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统一”是自神圣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泯灭过的梦想。与中华帝国一直以来的政治习惯不同，欧洲统一背后的精神支撑，是基督教。所谓欧洲统一的真正意义，就是“全欧洲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如有梦想成真，下一步当然就是“全世界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听上去是不是跟马克思主义宣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同小异？它们两者之间的确有着深厚的渊源。可以看一看，基督教中的特选子民就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应许之地就是共产主义，阶级敌人就是魔鬼之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就是基督教中的宗教战争。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似，不是一点点。它们有着同样的价值观，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念，都认为是“劳动创造价值，国家对劳动者负有责任，劳动者负有对国家忠心的本分”。对社会“堕落”的原因，都认为是“道德败坏，没有信仰，私心作怪，社会竞争（弱肉强食）”。对于社会制度的“弊病”有着共同的认识，都认为是“资本（私有）是万恶之源”；因此他们都对美好社会的建构，有着共同的理想，都认为治理社会弊病，取决于将资本收归国有。两者区别仅仅在，基督教相信非暴力说教，马克思主义信奉阶级斗争。
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但是人心本善，尽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中国文化经常误解了基督教文化的意思，误以为基督教主张“人心本恶”，因此要监管，因此“绝对的权力（在本恶的人心作用下，变成）绝对的腐败”，——所以基督教认为，通过非暴力的说教，让每个人能够最终忏悔自已的原罪，就能唤发本善的人性，压制住内心魔鬼的诱惑。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就在于，认为“私心本恶，公心才是善的，私心是永远不会妥协的，因此要无情斗争和镇压”。这种暴力观念不是马克思主义原创，基督教在宗教战争时期就是这种理念。
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就是采用“无神论的哲学”作为论据的基督教信仰，持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观和社会观念。甚至于它们各自论证它们共同的信仰的哲学方法，也是一样的，两者都是辩证法。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在运用辩证法时，采用它们自已（歪曲自达尔文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论＝阶级斗争推动论＝生产力推动论”，而马克思主义就采用“圣经＝基督教信仰启蒙论”。两者的区别仅此而已！更进一步，还将发现，如德国纳粹的信仰，只不过是日耳曼新教传统添加上民族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在理论上，都不主张民族主义。
了解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以及它们与欧洲历史上存在过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异同，——严格意义而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与纳粹并不一样，前者带有天主教的普世观念，而后者则带有新教的民族主义倾向，——可以更能明白，今天欧洲基督教文化体系中，对于集权和民主的矛盾观念，以及它们反映以欧洲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及其过去和未来。
无论是菲利浦二世的西班牙，路易十四的法国，拿破仑和希特勒，阿维利翁的罗马教廷，墨索里尼的新罗马帝国，乃至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形形色色的远大理想，无一不体现在基督教梦想中的“统一欧洲”。反而是叶卡捷林娜到亚历山大的东正教沙皇俄国，以及其继承者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帝国，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俄国的理想不是统一欧洲，而是尽可能扩张，直到更落后的东正教俄国，能够与更先进的基督教欧洲抗衡。这种承认基督教欧洲的先进，但是也自豪于东正教集权的优越性的政治情感，贯穿自彼得大帝到普京的整个俄国政治。
正是因为欧洲基督教信仰支撑下的“欧洲统一梦”，让从来没有实现过统一的欧洲，有着与东方帝国一模一样的，强烈的中央集权“统一，集中，就是进步”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是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的爆发。几百年过去了，欧洲内部不少国家都实现了统一，但是欧洲统一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根本原因在于，信仰的统一即思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即便在共同外敌的重大威胁下，这种统一也是不稳定的。穆斯林帝国和后来的苏维埃帝国，曾经提供了欧洲这种不稳定的统一的外因，而这种外因目前已经不存在。
阿拉伯帝国的威胁，曾经是衰亡中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维持统一的纽带。以至于法兰克帝国在得到拜占庭承认为东部帝国的继承者的同时，也承认拜占庭帝国是罗马传统的真正守护者。穆斯林土耳其的强大，是教皇帝国得以贯彻在欧洲权威的外部动力。当穆斯林土耳其衰落的同时，也就是教皇领导权威崩溃的开始，欧洲因此被宗教战争所撕裂。原因也正是因为，建立在统一思想基础上的政治统一，是不稳定的；本身就会因为利益的分歧（这是事实存在的必然）而走向分裂。以至于思想的统一越牢固，因利益分歧而导致的宗教战争，就越惨烈。
即便是英法的团结，也只不过是面临德国的威胁；西欧在二战后的“统一”，那是因为苏联的威胁，尽管苏联和东欧之所以一度扭成铁板一块，也自以为是因应“西欧的威胁”。而目前这两种双向威胁，都不存在了。如果从这两种双方误解的威胁之源头说起，甚至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是欧洲冷战结束的真正原因：既然西方保证不以武力改变苏东现状，（即所谓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为什么还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在和平时期的古拉格群岛，就死掉了五千万人以上），与西方并非军事上的威胁相对抗呢？对于西方而言，反之亦然。
普京的话其实说得很对：“以为俄罗斯威胁欧洲的，都是大脑不正常的”。俄罗斯无论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这些小地方，如何让欧洲看不惯，俄罗斯的所有威胁，也只是对那些小地方而言；反之西方对俄罗斯的所谓威胁，也只不过这些小地方，是否归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问题。事实上，当欧洲对俄罗斯的威胁已经只剩下俄国传媒的煽动时，俄罗斯的集权主义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已经成为普京及其继任人头痛的大问题。反之，当欧洲周围已经没有真正的敌人时，欧洲还如何弥补基督教各派的“思想差异”？如何贯彻基督教传统的集权观念？
无论欧洲人认为美国如何偏离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传统，（如梵蒂冈对美国的指责），欧洲都无法以美国为敌人。原因恰恰因为，美国的确不是欧洲的政治敌人，也只是“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敌对方”（个人主义），因此当欧洲政治家以美国为假想敌时，真实效果是激化了欧洲思想不统一的“观念差异”，反而进一步促使欧洲政治的分散。美国的确从分散的各州殖民地，最后结合成政治相对集权的合众国政府；但那不是建立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市场利益统一的基础上；而且因为关税和蓄奴制的分歧，还打了一场南北战争。
荷兰联合省当年的各加盟省之间的差异，的确比今天的西欧各国的差距还大，但是荷兰能够结合成联合省，是因为有着共同的西班牙、法国，（后来还有英国）的外部敌人，更因为联合省有着共同的海外经济利益。因此荷兰没有与比利时统一时“联合的尼德兰”，原因也正是因为两者的经济利益不一样，——当然也可以声称，那是因为两者宗教信仰不一样，比利时是天主教；但“信仰统一促进政治统一”这点，已经在前文证伪。则欧盟今天若能更进一步跨进到“欧洲合众国”，就不能指望“思想统一”，而只能寻求“经济利益的统一”。
“申根协定”（相当于关税同盟）和欧元体系，可以看作是欧盟向欧洲合众国政治迈进的切实步骤。它比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统一，作用更大也更关键。但是问题也正在于此，欧洲各国在关税同盟和欧元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此分歧的核心，实际上是以法国和南北欧“大政府，小市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传统，和德国为代表的，与美国相通的“小政府，大市场”的资本主义观念的冲突；尽管相对美国来说，德国已经有着更严重的欧洲社会主义传统。而这样一种冲突，在美国政治集中（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