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真傻。为了他批评我时那份严厉，为了他常常出差却不带我去玩，我便总是当着爸爸的面，宣称“妈妈比爸爸好”。他呢，一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模样，满不在乎地呵呵直笑，倒惹得我撅起嘴来生气。送爸爸的骨灰回乡下那天，我真想大声哭叫：“爸爸，我爱你，你回来吧！”可他却再也不能回答了。这时，我才真正感到：我是那么爱他、需要他。我怎么也忘不了，1962年除夕之夜，爸爸发起全家围着火炉，举行别开生面的“全家诗”家庭晚会。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他象孩子似地高兴，直说：“以后会更好。”
爸爸从部队转业后，分到湖南首体委工作。他总是忙，除了过问一下我们的学习，很少带我们上街。偶尔有这么一次机会，我们便大为开心。扫兴的是，他习惯了那种军人步伐，常常不自觉地昂首挺胸目不旁视直向前冲，把我们甩在后面。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便歉意地笑笑，停下来等着。他最爱唱“大刀进行曲”，五音不全，南腔北调也照样哼哼：“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有一回我打断他的歌声，叫他讲打仗的故事，他的脸色却一下子变了，沉重，黯淡，甚至有点儿沮丧：“打仗就是打仗，有什么好说的。”吓得我不敢再问。后来我才知道，他年青时血气方刚，为抗日救国考取了黄埔军校江西分校，谁知毕业后请缨北上被阻，只好到一家师范学校当军事教官，直到1949年起义。他没有打过仗。改编为解放军后，才参加了湘西和广西的剿匪战斗。
我常痴痴地想，爸爸去得太早了。他不该去的。他正当中年，满头黑发，没有一根银丝；他那么健康，平时疾病似乎跟他无缘；他那么英俊，认识他的人都私下里说他是“美男子”；他那么乐观，甚至有几分天真：“到我退休的时候，共产主义也该到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去世后几个月，一场灾难整整延续了十年。
他去了也好。如果他活着，在文革中，毫无例外要“火烧、油煎”。他是个直性子，“莫须有”的罪名决不肯认。那么，挂牌游街，批判挨打、下干校、蹲牛栏，哪一样他能逃脱呢！不死也得脱层皮呀！唉，去了也好。
不，他还是不该去。如果他活着，批判会后，妈妈会煮一碗荷包蛋给他压惊；游斗回来，我们会打一盆热水给他洗尘。妈妈打成右派时，爸爸给了她生活的勇气。要是爸爸蹲大牢了，妈妈和我们都会等着他归来。他是个乐观人，什么都能想得开，顶得住。待到天晴了，雾散了，又可为国家尽力，还能在晚年享天伦之乐。他真不该去啊！
前不久，家乡的亲人来信说：爸爸坟下的草拔净了，墓碑下的字重新漆过了。坟前的小树已经长大，可以挡风、遮雨，却不防碍缕缕阳肖透过绿叶洒满坟头。爸爸身后的旧房子早已拆除重建，而他前面那条山路，已拓展为一条大道，连接着外面的大千世界……
我真想去看看爸爸，告诉他：您的儿女都长大了，有三个活泼可爱的孙孙，现在的日子可真是比过去更好了。
我的忘年交熊伯伯
论年龄，论姿历，我都该管他叫爷爷。可他一摆手说：“就叫我熊伯伯。”我真的就这么叫开了，尽管妈妈不时数落我“没大没小”。
那时熊伯伯已年近60，我却是十七八岁的黄毛丫头。老远地从海南岛回湖南老家，到干校探望妈妈。熊伯伯和妈妈一个班，干活很卖力，老是累得气喘喘的。照他的样子，一点儿不起眼。我还以为他和我妈一样，是个教书匠。夜里钻进被窝，妈妈才悄悄告诉我，熊伯伯是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经在我妈妈就读的师范学校里，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坐过牢受过刑，现在突然成了大叛徒，可又查无实据，便被送到了干校。说完后，妈妈不理我一脸的惊诧，直催我快睡觉。
我很快和熊伯伯成了忘年之交。下工回来，他邮包到念叨：“叫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可他也知道，除了去集市上割点猪肉，实在拿不出更多的东西。何况我妈妈一天到晚劳动，哪有功夫去弄吃的。熊伯伯便说：“以后回长沙，到我家去，让你伯母做几样菜。”我当然去了，吃的全是地道的家乡风味，辣得好痛快。
因为身体的缘故熊伯伯离开干校比较早。叛徒的帽子却一直似戴非戴，工作自然是不能安排的。他过去的学生中不少职位比他高，有的还去了中央的部门工作，但他轻易不去找，只说：“他们有进步就好。”一些部下、亲友不来往了，他家乡的人们倒不信邪，隔三岔五地来人看望。熊伯伯一家生活很简朴，对乡亲们却管吃管住甚至管路费，有一次我部他：“伯伯，你这样负担是水是太重了？”他摆摆手，语气有些沉重：“当初闹革命，还不是为大家过好日子。现在乡亲们还很穷，伯伯比他们强多了。”
不久，我妈妈也从干校“毕业”，分配到常德市工作。控亲时经过长沙，就去看望熊伯伯，有时还住上一两天。回到海南岛，他也不时给我来信。知道我爱写写划划，就鼓励我写些什么寄给他看。而我磨磨蹭蹭地，竟一次也没寄过。翙我20出头了，熊伯伯又张罗着为我物色对象，很郑重地把他一个亲戚的儿子介绍给我。
待到见了面，我就觉得别别扭扭地，说不上哪儿不对劲。人倒不错，可就是没缘份。通了十来封信，终于断了线。后来还是自己作主，嫁到了广州。这么一来，我心里就层层地，不好意思再去熊伯伯家。只从妈妈那里知道，咑倒“四人帮”后，熊伯伯官复原职，工作很羽，身体一直不大好。
儿子两岁时，我回家探亲，返穗时妈妈和我一起到长沙，专程看望熊伯伯。我让妈妈到熊伯伯家住，自己去了朋友家，约好第二天再侠门探望。想不到当天下午熊伯伯在省委开完会，竟找上门来了，执意要我带着儿子去他家住。上了车，他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边听边点头。象是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慈爱地说：“自己的事，说到底要自己作主，只要你幸福，伯伯就高兴。”不知怎么，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
几年不见，熊伯伯瘦了些，脸色苍白，说话也喘喘地。问及他的身体，总说还不错。他家乡的人依旧常常来，他也依旧管吃管住，路费却不须管了。乡里人的生活有了改善，这点钱拿得出。熊伯伯为这事特别开心，还是那句话：“只要老百姓能过好日子……”
这一回我住了三天。临走时，熊伯伯特地请了位摄影师到家里，与我们合影了几张。他还特意我，有时间一定南下，看看改革开放后的广州。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不久就传来了熊伯伯病逝的消息。我突然醒悟过来：熊伯伯答应来广州，主要是为了安慰我。他自己知道，很难有这个机会了。他甚至预料到，我们很难再见，这才特地留下了那几张珍贵的照片。平时，他是不爱照相的。熊伯伯就是这么个人，他一辈子为的是：只要你幸福，只要他幸福，口要大家幸福……
爱能出让吗？
深夜，她一个人走在雨中。黑瀑布似的长发，散乱地搭因肩上，高跟鞋里灌了不少水，走起路来发出叽呱叽呱的声音，好象不堪脚后跟的重压。
要是往常，她早就忍不住笑了，可现在她一点也笑不出来。她刚刚去了他家，见到了那个令人怜爱的秀秀，象着受伤的小鹿，静悄悄地缩在客厅的角落里，两只大眼睛流露出深深的哀怨。她知道，秀秀爱他。他和秀秀从小是邻居，一块“过家家”，一块儿上学校，一块儿做功课要，一颗糖也掰开两半分着吃。前几年秀秀搬了家，不知怎样，他和秀秀变得客气起来，可逢年过节，秀秀总到他家坐坐，羞羞答答，又温柔，又贤惠。两家老人都喜在眉梢，开起玩笑来竟以“亲家”相称了。只是没人问过，他是怎么想的。看到他和秀秀那别别扭扭，说不出话的样子，都当是不好意思呢。
老人们想不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她来了。既没有秀秀娇美，也没有秀秀苗条。走路象一阵风，笑声象一串铃。去了他家，老人们都皱眉头：这女孩子太放肆！他却见到她就眼睛发亮，话也流水一般地往外淌。看画展，听音乐，谈文学，逛公园……干什么都有滋有味的。
她知道有个秀秀，秀秀身后还有四位老人撑腰。要是投票表决，她具定处于绝对劣势。好在爱情从来不经选举产生。她爱的是他，只要他旗帜鲜明就行。
他发布宣言了：他和秀秀是朋友，是兄妹，他从未想到要娶秀秀为妻。天哪，老人们先是目瞪口呆，然后便气不打一处来，义愤填膺，共同声讨。秀秀呢，满脸泪水，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对他一片痴心，百依百顺，他却仍然不满意？为什么他俩是朋友，是兄妹，却不能成为夫妻？最后，老人们和秀秀都一致认定，就因为多了个她。
她没有见过，也不想见到秀秀，尽管她讨厌“情敌”这个词，但她到底不愿接受另一个也爱着他的女人。今天晚上，她和他约好了去看电影《野山》，听说是部有深意的片子。她没想到会碰见秀秀，也没想到秀秀那么惹人怜爱。她知道秀秀一直把她视为不祥之物，可当她俩的目光相遇时，她从秀秀眼里看到的不是仇恨，而是一股清纯、哀怜的目光。她一下子心软了，甚至在心里谴责自己：怎么能伤害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呢！不记得是哪篇小说里写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位温柔漂亮的姑娘，可当他发现自己的好朋友也在爱这位姑娘时，他悄悄地告退了，直到忍着痛苦拒绝了姑娘的爱，结果，姑娘和他的好朋友成了家……作者是赞美这个小伙子的，但她却不以为然，折磨自己也折磨他人，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可是此刻，他京坐在秀秀的对面，对着那张姣好的挂着泪滴的脸，不觉乱了方寸。有一瞬那间，她真想对秀秀说：“别哭了，好妹妹。我这就走，走得远远的，不再出现在你们的视线里。”她转过脸去，看见他站在那里望着秀秀，有几分不知所措，目光里满是同情和歉疚，却没有爱。她一下子冷静下来，不，她不能干所谓“发扬风格”的傻事。假如爱情都可以出让，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秀秀是个好姑娘，他也这么说过。但每逢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他就感到莫名的紧张。秀秀越是从不间断谦恭，他越是拘束不安。他试着跟秀秀谈点什么，可秀秀什么也不要听，只是笑微微地盯着他。每回送走秀秀，他都如释重负，一身轻松。
要是她不出现，也许他还意识不到，他和秀秀之间究竟缺了点什么；或者他会带着几许惆怅，顺从老人意见与秀秀结合；或者他会慢慢习惯，平静地与秀秀一起生活，养儿育女。但是她来了，带着一团火，一朵浪，一股风……热烈，活泼，清新。他觉得自由自在的畅快、互诉衷肠的甜蜜。她和他都享受到了，那种被对方理解，被对方爱着的幸福。
所有这些，她都知道。她没有带着胜利者的喜悦洋洋自得，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场争夺战。每个人都有爱人和被人爱的权利，不象在商店里挑东西，看中一样，付了钱就有了所有权，旁人不得再打主意。一个人可能同时被几个人爱着，而这个人又可能爱着另一个人。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发出或接收爱的讯号。爱，需要两厢情愿，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可以争取的。倘若自己真正爱上了一个人，就不应该轻易放弃，有时因对方已经成家，难免有相见恨晚的遗憾，有时因种种原因（其中有一条就可能是错过了表白追求爱的机会），也会有终不能成眷属的悲哀，如宋朝大文豪苏轼所吟诵的：“人有悲鸡肋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可是如果有可能避免这种遗憾和悲哀，难道能眼睁睁地让爱神失之交臂吗！
她走进夜幕中，下小雨了。他追出来送她，她劝他快回去陪秀秀，此刻她愿意一个人走在雨中。秀秀没有错，秀秀有爱的权利，可她又有什么错呢，她和他相爱着，就这么简单。也许，“情敌”这个词令人讨厌，但爱情既然有竞争，那就难免会遇上对手，对手，可以不是对头。天下之大，爱是无所不在的。假如无法互相吸引，假如只是一厢情愿，总也接收不到对方相应的讯号，便该重新去寻找爱的磁场。
雨越下越密了，淅淅沥沥，在她耳边似乎化为了秀秀的抽泣声。她觉得内心产生了一种不安的颤粟。不行，得帮秀秀一把。她要让秀秀明白：她和他之间的爱是真挚的。世上别的东西或许都能让，唯有爱情是不能让的。不管秀秀能不能谅解她，她都要去找秀秀。为她和他的爱，也为了秀秀的爱。
如果能让秀秀跳出狭小的圈子，秀秀一定能找到爱的广阔天地，领略爱的丰富色彩。
她在雨中走着，高跟鞋依然发出叽呱叽呱的声音，她轻轻地笑了。也许她想得太远、太美，但她就是这么个女孩子，总爱笑。她不是没想到，或许明天晚上，秀秀的父母就会找上门来，毫不客气地数落她一顿；或许再过两天，她会收他家老人的来信，希望她不要影响他们宝贝儿子的美满婚姻；邻居大嫂可能会在她背后吐口水，骂“骚货”，同事也可能有意无意在她面前痛斥“第三者”……俗话说：“人言可畏”，她到底是人间女子，难以不虑。但她还是笑了，承受着重压笑了。
她只是望着枯黄色路灯下那密密的雨帘，心里推测着：雨夜过后，该天晴了吧！
妈妈怎么变得有些陌生了
我一直认为：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脾气好、疼孩子，在单位总得奖，在家里人人夸。可是最近，我觉得她有些陌生了。也许是从我红着脸，要她帮我买妇女卫生带的那一天开始；也许是从我“史无前例”地把男男女女十来个同学带回家玩的那一回开始；也许是从我参加了学校的摄影小组，拍了几张男同学大头像的那一次始……反正，她开始用担忧的目光特别注视着我，并不断地对我的行动进行指令性的干预。
那一天，她急急忙忙地帮我买回卫生带，然后便神秘兮兮地把我叫进卧室，连爸爸也不准旁听。她告诉我，从此我就是大人了，不要再象小孩子似地乱蹦乱跳。姑娘得有姑娘样，别和男孩子混在一起。走路莫东张西望，说话要柔声细气……要不，别人会讲闲话。可我一点也不明白，这种事是什么“伟大转折”，值得这样大惊小怪。上生理课时，老师说得清清楚楚，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我还是我，才14岁呢为什么转眼间成了大人，而且要遵守那么多规矩。再说对16岁的哥哥，妈妈却总是任其自然，这不公平。我问妈妈，妈妈一脸的不高兴，只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该问的就别问。”这下子，我更糊涂了。
那一回，我把小组的同学带回家，冲了一壶好茶，端来一盘糖果。大家正疯疯颠颠地和着录音机唱歌，妈妈回来了。看见一屋子少男少女，惊得张开嘴说不出话。同学们倒也识趣，一会儿就告辞了。妈妈连饭都顾不上煮，就查问我为什么带男孩子回家。我说：“不为什么，就为我们组的节目得了奖，大家高兴高兴。”这么一杰，妈妈的问题更多了。不但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还逐一把五个男同学的姓名、表现问了个遍。末了她郑重其事地嘱咐我：“以后别把男孩子带回家。在学校一个组学习就够了，放了学还是自己看书好。男男女女，打打闹闹，不成样子。”我向来听话，只好点点头。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读小学时，男女同学在课桌上划三八线，妈妈知道了觉得合情合理，现在同学们在一起玩玩，倒好象会引起什么严重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