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启彬德智体全面发展，受到学校的青睐。在由浙江医学院改名浙江医科大学急需师资之际，1960年，他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同学们或举杯祝贺，或相拥喜庆。虽然时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时期，以茶代酒，但4年的同窗友情依然浓浓。徐启彬挂上浙江医科大学红底金字的校徽后，被安排在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内科。他出了校门，走进附属医院病区第一天，心中默念着要好好干一场，为救死扶伤、培养人才做出好成绩，以回报社会。他第一次走进住院部内科三病房时，无论是中老年医务人员，抑或是病区的病友，都向这位个子高挑、血气方刚和充满自信的帅小伙投来信任和期冀的目光。他顶住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一边搞好临床工作，虚心向上级医师学习，当好助手，专注地听他们分析疑难疾病，不时摸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做好记录，积累临床经验。一边当好助教，白天协助做好教学工作，晚上挑灯夜读，自觉地加深加宽医学知识。他视病人为亲人，微笑常挂面颊，耐心听取病人和家属的病诉，细心地记录，并及时完成病历书写，受到上级医师、病人和家属的好评。通过3个月的临床学习后，科室领导就让他独立工作，除每天上午主治医生查房外，日常的早查房、晚查房及节假日查房都独立处理，还要值夜班。在教学上他视学生为弟妹，做到有问必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讲课时有条有理，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的好评；课余时谈笑风生，与同学们打成一片，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十年冰封”的日子里，他力排种种干扰，坚守工作岗位，认真学习医学知识、积累临床经验，在从医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停顿了十数年职称评审工作后，1978年，徐启彬晋升为心内科主治医生，自此，他的一天时间表更趋紧张而有序：白天，他紧张地从事日常诊疗工作；夜晚如不值班，他挑灯夜读，以拓宽加深心内科的知识。心内科是医院里的重要科室。浙一医院心内科在全省以至全国享有盛名。多少年来，该院心内科对其他医院的心内科医生负有“传帮带”的责任。徐启彬深谙不言自明的道理，决心严格要求自己，多在心内科高深理论以及疑难杂症上下工夫。他对冠心病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早在十年动乱中的1975年，就与人合写《冠心病防治知识》一书，深受广大患者的喜爱。他的心内科诊疗技术和学术水平大有长进，1976年，浙一医院有了先进的超声心动图设备，徐启彬第一个请命参与此项新的工作，对多种疾病进行了专业研究，先后发表《双氧水声学造影对紫绀型先心病诊断价值的探讨》《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超声显像诊断》（《中国超声医学杂志》）和《超声诊断不全性心内膜垫缺损的评价》（《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双氧水声学造影对紫绀型先心病诊断价值的探讨》一文在“文革”后被浙江省评为首届自然科学优秀级论文，并于1986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在从医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二步。
1988年春节的年初三，一架波音大型客机冲上蓝天，平稳地穿行于太平洋上空，机翼旁飘浮着一团团白棉絮似的云团，机翼下的大洋泛动着丝绸般的光亮，机舱内的空姐微笑着走过来，在徐启彬的茶几板上放了一块小纸巾和一小盒糖果。徐启彬回过头来对空姐说声“谢谢”后，剥了一颗糖放入嘴里慢慢品尝着，而后又转向舷舱外、机翼下的浩渺大洋。他似乎神情安详，但心中却像太平洋的波涛汹涌起伏不停，一直涌动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感情激流。他琢磨着自己当访问学者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美丽校园及其附属医学院先进的设备，想起医院领导及其同事们在心内科心血管病超声研究的重托与厚望，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决心走好从医之道的第三大步，为攀登心血管病超声影像学诊断新高峰打好坚实而丰厚的基础。
勇攀超声影像医学新高峰
超声影像学作为医学影像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年轻学科。就我国而言，超声诊断起自上海1958年的A型超声波对肝脏疾病等的探测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产M型超声心动图仪开展了对心血管疾病的检查诊断。1976年，我国从日本引进复合静态扫描超声诊断仪4台，浙一医院占有一 台。在当年，超声影像学尚处摸索阶段，M超及B超没有见过更未用过。在原放射科裘敏芗老教授的带领下，徐启彬主动请命参与这项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他和另一同事边学边做，经过多次的不断实践探索，完全驾驭了超声的特性。他除长期从事心内科临床超声影像学、培养新人外，就是潜心超声影像学心血管病专业的诊断和研究，勇攀这座当时被视为冷门而又畏途的新高峰。1989年6月自美国回国后，他更像一匹不待扬鞭自奋蹄的骏马，几十年如一日攀登在多有泥泞的临床和科研山道上，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中国超声医学》杂志等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上及美国Am H.J.和Am J.cardiol相继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并于1992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
自走上工作岗位后，徐启彬一路风风火火。在日常生活中，他讲话声音洪亮，为人热情爽快、乐于助人。他对病人如同亲人，对疾病容不得半点马虎，千方百计把诊断工作做好，让临床一线医生和病人双放心。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他细心谨慎，真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治学态度与干劲。他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上的大课，结合病例，结合图像，深入浅出，时有妙语插入，深受学生欢迎。他告诉笔者：“现在医院设备更新很快，为此软件技术也必须跟得上。我们的设备全部是靠进口，虽然国内也有生产，但在检验精确程度上还有差距……”优良的硬件设施为徐教授的医疗、教育和科研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今，浙一医院超声科拥有20多台彩色多普勒诊断仪，医疗设备与国际发展水平同步，可开展涉及超声领域几乎全部检查与治疗项目，拥有多个公司顶级的仪器，如西门子、GE、飞利浦、东芝等。
超声影像学的高峰永无峰顶，攀登已属不易，要领先攀登更为艰难。徐启彬动情地说：“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冠心病超声诊断，心肌对比造影。这些都是世界性难题，软件上，我们的超声检查水平在国内外处于先进地位，但我们不能骄傲，要想始终保持先进地位，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停滞在原地就意味着淘汰，所以我们的团队还要不断努力。随着超声的不断发展，电脑声像仪新技术的运用也越来越先进。硬件的飞速发展要求技术软件的不断提高，这使我又喜又忧。喜的是对我国的超声发展很有信心，忧的是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多少贡献，能为国家培养出多少专业医学人才……”徐教授言语间蕴涵着强烈的责任感，令人感动不已。
几十年来，徐启彬在超声影像医学山道上不断攀登，成果丰硕。他在繁忙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之余，曾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2篇发表在美国Am H.J.和Am J.Cardi01.杂志上，被SCI收录。他主参省级课题3项，其中“多普勒组织声像图对冠心病心肌运动的研究”通过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获2000年浙江省医学科学进步三等奖。他被邀包括《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国超声医学》杂志、《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实用肿瘤》杂志、《浙江临床医学》
杂志等近十种医学杂志审稿和担任编委，参加《临床心血管病学》《临床解剖图谱》和《多普勒组织成像》等3种书的编写工作，主编《超声影像学》，该书为“十一五高等医药院校精品规划教材”。他多次出席国际会议，包括世界超声波学术会议（东京）、美国心脏病学术会议（华盛顿）和欧洲心脏病学术会议（斯德哥尔摩）等。1988年2月~1989年5月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院（U.W.hospitM）心内科从事心血管病超声研究，由于成绩卓越，被收入英国剑桥出版的国际传记中心名人录及国内多种名人录。所有这些成果都是对一位勤奋、睿智的医学科技人员的诠释与褒奖。
超声影像学的“祖师爷”
徐启彬已过了古稀之年，而今仍天天过着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
回望他育人深浅不一的足迹，就会肃然起敬。赞佩他的确是一个永不怠倦的超声影像医学的领路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拂面。浙大附属第一医院接受了北医大附属人民医院超声心动图进修的首位医生，此后，安徽、江苏、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国内几乎所有省市，以及省内地市县医院医生陆续前来进修学习，徐启彬等理所当然成了带教老师。还被邀赴北京、四川、云南、江西等省市讲学。1979年8月，由中华医学会主办，浙江省分会协办的中日超声医学讲习班在浙江莫干山举行，正式代表44位，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浙江、江苏等国内13个省市和部队代表，列席代表20位（浙江医生），由5位日本专家主讲，其中和贺井敏夫 教授是世界超声波协会主席，尾本良三教授是世界着名心脏病专家，还带来了两台B超仪器作病人检查示教。徐启彬作为浙江省正式代表及会务组成员出席大会，并是会后主要整理资料成员之一。此后，B型超声诊断腹部疾病的临床工作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大、中医院蓬勃开展起来，在检查例次及病种方面逐渐超越了超声波发展初期的M型心动图。可以说，莫干山讲习会是我国B超诊断的里程碑，在日本也被誉为“莫干精神”。而今，超声影像学的研究几乎涉及人体所有脏器及组织，彩色超声走进普通医院，目前国内超声影像技术的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些高等学校还设立了医学影像专业，独立招生并培养研究生。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起步早，是超声应用研究开拓者之一，徐启彬等几位先行者当之无愧地成了医学影像学的拓荒人。
1986年，浙一医院正式组建了超声影像科。徐启彬以此为起点，又开始了医学生涯的新征程。作为学科带头人，他始终以惊人的毅力、聪颖的才智和勇于创新的魄力带领全科完成繁重的临床工作、医科学生的教育及课题研究任务。1990年担任心内科硕士生导师，1992年，浙江大学医学院新建超声学教研室，兼任主任（主管5个附属医院教学工作）、教授。“从1995年开始，我每年主持一期国家级有关超声临床应用继续教育项目的研讨，会议带来的都是世界超声技术发展的前沿信息，使我国能紧跟世界先进超声技术的发展步伐……”透过几句高度浓缩的话语，读者不难揣测徐启彬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啊！
2007年5月，第十一期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项目“彩色多普勒及介入超声在疑难疾病中的应用”的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由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资深理事、中华医学会浙江省超声分会顾问徐启彬教授主持。作为我国重要医学继续教育项目之一，徐教授在会上就“心血管病介入超声及临床应用进展”等两个课题做了专题讲解，与会者受益匪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欣慰分享徐启彬临床科研硕果的同时，也看到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名师出高徒，他培养的8名研究生，而今都是挑大梁的业务骨干。他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从德国留学回来，现今已是超声领域中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现浙一医院超声影像科内现有32名医务人员，正高职称3人，副高职称3人，其中4名博士，12名硕士等，徐教授都给予过指点与帮助。
因此，他被年轻人誉为超声影像学的“祖师爷”。他有两个儿子，已分别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今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和洛杉矶，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孩子大了，要发展就随他们去吧，家里也会给予全力支持。”
他还十分高兴地说道：“已读高中的孙子，初中毕业时荣获美国总统教育金奖，7岁的孙女在全美舞蹈比赛中获该年龄组第一名。”说到这里徐教授脸上露出慈祥与欣慰的笑容。
千古流芳的孟泰精神——孟泰
孟泰1898年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1926年在鞍山炼铁厂当配管工人。1948年东北解放战争中，随军北上到通化铁厂。1948年底回到鞍钢，为支援前线日夜奋战。
勤俭敬业，爱厂如家
孟泰于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鞍山解放后第一批产业工人党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勤俭敬业、爱厂如家。他跑遍十里厂区，拣拾成千上万个炼钢设备零配件，建起了有名的“盂泰仓库”。在外国人卡中国人脖子的时候，这些零配件有力地帮助了高炉的修复工作，使瘫痪的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孟泰主动当了护厂队员，把行李扛到高炉旁。他爱厂如家，爱炉如命，冒着遭到空袭的危险，随时准备用身体护卫高炉，被誉为“老英雄”。他在工作中还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攻克技术难关，搞出多项技术革新和发明，如1950年发明瓦斯防尘罩、循环冷却水管等。在前苏联政府停止对我国供应大型轧辊，致使鞍钢面临着停产威胁的情况下，他组织500多名技协积极分子 开展了从炼铁、炼钢到铸钢的一条龙厂际协作联合技术攻关，先后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终于自制成功大型轧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被誉为“为鞍钢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他自己设计制造成功的双层循环水将冷却热风炉燃烧筒的寿命提高了100倍。
孟泰的心里时刻装着职工，为工人排忧，为生产解难。在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日子里，为使工人保持好的体力，不影响生产，他把几个女儿靠挖野菜喂养大的两口猪送到厂里，为全厂职工改善伙食。在一批急待住院的职工因为没有床位而不能住院治疗，影响身体康复的时候，他买来废钢管，组成青年突击队，自制铁床，既缓解了燃眉之急，还节省了费用。1964年孟泰担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后，亲手建起“孟泰储焦槽”设计出“热风炉”底部双层燃烧筒和冷却箱串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能源和材料。在“文革”中，面对遭受严重破坏的鞍钢生产，他顶着各种压力，使鞍钢的生产秩序免遭各种各样的冲击。八年中，被工人们称为“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干部”，为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做出工重大贡献。1967年9月，孟泰因积劳成疾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