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敦煌文献中一个写卷撕裂成两件或多件的情况屡见不鲜，乃至四分五裂，身首异处，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前敦煌学界在写卷的缀合方面已有一些成果，但由于可以看到所有影印本或原卷的学者毕竟不多，限制了写卷缀合工作的进行，所以这方面的进展至今仍相当有限。现在随着各家馆藏敦煌文献的基本公布，我们就有可能在类聚的基础上，经过综合比较，反复比对，把绝大多数身首异处的写卷缀合为一。特别是俄藏敦煌文献，公布较晚，而其中的大量残片可能是当年奥登堡在藏经洞内“挖掘和清理”的战果，颇有从其他馆藏敦煌写本中掉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缀合的比例更高，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参看柴剑虹《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与敦煌文化》112－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未公布部分碎片较多，也会有类似情况。）如俄敦5260号、5990号、10259号皆为残片，《俄藏敦煌文献》均未定名。其实这三片都是从伯2717号《字宝》平声部分第十行后撕裂下来的，应予缀合，如下附图版所示。《字宝》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俗语词和俗字辞典。刘复的《敦煌掇琐》、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潘重规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分别为伯2717号做过录文，而各家都以为伯2717号平声部分第十行后仅缺一行，今得俄敦各残片，并比较《字宝》的另一异本斯6204号，才知道原卷平声部分第十行后总共应缺十行二十条。很显然，这种比较缀合的工作只有在各家馆藏都已公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5．汇校
汇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不同异本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敦煌文献中同一古书或文书往往有多少不等的异本，这种不同的异本会在内容或字句方面有出入，从而形成异文。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写本的抄写质量是不一致的，即便是最好的本子，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这就需要参考其它异本来加以纠正。而且敦煌写本不少是现存最早的传本，由于未经后人校刻窜乱，更多地保存着古书的真相，可据以纠正传本中的大量错误。所以有必要在选定底本的基础上，参考其它异本（包括传世本），一一写成定本。二是把后人的整理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以往挖宝式的校录整理，质量良莠不齐，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一叶障目的胡言乱语。这些校录成果散在各处，读者利用不便，现在在多数写卷都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应该汇聚各家研究成果，吸收表彰正确意见，对一些误校误说，也需要作必要的批判，以免谬种流传。这也是学术规范的要求。在此引录笔者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八册《新合六字千文》“忧戚谢去欢招”句校记以见一斑：
此句底卷本作“忧忧戚谢去欢招”，前一“忧”字右侧旁注一“卜”形删字符号，因据删；邰惠莉《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张娜丽《〈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皆误此“卜”为“人”字，而定作改字之例，邰惠莉、《蒙书》又漏录“招”字，因录此句作“人忧戚谢去欢”；张娜丽“招”字不漏，但因原文多一字，遂又妄谓“去”字为“原卷误加”，定作“人忧戚谢欢招”，皆非是。原文“戚”当据智永本校读作“慼”，“慼谢欢招”为《千字文》原文，“忧慼谢去”即“慼谢”的双音化。上野本《注千字文》注云：“慼既去，欢乐招而至也。”可参。
类似这样的校记，既有原卷本身的客观分析，又有异本和后人研究情况的汇聚，使读者明所去取，节省了翻检原书的时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
在上述类聚、辨伪、定名、缀合、汇校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其中《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已经完成，并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们相信，这项工作的全部完成，将有力地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为“敦煌学在世界”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甘肃敦煌类图书出版漫谈
黄强
黄强，男，1965年生，甘肃甘谷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8年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读者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编审。策划并组织实施了“陇文化丛书”、“敦煌学研究丛书”、“走近敦煌丛书”的编辑出版。主要论文有《赋比兴涵义的构成层次及其发展阶段的分析》、《应当提倡编辑学者化》、《编辑策划与实施》、《西部出版业发展纵论》、《创新体制 苦练内功》等。
自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之名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研究敦煌的著作渐次增多，“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也逐渐兴起。读者出版集团（原甘肃人民出版社）及所属各专业出版社作为敦煌故乡的出版单位，是全国出版有关敦煌类图书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单位之一。这些出版社在历史上就重视敦煌类图书的出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较好地挖掘和利用了这一出版资源，积极主动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敦煌学和敦煌文化的图书，形成了自己的出版优势和特色。
一、甘肃敦煌类图书出版概况
纵观读者集团所属出版单位已经出版的敦煌类图书，可以说数量丰富，种类齐全。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五类，撮其要者，列举如下。（书名后括号内为出版社名和出版时间）
一是有关敦煌原始文献的影印、校录、注释与研究。如由该书编委会、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省文物局合编的《甘肃藏敦煌文献》（8开精装，六卷，甘肃人民，1999），李鼎文校点的《续敦煌实录》（甘肃人民，1985），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甘肃人民，1987），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1989），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1992），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1991），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敦煌文艺，1991），席臻贯《敦煌古乐—敦煌乐谱新译》（敦煌文艺，1992），王书庆《敦煌佛学·佛事篇》（甘肃民族，1995），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1997），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1999），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2000），李应存等《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甘肃科技，2008）等。另外还有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研究所合编的“敦煌文献丛书”（甘肃人民，1992—1999），包括以下六册：吴福熙《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王震亚、赵荧《敦煌争讼史料辑释及研究》，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胡大浚、王志鹏《敦煌边塞诗歌校注》。
二是有关敦煌艺术和敦煌自然、人文景观的画册。其中综合性的如敦煌研究院编写的大型画册《敦煌》（甘肃人民出版社与江苏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1990）；有关石窟艺术的如张宝玺主编《甘肃石窟艺术·雕塑编》（甘肃美术，1994）、《甘肃石窟艺术·壁画编》（甘肃美术，1997），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连环壁画精品》（甘肃少儿，1994），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鉴赏丛书》（三辑各10册，甘肃美术，分别为1990、1993、2000），谢生保主编的“敦煌壁画白描精萃”系列中的《敦煌故事画》（上下）、《敦煌飞天》、《敦煌图案》、《敦煌供养人》等（甘肃美术，1995－1998），张宝玺编著《甘肃佛教石刻造像》（甘肃美术，2001）等；有关书法艺术的如徐祖蕃等编选的《敦煌遗书书法选》（甘肃人民，1985），马负书编选的《唐人楷书》（甘肃人民，1988），马建华、赵吴城编《敦煌汉简书法精选》（甘肃美术，1995），敦煌研究院编《敦煌书法库》（共四辑，甘肃美术，1996），郑汝中编《敦煌写卷行草书法集》（甘肃美术，2000）等；有关敦煌自然、人文景观的摄影集有邵如林《丝绸之路古遗址图集》（甘肃美术，1998）、高德祥《朝觐敦煌》（甘肃美术，2007）等；另外还有李金梅、李重申的《丝绸之路体育图录》（甘肃教育，2008）等。
三是有关敦煌研究的学术论集和专著。单册的著作，如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1984），庄壮《敦煌石窟音乐》（甘肃人民，1984），刘进宝《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甘肃人民，1985），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甘肃人民，1989），陆庆夫等《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1989），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1991），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1993），《李最雄石窟保护论文集》（甘肃人民，1994），《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1994，2007年再版时改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谢生保主编《敦煌民俗研究》（甘肃人民，1995），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1996），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甘肃人民，1999），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2000），《常书鸿文集》（甘肃民族，2004），施萍婷《敦煌习学集》（上下，甘肃民族，2004），贺世哲《敦煌石窟论稿》（甘肃民族，2004），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2004），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甘肃教育，2006），谭蝉雪《敦煌民俗》（甘肃教育，2006），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研究》（甘肃教育，2007），孙儒僩《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甘肃人民，2007）等。历年国际、国内敦煌学学术会议的论文集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如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人民，1985）分为《石窟·艺术编》（上下）和《文史·遗书编》（上下）四册，敦煌研究院编《1994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甘肃民族，2000）分《宗教文史卷》（上下）、《石窟考古卷》、《石窟艺术卷》出版，都有较大的学术影响。为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还出版了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民族，2000），包括《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敦煌石窟考古篇》、《敦煌石窟经变篇》三种。
2002年，甘肃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由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研究丛书”（12册），“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21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季羡林序）。它们分别是：荣新江著《敦煌学新论》，刘进宝著《敦煌学通论》，陈国灿著《敦煌学史事新证》，史苇湘著《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郑阿财、朱凤玉著《敦煌蒙书研究》，黄征著《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张鸿勋著《敦煌俗文学研究》，邓文宽著《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贾应逸、祁小山著《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郑汝中著《敦煌壁画乐舞研究》，孙修身著《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陆庆夫、王冀青著《中外敦煌学家评传》。目前，该社正在筹划出版由荣新江、郝春文、张涌泉、柴剑虹、郑炳林担任编委的“敦煌讲座”书系，书系将以30多种专著的规模，系统展示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甘肃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十卷本“李正宇学术文集”已出版《敦煌古代硬笔书法》（2007）、《敦煌学导论》（2008）和《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2009年）三种。
这是敦煌研究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甘肃出版敦煌书最多的门类。
四是有关敦煌研究的翻译图书。如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译丛”，收录了国外敦煌学研究的名著名篇，是我国引进较早的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包括以下卷册：［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1984）；［日］周藤吉之等著，姜镇庆、那向芹译《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甘肃人民，1985）；［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1987）；［日］铃木俊、山本达郎等著，姜镇庆、李德龙等译《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甘肃教育，1992）；《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多人著译，甘肃人民，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