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反应很冷落，只有一个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1918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1903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着名理学家张械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1912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械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相识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设定了怎样的读书之路呢？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 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着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
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七十七种古代经、史、子、集的着作，说“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对青年毛泽东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1913年10月至12月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
1918年春天，毛泽东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动荡风云。在一师期间，他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和买书上面。他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还常带着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
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37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位24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1917年6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
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18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8月19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彩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
1919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革命家生涯。从此，毛泽东和他的革命队伍与国民党政府展开了长期而坚决的战斗，直到1949年，终于将国民党政府彻底推翻，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也在大街小巷广为流传。
创新创富——霍英东
霍英东，1923年5月生。原名官泰，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香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着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投身内地经济建设，为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先行一步，“吃第一只螃蟹”。
他进入生意场的第一步是在香港鹅颈桥市场开的一家杂货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就卖掉了杂货铺，改做煤炭驳运生意。不久，他又和别人一起去东沙岛采集一种可以用来制药的海草。这些小生意锻炼了他的意志，并增加了他赚钱的经验。
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刚刚兴起，霍英东慧眼顿开，他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立即设立了立信置业公司。同行之中的人都纷纷投来怀疑的目光，不知这个默默无闻的新手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他的第一招就令其他人刮目相看：在香港，房地产都是出售“整栋楼宇”，而霍英东使用的却是房地产工业化的办法，推行住宅与高层商厦结合的方式，并且采用“分层”销售、预定楼房、分期付款等新方法。同行一下子就觉得他的这种方法切实可行，纷纷效仿。仅仅几年时间霍英东就成为香港知名的房地产商人了。
正当其他房地产商人全力以赴进行“房地产”大战的时候，霍英东的心中又产生出了新的主意。他想，大家都在全力修建房屋，一定急需大量的沙子。
他马上花重金到国外买回来了大型挖沙船。这种大型挖沙船20分钟就可以挖出2000吨沙子，沙子进船就近卸货，白花花的“银子”就到手了。很多人看到霍英东“发”了，急忙奋起直追……可是，此刻霍英东已经取得香港海沙供应的专利权了。
后面追兵很紧，霍英东心生一计：众所周知，香港的土地寸土寸金，填海造地大有前途。他觉得，这一招必须下快棋！
决心一定，他立即从荷兰、美国等地购买各种设备，放开手脚开始了香港规模最大的国际工程——海底水库淡水湖第一期工程。这一工程的开始，标志着外国垄断香港产业的格局被打破，霍英东也因此财源滚滚……创新可以为你带来财富和名誉，更为重要的是，只有不断创新的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智慧坦率——杨澜
杨澜，国内着名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曾在国内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电视台担任电视栏目主持，以极具亲和力的主持风格倍受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曾主持《正大综艺》，现任《杨澜访谈录》等电视栏目的主持人；曾被评选为“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能推动中国前进、重塑中国形象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中国妇女》时代人物”。
在杨澜的心中，和睦与宁静的家庭是她信赖的港湾。出生时，爸爸正在阿尔巴尼亚做外援专家，出生后不久，她就被妈妈从北京送到上海的外婆家寄养。1978年，她才被接回北京，回到日夜思念的父母身边，这份迟来的家庭快乐是她最为珍惜的幸福。
上高中之前，母亲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家里的扫地、洗床单、买菜、做饭、换煤气等杂事，都由杨澜一手承担。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始为整个家庭拿主意，过早地操持家庭生活，造就了她独立的个性，也为她以后的人生之路铺好了坚实的路基。
1990年，一个很偶然的机遇使杨澜成为电视主持人。当时，她即将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中央电视台筹备中的《正大综艺》总导演在北京的各大院校物色女主持人。因为辅导老师的青睐，杨澜被推荐去参加面试。
此前，杨澜没有考虑过选择主持人作为职业，对如何做主持人也很少关心。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片尾第一次打出了“主持人”这个称谓，从此中国才有了“主持人”这个职业。那时的主持人风格更接近播音员，相貌和语音是挑选主持人时考虑最多的两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