国防现代化，一个国家就没有真正的安全。他曾经说过：“当你看到外军的指挥系统一秒钟处理几万个数据，而我军的指挥员们还在用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时，作为中国军人，你能不着急吗？”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为国防现代化建功立业，力争做一名优秀指挥员。他用自己的奋斗、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这一誓言。生前，他潜心钻研军事理论，撰写了70多篇学术论文，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他还设计发明出许多军用装备，受到战士和军队领导的认可。
入伍22年，苏宁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献身国防的高度责任感，树立起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当战士，他是训练尖子；当班长，他带领全班夺得全团比武第一名；当干部，他被师里树为基层干部标兵。
苏宁牺牲后，1993年，中央军委授予他“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荣誉称号。他生前所在的班被授予“苏宁班”称号，他生前所在的团被授予“苏宁团”称号。而且，全班、全团都以他为榜样，都在为国防现代化而努力着。
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而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
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