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门前冷落
元丰三年八月十五，苏轼到黄州的第一个中秋节。赏月饮宴之后，家人酣然入睡。苏轼举杯对月，心潮澎湃，感叹一生的跌宕起伏，怅惘此时的‘门前冷落车马稀’，自觉无限孤独和寂寞。提笔填词《西江月》：
西江月苏轼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在这首词中，苏轼以中秋为背景，抒写了被贬黄州的孤独与苦闷，感叹时光的流逝，深沉思考人生历史，深深眷恋人世真情。在清寒孤寂的意境中，我们又见到豪放词人苏东坡，在潇洒旷达背后悲情婉约的另一面。
“世事一场大梦”，一切皆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如雪后飞鸿，孤独漂泊。人生只是天地间偶然的飘蓬，所以不可执着于荣辱得失，而应超脱，求得内心的平衡。
“人生几度新凉”不仅指自然节候的变化，同时也是指人生命运的起伏跌宕、变幻莫测。这句话把自然与人生结合起来，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出词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奈谓叹，寄意深刻，韵味悠远。
“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在冷落清秋的夜里，凉风吹打着庭院里的树叶，在空旷的长廊里发出凄凉的回响。词人取过镜子，看见两鬓如霜，“人生何处得秋霜？”词人由此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中，我们同样可以感觉到丝丝寒意。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酒贱”是因为“人贱”。苏轼因“乌台诗案”受苏轼牵连被贬的人太多，而苏轼也因此不愿连累友人，友人也怕再连累他，所以绝少与故人交往，这里的“客少”，‘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这静寂的夜里，在这皓月当空之时，清秋的寒气阵阵袭人，此时，东坡心中的孤独凄凉之感是难以排遣的。中秋月明，而明月总是被乌云遮蔽而失去光芒。
“中秋谁与共孤光，“中秋”是传统意义上家人团聚的节日，苏轼选取“中秋”这一宴乐的节日作为背景，此词下原有注释“寄子由”，可见苏轼此词是在中秋之夜写给其兄弟苏辙的。苏轼晚年饱受政治打击，他多以佛、道思想来超然物外，以消解现实的苦闷，但此词笼罩着一层悲凉的气氛，可见苏轼始终没能摆脱尘世的痛苦。在这热闹的中秋月明之时，唯一可以慰籍自己落寞孤寂情怀的是那真挚的手足深情。苏轼渴望着与兄弟一诉衷肠，无奈远贬黄州的他只能在北望中借明月遥寄相思。天涯同一月，千里共婵娟，遥望不可及，相思两地情，因而陷入更为深沉的悲凉之中。
东坡在给李端叔的信中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屡，放浪山水问，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东坡回顾了自己一生的跌宕起伏，说你们太推崇我了。你们看我被贬黄州以来，深居简出，偶尔外出，穿草鞋，坐小船，浪迹于青山绿水之间，混杂于渔人樵夫之中，喝得酩酊大醉，被人们推推搡搡骂骂咧咧。蓬头垢面，人们渐渐不认识我了。乌台诗案以来，无辜牵连了许多亲友，或者他们怕再受连累，或者怕再连累我，现在再没有人给我写信，有的我写了信也不回答。可见这时的东坡，是何等孤独与寂寞！
一次，偶尔在一坐小庙寄宿一夜。夜雨淅淅沥沥，凉风嗖嗖，庙内寂静，却无一僧人。东坡触景生情，想起一幅对联：
夜凉疑有雨，
院静似无僧。
对仗工整，意境幽远，与此时东坡所处的寂静环境和落寞心境相吻合。就是想不起是谁写的了。于是，东坡挥毫作诗，曰：
佛灯渐暗饥鼠出，
山雨忽来修竹鸣。
知是何人旧诗句，
已应知我此时情。
据《南濠诗话》考证，那副对联是出自潘阆诗《夏日宿西禅院作》：
此地绝炎蒸，深疑则不能。
夜凉疑有雨，院静若无僧。
枕润连云石，窗明照佛灯。
浮生多贱骨，时日恐难胜。
王巩，字定国，当时担任秘书省正字。在20多个“乌台诗案”被牵连的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去监督盐酒税务。这使苏东坡很内疚，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王巩被开封府差役押往宾州之前，苏东坡去看望他，还作了送别酬唱《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中一首说：
平生我亦轻余子，晚岁人谁念此翁。
巧语屡曾遭薏苡，瘦词聊复托芎藭。
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
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君家玉臂贯铜青，下客何时见目成。
勤把铅黄记宫样，莫教弦管作蛮声。
熏衣渐叹衙香少，拥髻遥怜夜语清。
记取北归携过我，南江风浪雪山倾。
苏轼还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如今王定国因为我的原因受到牵连获，贬谪到南方临海的地方五年，一个儿子就死在贬所，另一个儿子病死在家中，他自己也几乎病死。我以为他肯定会很怨恨我，不敢和他通信问候。”这些不幸遭遇，要说王巩不难过，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王巩为了安慰苏轼，则编造美丽的谎言，在给苏轼的回信中说，自己对于被贬流放边疆，反而因祸得福，静下心来研究养生之道，回信中给东坡大谈特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大谈起养生心得。东坡也信以为真，建议他用“摩脚心法”对付瘴气，“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又在信中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东坡还说“王定国把它在岭外所作诗数百首寄给我，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他的语言和志向象一个真正的得道高僧。”
王巩家中原养有好几个歌女，其中一位叫宇文柔奴，眉清目秀、蕙质兰心。王巩被贬谪后，家奴歌女纷纷散去，惟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僻远、艰辛的宾州。从1079年12月（神宗元丰二年）到1083年10月，王巩与柔奴一起在宾州生活了3年多。王巩在宾州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温柔慰藉，催促奋发。
王定国回到北方后，为感谢苏东坡对他的鼓励，就设了饭局，宴请他。苏轼发现虽遭此一贬，王巩不但没有通常谪官那种仓皇落拓的容貌，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性情更为豁达。就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免于沉沦？王巩笑了笑，叫出柔奴为苏轼献歌。苏东坡试探地问柔奴：“岭南尽是瘴气，环境应该算不上好吧？”谁知柔奴却顺口回答：“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东坡以前也见识过柔奴的才艺，如今觉得她的歌声更为甜美，容颜也更红润，看来宾州的水土真是养人啊！王巩告诉苏轼，这几年来多亏柔奴陪伴他在南疆僻岭的宾州度过了寂寞艰苦的岁月。此语颇似唐代白居易诗中所说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一个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苏东坡感到十分意外，对宇文柔奴大加赞赏，并为之填下《定风波》一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曲传开后，“点酥娘”柔奴在京城的名声大噪！王巩与柔奴的宾州之恋也流传开来，成了坚贞爱情的古典诠释。《古今情海》就将王巩的此次官宦沉浮及其与宇文柔奴的爱情载记下来，流传后世。
经历了牢狱之灾，东坡也似乎学会了见啥人说啥话了。让我们剖析他写给章惇（章子厚）的一封信：
苏东坡《与章子厚书》
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审台候何似？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轼正复洗濯瑕垢，刻磨朽钝，亦当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几天地之仁，不念旧恶，使保首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足矣。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会见无期，临纸惘然。冀千万以时为国自重。
北宋年间，苏轼与章惇，都熟读经史，才华卓越，年龄相仿，同科进士。性格均爽直洒脱，意气相投，结交作为挚友，同游湖光山色，把酒畅叙，诗文唱和，笑语打趣，赤诚相见。但有有“政治”从中作梗，二人最终却分道扬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狂放才子苏东坡，一个是权倾朝野的宰相章惇。
这一对朋友，分明是宦海中的两片浮萍，命运完全受政治风浪所左右，纯真的友情不得不让位于党争，甚至相互交恶。章惇对于与苏轼的友情一直是十分珍惜的，为这位朋友也曾施过援手。乌台诗案审理期间，章惇为替苏轼开脱，当面驳斥宰相王珪、恶人舒亶。而东坡先生也并非像人们盖棺定论的那样坦荡豪放、宁折不弯。当身陷囹圄之时，他也曾屈服于权贵，痛悔反思、泣泪谢罪，乞求宽恕。审讯期间，他不仅承认诗文讥讽朝廷，同时出卖驸马王诜，为表诚意，又把自己任上的一些玩忽职守的事一五一十全部交代了个痛快。
东坡幸免于死被贬黄州后，章惇仍一日既往给予他关心，亲笔给苏轼写了一封信。苏轼来到黄州，他清楚自己的危险并未完全解除，他更清楚章惇此时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了能够得到保护，也为了让皇帝和朝廷看到他真诚的悔改之意，苏轼给章惇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回信——《与章子厚书》。
苏轼首先套近乎，向章惇表示二人超越他人的特殊亲密关系：“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我自从获罪以来，从未跟别人联系过，即使骨肉至亲也不曾有一字一书相通。苏轼的言下之意，是只有咱俩这种特别亲密的老朋友，我才会乐于说说心里话。无形中，苏轼眼里，与章惇的友情高于骨肉间的亲情。章惇自会领会到这一点。事实是怎样的呢？苏轼并非断绝与亲人的书信往来，即使在狱中、来黄州的路上以及安顿下来，他一直跟其弟苏辙有联系，甚至与受他牵连的王巩也有书信往来，绝非他所说的“未肯有一字往来”。
苏轼接着表感激：“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突然得到你的来信，深切慰问、热情关怀，令苏某感动万分，无法用语言表达。
进而，苏轼向权贵献上肉麻的恭维：“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听说老朋友你荣任参政谏议执事（副相），天下人都为之拍手称快。——东坡先生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全国人民拥护章惇的信息？继续看东坡恭维人的妙语：早年在长安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说：“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你章子厚是绝世奇才，出将入相对你来说，小菜一碟。当时有人还不信我的话，“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今天我不光为朝廷得到你这个栋梁之才高兴，更为我当初的准确预言高兴。——这种文人式的巧妙吹捧，恐怕非一代大文豪所难为。
既然是检讨，当然不能一味献殷勤说漂亮话，必须有个追悔莫及、痛改前非的深刻自我剖析，“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我的招祸遭贬实在是罪恶累累。“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没想到圣上开恩留我一条命，如果我再不痛改前非，那还算是人吗？“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于今想来，我所犯的过失，真是糊涂透顶，简直就像是一个病狂之人愣要跳河投海一样。——深刻！真深刻，深刻得令人不得不动容！
按照检讨的格式，反思过后当然是最后的保证：“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老朋友你担心我会再犯，怎么可能呢？请你一定相信我，从此坚决痛改前非，绝不重蹈覆辙！
结语处苏轼表达了两个意思，似乎不经意，其实另有深意：这里天气不好，我平生不善积蓄，生活拮据，“布衣蔬食，随僧一餐”，跟着僧侣们布衣粗食，时常怀揣“饥寒之忧。”——这是有意给章惇留下一个可怜相，以期引起同情；“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闲时倒是看看书，不过看的是佛经。——表示苏某已超然物外，一心向佛不问世事，请章大人放心。
苏、章之间还有这么两段轶事流传至今，一则是：俩人同游黑水谷，“下临绝壁万仞”，水上只放了一块窄木板做桥，章惇让苏轼踏着木板过去在悬崖绝壁上题字，苏轼不敢过。章惇像走平路似地过去了，然后身系绳索不慌不忙地在绝壁上大书“章惇苏轼来游”几个大字。二人返回途中，苏轼对章惇说：你将来肯定能杀人。章惇不解，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另一则是：苏、章正在山寺小饮，忽然听说山上来了老虎，俩人骑马去看，离老虎几步远的时候，座下马吓得不敢走近，苏轼扭头就往回跑，章惇却不知从哪儿找来个铜锣，就地抓块石头敲得当当响，“虎即惊窜”，老虎被锣声给吓跑了。
大约是因为以上两件事吧，东坡先生得出了一个结论，章惇不要命，也敢要人命；跟谁都能玩直率，跟章惇却不能来硬的。所以他才会在章惇的劝告面前，痛悔自省坚决表示改过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