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游刃有余
中国封建社会，在隋炀帝之前。靠‘恩荫’和‘举荐’选拔官吏。所谓‘恩荫’就是家中一人做官或有功，子孙也受其荫护而做官；举荐，更是官官相护，相互推荐，这样形成的结果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换而言之，当官的，世世做官；务农的，代代种地，难以进入‘公务员’系列。暴君隋炀帝虽说是劣迹斑斑，甚至可以说罪恶罄竹难书；但至少有一件事，即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还是值得称道的。它彻底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平等现象，实现了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主要考试合格，人人有均等的机会成为国家官员，进入国家‘公务员’系列。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确有积极进步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从隋炀帝时代起，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止，全国共考出进士约十万名；举人约百万名。‘学而优则仕’，进士、举人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官员——公务员系列的最主要来源。
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国家三级考试制度。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国家考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朝廷也是想杜绝百年为患的‘朋党之争’。殿试后分三甲放榜。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历代各朝纷纷仿效，以后遂成定制。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到了宋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按照张方平知府的建议，苏轼、苏这两兄弟这两匹宝马良驹，就别瞎耽误工夫再参加州里的乡试了；直接带上推荐信去京城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父子三人从西蜀CD出发，经旱路，骑马，坐车，步行，经两个多月路途的车马劳顿，于嘉佑元年（1056年）三月，到达东京汴梁。住进了安国寺。当时的寺庙，也如今日，也得想办法搞点副业养活僧人。因为寺院内比较安静，适于读书备考，考生大都喜欢住到这里。适应考期需要，寺庙干脆把僧人平时的澡堂隔成方格，一床一桌一盏灯，专给考生租用，因为各地来的考生多，倒也赚了不少钱。
学子们考试的地方叫‘号舍’，五尺长，四尺宽，八尺高，一人一床一考桌。几十个‘号舍’连成一长溜，像一条长巷，称‘号巷’。禁卫森严。考生要在里面考三天，确是三天痛苦的煎熬。
三天考试，考生们要交出的试卷是：诗、赋、论各一篇，时务策五道，帖论语十段。诗赋主要考查考生的文化基础和文采；策论，是当年的考试要点，要考察的是考生的思维和从政能力，是录取的主要参考。考生在统一发的选址试卷上填写了姓名、年龄、籍贯、家庭等基本情况后，，统一贴封，称为‘密封卷’。主考官欧阳修当年出的策论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大禹谟》的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意思是刑法有疑问，应当从轻；赏赐有疑问，应该从众，这就算忠厚的极致了。要求有理有据地论述刑罚和奖赏的尺度。题目一出，忙坏了众考生，有人主张‘重赏’；有人主张‘严打’；还有人写道：这好办。就像大人对孩子，乖乖听话的，赏给两块糖吃；调皮捣蛋、惹事生非的，竹板子屁股上使劲打，让他长点记性。立论真是五花八门，论述也是千奇百怪。那么，让我们仔细看看，实际的‘高考状元’苏轼是如何交出这张最满意答案的？他写道：
;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咱们试把苏轼的这篇大作翻译成现代汉语：
远在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等圣贤时代，他们是那么真挚地牵挂着百姓、深深地关切着人民；而且用长者的君子风度来对待天下人。如果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在奖赏他之外，还用歌曲去歌唱他、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端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下去，继续做好事；如果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在处罚他之后，又哀怜和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种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广泛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谨慎地使用刑法。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的时候，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国家的恩泽；处罚的时候，遇有可疑者，则从应处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帝当政的时候，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犯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的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秦楚地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至了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君子如果愤怒，祸乱就会很快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奇异的法术吗？他不过是恰当适时地应喜则喜，应怒则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在严厉，责人贵在宽厚。根据它褒奖和贬责的大意来制定赏罚，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高考状元’苏轼的这篇文章，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述井然有序，逻辑性很强。最后推导出的结论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说，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到了极至啊！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平易、明白、流畅。
阅卷官梅尧臣一见此卷，便大加推许，要求主考官欧阳修将其录为第一。欧阳修看了也十分赞赏，极力推崇，赞赏有加。认为，文章理论精当，推论井然有序，结论精辟，文似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样地好文章恐怕只有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才能写得出来。心想：写此文者，舍曾巩其谁？本意是想给个第一名；转念又想：曾巩毕竟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别让别人说闲话，再扯到“朋党”之中去，干脆大笔一挥，给了个第二名。当年，为了绝对公平，不但要密封试卷；而且，设有誊录院，考生试卷要有该院书吏一分一分重新誊写，主考官们看到的是这份誊写后的副本，使之也无法从笔迹辨认考生。欧阳修为了避嫌，把实际上是苏轼的出色考卷，误认为是门生曾巩的，给了第二名；而把后面该是第二名的的建安才子章衡拔成第一名。打开密封卷一看那份最出色的试卷，原来是苏轼！
经皇上殿试钦定，状元是建安章衡，探花是眉山苏轼。本来应该是第三名的曾巩，仍居榜眼；欧阳修的自信也没错，曾巩的成绩的确也名列前茅。本来应该是第二名探花的章衡赚了个便宜，叫欧阳修避嫌，点了状元；苏轼的弟弟苏辙，也同榜中了进士。
这次省试，对苏轼、苏辙哥儿俩来说，由于基础扎实，训练有素，高智商充分发挥，这次省试，犹如包公解牛，游刃有余。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杜撰了一个典故，难倒了阅卷官尧梅臣、主考官欧阳修。这则典故是：“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是说，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此典故出自何处？尧梅臣搜断枯肠，百思不得其解。就去问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也不知道。哥儿俩双双中了进士，苏洵带领俩儿子去回拜恩师欧阳修。
欧阳修问苏轼：“你文中典故出自何处？”
答曰：“并无经典出处，实为晚生杜撰。”
“啊，是你所杜撰？！”欧阳修大惊。
“以圣帝尧的仁厚、圣明，他这么说也自然是意料中事。”苏轼从容不迫地回答。
欧阳修略加思忖，拍手赞道：“妙哉，妙哉！你真是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活学活用，创意思维！”梅尧臣也以为：“用得恰当就好，何必一定要有出处？！”
苏东坡正是：
随心用典难考官，
任意挥洒创新意。
在反封建文化为中心的“五四“运动中。把八股文、科举制，做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奋力把它砸烂。可是也不尽然，古文到了苏轼这里，反而有了创新、赋予了新的创意。遇到欧阳修，那算是苏轼走大运了。欧阳修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极力反对五代以来的辞藻华丽、艰深奇诡、晦涩难懂、空洞无物的浮躁文风；极力推崇韩愈明白通常、言之有物、实实在在、文以载道的朴实文风。这正是苏轼的一贯文风。正是这样，才让苏轼在这次省试中得以，
又潇洒了一把！
欧阳修把苏轼的文章及来信反复读了几遍惊叹道：“读苏轼的文章，使人不觉大汗淋漓，痛快，痛快！老夫我理当让开路，让他出人头地！”这便是成语‘出人头地’的出处。欧阳修曾对儿子说：“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果然，在欧阳修死后数十年，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朝野内外，人们谈论的都是苏轼，确无人再热议欧阳修了。从来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李杜文章代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自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古时说，人生有四大得意：
久旱逢甘霖，
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
苏轼、苏辙哥儿俩双双金榜题名，苏家三父子‘春风得意马蹄疾’。二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闲来无事，爷仨逛逛京都，权作消遣。北宋时代的四京是：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东京汴梁当时是世界第一大都会，是大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七朝古都，千年梦华。人口过百万，当时欧洲最大城市人口不过十几万。汴梁内城七里，外城周长50余里。人文荟萃，都市繁华，商业兴盛，餐饮发达。市内酒楼林立，大酒店叫正店，有72家；小酒店称‘脚店’，约近万家。最大的是樊楼，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星级酒店了。苏洵高兴了，爷仨也去享受了一把。酒足饭饱之后，绕石径，过虹桥，穿行街市间，登临楼阁上，听曲艺，看皮影，观斗鸡……。蓦然回首，园门旗幌迎风飘扬，择端手托画卷；放眼远观，汴河蜿蜒，楼宇鳞次。城外是深十余丈的护城河，两旁种着高大的杨柳，城墙刷成粉红色。城内的大道两旁种植着柳树和榆树，夹道成荫。城外小桥流水，杨柳拂面；城内区楼台烟雨，繁华冷艳。看一看官瓷，听一听盘鼓，在愉悦中尽情享受大宋京都风情。御街向南去，有一些小吃店，像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等等，有时兴之所至，爷儿仨，也到小吃店打打牙祭，特别吃些野味。有很多野生动物，今天没有了。我们随便看看当时的菜谱吧：爊肉、干脯、貛儿、野狐、肉脯、梅鹿、家鹅、野鸡、野兔肚肺、鳝鱼包子、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须脑子肉……，别垂涎三尺了，今天都吃不上了。总之，爷儿仨这几天是大饱口福。吃完了，爷儿仨去听大鼓书、看字画、赏古玩，或登上汴河游艇，赏赏沿岸风光。《水浒传》开篇有首邵雍的诗：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鸳花无限日高眠。正是千年前北宋京都汴梁生活的真实写照。
爷儿仨酒饱饭足，逛遍京都，心情舒畅，倍感惬意。正是：
金榜题名日，
春风得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