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请调离京
元祐初期，新党人物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司马光死后，他们把仇恨都集中到了苏东坡兄弟身上；元党（旧党）人士，对东坡也颇有微词。
苏东坡官高、名大、才艺多；他站得高、目标大，所谓‘高处不胜寒’。他心直口快，率性而为，难免给I别人留下不少小辫儿。处处树敌，腹背受攻击，弹劾他的折子一时曾达数十封之多。
右司谏杨康国说，苏轼、苏辙兄弟俩，学问的确是不错，但其所学的无非是张仪、苏秦那一套纵横揣摩之说，好胜凶狠，一旦得势将无所不为，太可怕了，简直就是另一个王安石。
想整垮大文人，自然还是以文字为主，左司谏朱光庭、右司谏贾易抓住苏东坡出的一道考题“今朝廷欲施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婾。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入于刻”。是说，当今朝廷想实行仁宗时侯的仁厚之政，怕百官不能恪尽职守，而诸事废弛；想效法神宗时候的励精图治，又怕官员们不能领会意图，过于苛刻。怎么办？让考生们在‘中庸之道’上大做文章。而谏官们鸡蛋里挑骨头，据此，他们控告苏东坡讥讽先帝，对仁宗不恭，对神宗不敬，应予问罪。
此时宰相蔡京得势掌权，对宋哲宗初期执政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元党人”加以窜逐或监管，并由徽宗书其名姓，勒石为碑，立于朝廷端礼门，以示惩戒。赵挺之因排斥元党人不遗余力，很得蔡京赏识。崇宁元年（1102年）五月，赵挺之由吏部尚书拜尚书右丞，八月进为尚书左丞。崇宁二年四月，为中书侍郎。崇宁三年九月，再拜门下侍郎。崇宁四年（1105年）三月，由左相蔡京力荐，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居相位后，赵挺之看出蔡京居心叵测，便与之争权，多次上书皇上，奏陈蔡京奸恶，并请求辞官以避蔡京。六月，皇上罢蔡京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留京师。崇宁五年二月，赵挺之乞归青州，将入辞，恰彗星出现，徽宗思过，旬日之间尽除蔡京所施诸法，并召见赵挺之曰：“京所为，一如卿言。”宋徽宗因挺之奏蔡京援引私党，布列朝廷，又建四辅，非国家之利等等，加挺之特进，仍为右相。看来，这位相爷，在政治斗争中，精于权术，游刃有余；也善于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
赵挺之等人看中了苏东坡为吕大防写的任命书中“民亦劳止，汔可小体”一句，这本是《诗经》中的话，却被说成是将神宗比为无道暴君周厉王，其欺君罔上之心何其毒也，伤害群臣之心何其甚也！非杀不足以安慰先帝与老臣。
苏东坡对赵挺之也深恶痛绝，反驳说他是“聚敛小人，学行无取”，“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亶、何正臣”。说他道德文章并无可取之处，专会搜刮民脂民膏。此人阴险毒辣，比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新党御史更坏。
赵挺之何许人也？可能多数人并不知晓，他的儿媳妇李清照，是赫赫有名的一代辞宗，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初，美貌的妙龄少女、大家闺秀李清照佳作《如梦令》一出，惊动京师，骚乱了太学。太学生赵明诚对父亲赵挺之说：他午睡时在梦中看到一本书，醒来记住这么几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赵挺之为儿子解梦道：“看来你要娶一个能写词的才女为妻了！‘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不就是说你将要做‘词女之夫’？！”新党”政要赵挺之为跟元佑党人联姻居然如此幼稚地借助梦兆，就值得推敲。除了虚荣心做祟、希望将顶尖才女充做赵氏门楣装饰外，政局变幻肯定对赵挺之择婚决策举足轻重：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去世，其弟端王继位，是为徽宗，向太后听政，罢章惇相，起用韩忠彦为门下侍郎（宰相）。哲宗时期被贬的官吏，已死的追复其职录用子孙，如司马光，未死的赦免内迁，如苏轼。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时号小元佑”时局下提升礼部员外郎，李家跟韩忠彦家世代有知遇之恩，李格非官职虽低于吏部侍郎赵挺之，但朝里有人好做官，鹏飞指日可待。赵挺之操纵这段婚姻，显然是政治韬晦之法、权宜之计，是处于劣势时借子女联姻向元佑政敌暗送秋波。联系李格非失势后赵挺之对亲家和儿媳不近人情的残酷态度，更可以证明赵挺之权变、巧伪、冷酷无情、实用主义。从赵李连姻可以看出赵挺之善于权术，在官场厮混，那是游刃有余。
除了这些在文字里挑毛病的，贾易还提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苏东坡拉帮结派搞朋党。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不能挑明，一旦挑明了，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苏东坡立刻陷入了乱哄哄的党派之争，以他和苏辙为首的“蜀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再加上新党的残余势力，展开了一场“四国大战”。
朋党之争，一向是朝廷最头痛、也最忌讳的事情。此时，洛党、蜀党、朔党、新党斗得不可开交；范纯仁、吕大防等“无党派民主人士”到处忙着和稀泥，而苏东坡总是不由自主的陷身于这场政治旋涡浪尖之上。
本来，做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职是三品，仅次于宰相二品；常规是由最有名望的学者担任，往往是下一步担任宰相的过渡。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了；东坡天天接触太后和皇上，也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他并无此奢望。本来更无心卷入朋党之争，但它却是卷入了，而且成了‘蜀党’的代表人物。
苏东坡心力交疲，他本来就不是勾心斗角的人，也从来没有拉帮结派的念头，实在不想再玩这种政治游戏了，退而窃想，自己怎么会染指这等勾当；本来就不是勾心斗角搞政治的这块料！故而多次提出从重要岗位上退下来，请求“除一京师闲慢差遣，庶免众臣侧目，可以少安”，在京里随便给个闲差，省得大臣们侧目而视，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
高太后真对得起苏东坡，任人评说，丝毫没动摇对他的信任，以一个女人的直觉始终把握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苏东坡是个值得信任的忠臣。高太后的意思很明白，她告诉苏东坡别管别人说什么，你都别管，“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你尽管尽心尽力地辅佐幼帝和哀家，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只要老身在，保你安然无恙。
苏东坡感谢太后的信任，然而他在场政治风暴中心越转越晕，受不了了，他要逃跑。
元佑四年三月，经不起苏东坡一而再再而三地离京请求，看看苏东坡在京的日子实在难过，高太后终于松了口，让他如愿以偿，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
苏东坡是明智的，在京这四年多时间，架吵了无数，真正办成的事没几件；公文写了不少，诗词佳作没有，与其这样烦心，还不如远走高飞，再去杭州享受青山绿水、清风明月去也！
朝廷也是明智的，来来回回折腾了二十来年了，怎一个乱字了得，此时急需的是稳定和谐的社会，再也不能乱下去，再也不能瞎折腾了。憨直平庸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吕大防确实是最佳人选，故入选为相。
拿到调令赶紧走人，苏东坡临行前，八十三岁的潞国公文彦博给他送行，老头儿拉着他的手最后叮嘱道：“子瞻啊，以后写诗一定要再谨慎些才好。”
苏东坡苦笑一声：“您老说的对，是要谨慎。您看我写一首诗，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解读、侧目挑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