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一时使国人感到很大威胁。然而林则徐在率先进行抗英后，又最早预见到北方俄罗斯的威胁更为严重。1849年10月，林则徐回家治病途经长沙时，经人推荐在船上见到了左宗棠。当时20多岁的左宗棠对这位老人无比钦慕，见面后便拜师求教，两人彻夜畅饮阔论天下形势，他还把收集的资料毫无保留地送给了左宗棠。林则徐此前在新疆办理过屯垦和水利，深感西北边防存在重大隐患，当左宗棠请他畅谈对英国等海上强敌的制敌方略时，林则徐却说：“俄罗斯终将是中国的一大隐患，我老了看不见了，你们年轻人等着瞧吧！”
林则徐注意到沙俄隐患绝非偶然，他早在广东抗英时就了解到俄国不但可以通过水路，也可从陆路运走中国的茶叶。后来，他充军到伊犁时，对国境附近的形势进行了三年的实地研究。尽管当时边境基本相安，但边界守备松弛，俄军 实力逐渐强大，他预感到这一可任骑兵驰骋的陆地边患最为严重。由于清廷将守备力量多移往沿海，又以主力对付国内起义，林则徐死后仅十几年，沙皇俄国果然趁北方空虚，侵吞了150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不祥的预言变成了灾难性的事实。更糟糕的是，当时新疆也一度沦于外人之手。幸亏左宗棠始终记住林则徐的嘱托，力排众议率军远征收复了新疆，在中国近代受尽屈辱的历史上总算写下了令人欣慰的一页。从源头上讲，我们不得不钦佩林则徐的远见卓识，不能不为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感动。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不是做梦做出来的，而是放眼全球，比较得来的。林则徐知道了，也做到了。虎门销烟是他一生的壮举，治理伊犁是他一生的夕阳余光，御敌与治国他都做了，只要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他在所不辞。他改变不了清廷走向灭亡的命运，但挽救了一场对比悬殊的比赛的局点，赢得了国人、外人和后人的尊重。
善下则百川汇集
朱元璋曾说：“子思英贤，有如饥渴。”这句话绝非是他的自我标榜，而是他招揽英才、重用英才的真实写照。朱元璋知道，若要打天下，必须广求天下贤士。因此，他每攻占一地，总要访求当地名士，并把他们请入军中求计问策。
朱元璋攻占滁州后，儒士范常前来拜谒。朱元璋亲自热情款待，留置幕下重用。朱元璋渡江攻打太平时，陶安率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次日即召见他，谈论天下大事。双方谈得无比投机，朱元璋竭力将其留置身边，对他特别厚待。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马上宣布：“贤人君子有愿意跟随我建功立业的，我都尊礼重用。”
消息传开，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前来拜见，朱元璋均加以录用。
朱元璋打下徽州后，大将邓愈向朱元璋推荐徽州名儒朱升。朱元璋对朱升早有耳闻，现在听了邓愈的介绍，知道朱升果有才华，便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登门拜访朱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朱升被朱元璋的诚意打动，遂进言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即操练兵马，积蓄实力；奖励农耕，广积粮食；避露 锋芒，勿早树敌。朱元璋牢记于心，作为自己一个时期内奉行的基本方针。
后来，朱元璋亲征婺州。他知道婺州一向以多儒士而闻名，如果能将一些儒士拉拢来为己所用，则不仅有助于稳固对当地的统治，还可以扩充自己的智囊团。所以，攻克婺州后，朱元璋迅即召见并聘请了十几位当地儒士，向其征询治国之道，请其讲解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并把范祖幹、王冕、许瑗等纳入幕府，让他们参议军国大政。
1359年，攻占处州后，有人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叶琛、章滏。朱元璋当即派人前往礼聘，叶琛和章滏表示愿意出来，但影响力最大的刘基不肯出山。朱元璋命人再三去请，陶安和宋濂也分别劝他出山，刘基不得已只好应允。其后，刘基与叶琛、章滏、宋濂四人一起到达应天，朱元璋命人在自己的住宅西边建了一所礼贤馆，让他们安心居住。朱元璋经常向他们征询对天下局势的看法，增长了许多治国谋略。
网罗到的人才越来越多，再加上朱元璋一向知人善用，所以他的实力越来越雄厚，最终凭借众人之智，各个击破其他割据政权，把元军赶到大漠以北，终于成为收拾残局的主宰者，建立了大明帝国。
老子说“上善若水”，他认为水的最大长处是“善下之”。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善于用人的，必然谦虚待人，居人之下。儒生不可辱，人才一般都有极强的自尊心，他们的自尊心得不到满足，是难以全心全意为你服务的。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只要你真心尊重人才，必然换来他们忠诚的追随。
抛开固定的思维模式
在《三国演义》中，有一个诸葛亮减兵添灶的故事。
当时，诸葛亮得胜收兵，回到祁山时，永安城李严遣都尉苟安解送粮米至军中交割。苟安好酒，路上延误了时间，超过限期十日。诸葛亮按照军法，对他杖责八十。苟安受刑之后心中怀恨，连夜引亲随五六骑径奔魏寨投降。司马懿吩咐他回成都布散流言，说诸葛亮有怨上之 意，早晚欲称帝，好让后主刘禅召回诸葛亮。苟安按照司马懿的计策，回成都见了宦官，散布流言说诸葛亮自恃功大，早晚必将篡国。宦官闻知后马上禀奏给后主，后主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使者星夜召诸葛亮回师，诸葛亮当时知道这是敌军所用的离间计策，仰天长叹：“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但是只能安排撤军事宜。
姜维问曰：“若大军退，司马懿乘势掩杀，当复如何？”孔明曰：
“吾今退军，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营，假如营内一千兵，却掘二千灶，明日掘三千灶，后日掘四千灶……每日退军，添灶而行。”杨仪曰：“昔孙膑擒庞涓，用添兵减灶之法而取胜；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灶？”孔明曰：“司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伏兵，定于旧营内数灶；见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与不退，则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无损兵之患。”遂传令退军。
司马懿只待蜀兵退时，一齐掩杀。正踌躇间，忽报蜀寨空虚，人马皆去。司马懿因知诸葛亮多谋，不敢轻追，自引百余骑前来蜀营内踏看，教军士数灶，仍回本寨。次日，又教军士赶到那个营内，查点灶数。回报说：“这营内之灶，比前又增一分。”司马懿谓诸将曰：“吾料孔明多谋，今果添兵增灶，吾若追之，必中其计；不如且退，再作良图。”于是回军不追。孔明不折一人，往成都而去。此后，川口的居民来报司马懿，说孔明退兵之时，未见添兵，只见增灶。懿仰天长叹曰：“孔明效虞诩之法，瞒过吾也！其谋略吾不如之！”遂引大军还洛阳。
在这里，诸葛亮使用相反的方式，用减兵添灶之法，骗过司马懿，得以全军退回到汉中，使“蜀兵不曾折了一人”。他知道司马懿平生十分多疑，故布疑阵，让司马懿畏首畏尾，错失了战机，而他却能从容地调动军队顺利撤回。
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会不断总结经验，却也因此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只凭经验行事，往往是只看表象就以为得出了实质。这时如利用人们这种以“貌”取人的习惯，小施计谋，以假示之，就可以瞒天过海，轻松将其引入自己的圈套。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要时时注意自己的这种思维定式，要摸清对方底细实情，不可自以为是地莽撞行事。这不仅是生存法则，更是智慧的灵活运用。
示强以弱，示弱以强
公元前206年，项羽占有楚魏东部九郡之地，自封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又违背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的前约，改封先入关中的刘邦为汉王，封地有巴蜀和汉中41个县，国都为南关（今陕西南关东北）。巴蜀之地，是秦朝流放罪犯的偏远荒凉之地，这让刘邦心中非常不快。
项羽的谋臣亚父范增知道刘邦的不满，也知道他定会起兵造反，于是建议项羽找借口杀掉刘邦。项羽就把刘邦找来，准备封刘邦为汉中王，他若去，定有储备实力、自封为王之心；若不去，正好可以杀死他。刘邦听说项羽召见，虽然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又不能公然抗命不去，便在心中盘算着怎样应对这场智斗。刘邦来到殿前，恭恭敬敬地伏在地上说：“拜见霸王千岁！”那谦恭的样子使项羽心中异常受用，当即放松了警惕，笑着问道：“沛公，你先入咸阳，功劳可嘉，我特意加封你为汉中王，代管巴蜀，不知你意下如何？”刘邦听罢，马上意识到项羽暗藏杀机，只要一语有失，便会人头落地。他沉吟片刻，答道：“我好比霸王您胯下的一匹坐骑，何去何从全由您做主。”项羽闻听此言，既对刘邦的恭维感到自得，又觉得刘邦的话无懈可击，因此也就没有了杀他的借口，便让刘邦下殿去了。
刘邦谢恩退出大殿，急忙回到自己的营地，稍加打点，便率军急匆匆地向巴蜀进发。他决心以巴蜀偏塞之地为依托，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待力量充实了，再平三秦，谋取天下。
项羽闻知刘邦率军已向巴蜀进发，才感到范增所言极是，立即派季布带3000人马前去追赶，然而为时已晚。
刘邦后拜韩信为大将军，广纳贤才，休兵养士，最终在众贤士的帮助下，使得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自刎乌江，从而统一天下。
刘邦不仅懂得示强以弱的保命之法，还深知示弱以强之道，而且用得恰到好处。
汉王刘邦派人去游说九江王英布投降，英布犹豫再三，最后勉强同意了。英布来拜见刘邦，进门却发现汉王正坐在椅子上洗脚，对他十分冷淡。英布顿时面红耳赤，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最后一点自尊也轰然倒塌。
但是，等到他出来，回到住处，发现帐幕、饮食、随从都与汉王的住所一样，英布非常惊喜，顿时对刘邦感激涕零。
刘邦对英布的傲气，以“示弱以强”之法，树立起自己的权威，随后又出其意料地重视他，是告诉他在这里能够得到所追求的东西，使其死心塌地效忠于自己。
示强以弱可使强者得意洋洋，斗志松懈；示弱以强则使弱者望而生畏，知难而退。两者交替使用，可进退自如，无往不胜。在与人交往做事的过程中，把这种处世的哲学用好，必然能不断地走向强大，无难不克。
韬光养晦，变退为进
韬晦智慧历来受到中国人的重视。智者做事，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行止和思想，他们往往掩饰得很深，只有在成功之后才可以论说其成功之谜。韬晦之策有明确的目的性与功利性，具有极强的主观意识，极富于人的主体精神。韬晦之策又有极强的进取性，虽然在表面上有许多退却忍让，却更显示人的韧性与忍辱负重的内在力量。
韬晦之策又因极大的隐蔽性而具有极强的实效性，它往往攻人不备而出奇制胜，取得事半功倍的结果。韬晦之策是精明人假装糊涂的一种策略。
张仪，魏国贵族后裔，学纵横之术，主要活动在苏秦之前，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战国时，列国林立，诸侯争 霸，割据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纷纷采取“合纵连横”
的策略。或“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防止强国的兼并；或“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张仪正是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对列国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文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相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与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
秦惠文王更元二年（前323年），秦国为了对抗魏惠王的合纵政策，进而达到兼并魏国国土的目的，张仪运用连横策略，与齐、楚大臣会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以消除秦国东进的忧虑。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
秦惠文王更元三年，魏国由于惠施联齐、楚没有结果，不得不改用张仪为相，企图连秦、韩而攻齐、楚。其实张仪的最终目的是想让魏国做依附秦国的带头羊。由于连横威胁各国，秦惠文王更元六年，魏国人公孙衍受齐、楚、韩、赵、燕等国的支持，出任魏相，张仪被驱逐回秦。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张仪再次任秦相国。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秦惠文王接受建议，遣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伐蜀，取得胜利，旋即又灭巴、苴两国。这样秦国占据了富饶的天府之国，有了巩固的大后方，为秦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秦惠文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人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东）。这样秦国的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既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也使秦国的疆土扩大，国力更加强盛。《史记·张仪列传》
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无疑张仪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处于弱势的时候要处变不惊，波澜不兴，或蛰伏或争取，努力充实完善自己，则可把这种弱势当做强者不具备的自我激励、韬光养晦的优势，变退为进，以守为攻，最终的成功也是指日可待的。
顺其自然，宠辱不惊
979年初，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走投无路，只好投降。面对这巨大的胜利，宋太宗十分自得，他又主张乘胜伐辽，收回被辽占据的幽云十六州。
宋朝大将潘美反对此议：“我军大胜，此刻也不能志得意满，轻敌冒进。眼下尚需稳定形势，士卒也需休整。”
总侍卫崔翰大声反对：“此乃天赐良机，岂可轻易放弃呢？陛下进兵之举甚合民心，必群起响应。我军又是得胜之师，伐辽必有胜算。”
宋太宗本求胜心切，遂大举北进。宋军快到高梁河时，遭到辽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宋太宗也不知去向。
当时，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也随宋太宗亲征。他手下的将领猜测宋太宗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于是私下商议立赵德昭为帝。众将领面劝赵德昭道：“如今军心不稳，大敌当前，大王如不当机立断，承继大统，恐怕变乱不止。恭请大王迅速登上帝位，号召天下。”
赵德昭面对众将拥立，一时心动。
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赵德昭，遵循母亲的遗命，让弟弟赵匡义做了皇帝。这件事情曾让赵德昭心情不快。赵德昭的一位亲信劝他不可这样：“事已至此，只要大王参透荣辱，顺天应命，也不会感到做个逍遥亲王有什么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