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文字炼狱
苏轼因为反对新法，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审查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看其究竟有无‘不臣之心’
苏轼的好友驸马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意外地给苏轼带来横祸；内心不安，觉见愧对苏轼。所以，一听到要拘捕苏轼这个消息，冒着泄露国家机密要受惩处的危险，赶紧派人去给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父子也同时出发，快马加鞭，星夜兼程，奔往湖州。但因图中皇甫尊的儿子吃坏了肚子，耽搁半日，故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无颇通判代行太守之职，以应不测。
钦差皇甫遵到达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也未经历过这种阵仗，心惊胆颤，手足无措，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与通判祖无颇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现在还没罢官，最好还是依礼迎接吧，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皇甫尊一脸严肃，两边两位御史台的士兵威严站立，好一派威严阵仗！
苏轼镇静了一下慌乱的心绪，走上前去根皇甫尊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回家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湖州太守之职，拘捕，传唤进京’。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要求和家人作别。回家看家人时，全家大哭，乱作一团。心想：此次蒙难，势必连累家人受苦。于此已觉于心不忍，临别再不能给他们一点安慰，非丈夫也！于是，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遵圣谕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念来给朕听听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真宗皇帝听了，哈哈大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实在不想做官就放他回家吧。苏夫人王闰之听了这个故事，又听苏轼说：‘闰之，没事的，莫哭莫哭。你也学学杨夫人给我送首诗嘛！”夫人破涕为笑，心里稍安。
在明知生死未卜的危急情况下，苏轼能如此坦然告慰家人，足见他的豁达。
官府拘捕太守，犹如拘捕盗贼。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适兄弟和陈师锡在城门设酒筵饯别。这位有情有义的陈师锡何许人也？此人熙宁九年进士出身，曾得到苏轼推荐任校书郎，后任湖州掌书记官。苏轼获罪被捕，一些熟人唯恐躲不及；只有他在湖州城门押送苏轼的必经之地，摆下酒席为苏轼践行。湖州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看见心爱的太守被拘捕，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有心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也实在冤枉。果真苏轼跳了江湖，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了。家里人经过商议，决定由儿子苏迈去京城照料父亲；王闰之带领一家老小去宿县。闰之抹着眼泪整理行囊，书籍及苏轼手稿又多又重，心想：都是这玩意惹的祸，一气之下，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应该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审。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受过什么处分。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辱骂、饥饿、酷暑、蚊虫、严刑逼供下，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御史台‘新进’权贵们，既然要置苏轼于死地，就必须搜罗定死罪的证据他拖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的。
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一诗，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小人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作诗词，本来只歌咏桧树。你们不能鸡蛋里挑骨头。他咏他的桧树，与朕有何相干？”退朝之后，还是苏轼一、好友的章惇指责王珪；“你也是无中生有，故意挑剔。什么天上的龙，地下的龙，人家不过是说桧树的根，盘根错节，状如盘龙而已。如果皇上听信了你的话，岂不把苏轼一家满门抄斩吗？！你也太狠了吧！”“其实，这是舒亶定的调调，不是我的主意。”王珪辩解道。“舒亶放个屁也是香的？”章惇气愤地说。子厚此时此地还算够朋友。不久，狱吏审问苏轼咏桧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可怜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新进’们，连王安石说过“蟠龙”也不记得了。
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桧诗就是一例。还有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指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一知半解的的注释。
在狱中，苏轼受尽了折磨，辱骂、拷问、饥饿、酷暑、蚊虫，非人的待遇。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经过这一场文字炼狱，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苏轼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后一首诗里‘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是说不必和那些小人一般见识，但要清醒。
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苏轼命系一线，危在旦夕；受牵连的朋友也面临被处死的危险之中。
本案将如何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