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诸葛亮欲置关羽于死地。当时诸葛亮虽不能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不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而《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的进展。
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8年）七月开始，至十二月结束，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递渠道。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
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小结契“、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所以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人诸葛亮。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除掉关羽呢？这还要从诸葛亮的抱负，以及关羽的为人中寻找答案。
诸葛亮胸怀天下，关羽无疑是他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癨。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实则”藏器在身”，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他可做到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笑而不言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东吴重臣张昭想推荐他侍奉吴主，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看成是”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了。
然而，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其实，刘备对诸葛亮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在刘备称帝前后，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其他如赵云、庞统、黄忠、马超等人的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比之于诸葛亮显然要更进一层。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癨。关羽一直瞧不上士大夫，赤壁之战后对诸葛亮很是嫉妒。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建安十九年（公元213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到他喜出望外，即封他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谁可比类”，诸葛亮写信答称，马超”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阅信后，扬扬自得，将信”以示宾客”。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8年），刘备自称关中王，想重用黄忠为后将军。但又怕关羽不高兴，于是派费诗去关羽的住处，同时拜关羽为前将军。但是关羽听了此事之后十分生气，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关羽如此狂妄，诸葛亮为何不加以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覾，讨其欢心呢？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之处。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书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
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瞧他。但是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变成了嫉妒，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絓，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
襄樊之战，不失为诸葛亮除掉关羽的一个好机会。诸葛亮为何想除掉关羽？这和关羽的性格有极大的关系。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史书上说：“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意思是说，张飞虽然不善待士卒，但对有才能的士大夫非常敬佩尊重，而关羽虽然爱抚士卒，但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的性格十分清楚，然而顾虑其与刘备”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等待时机除掉关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8年），关羽贸然发动襄樊战役，诸葛亮在这样的大好机会来临之时当然不会去提醒对战局”疏慢“的刘备。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欲置关羽于死地的是刘备。深恐易世不能驾驭而诛杀功臣，是大多君主都无法避免的，刘备同样不能例外。在刘禅即位以后，诸葛亮曾上表以”诽谤先帝“的罪名将长水校尉廖立废为庶民，廖立在当时并不是重要人物，但在关乎关羽败亡一事上却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角色。
吕蒙袭击南三郡时，廖立弃城逃回成都，只因他与刘备素来交情颇深，故免于重责。后主刘禅即位后，廖立认为自己的官阶配不上自己的才智遂怏怏不乐，对先帝刘备大为不满。廖立认为，关羽并没有统帅的气度，往往只凭自己的武力与敌人战斗，同时在作战上也没有一定的规则。
关羽虽然有诸多缺点，刘备却仍然将他放在荆州这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显然是有意为之，结果直接导致”关侯身死无孑遗“（见《三国志·蜀书·廖立传》）。《三国志集解》在《三国志》此段文后有注解，认为廖立”此难忿言，然当日情势实如此”。这可以作为确认廖立言论真实性的一个佐证。由此可见，刘备对关羽如此安排，除了”易世难御“的理由，再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
《三国志》中记载，关羽”性颇自负，好凌人”，”骄于士大夫”，并且”始有大功，志骄意逸”，性格上的缺陷，使得他与刘备难免发生龃龉。例如《三国志》引《蜀记》的一段记载：“初，刘备在许（许都）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絓渚，羽臷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焉？’“当日因为曹操南征，关羽随刘备辗转漂流，十分狼狈，因此关羽责备刘备当初不听他的劝说杀了曹操，刘备则以”为国家惜之“搪塞过去。
裴松之作注时说，刘备以此为借口，并非出于本心，随后他在书中写下理由。他认为，刘备在围猎事件之后，就参与了禱承等人谋划刺杀曹操的活动，只是后来计划泄露而未遂，如果刘备真诚地为国家而惜曹操，何至于事后又谋划刺杀曹操？
接着裴松之说，刘备之所以没有听从关羽的建议在当日的猎阵中诛杀曹操，真正因在于忌惮曹阿瞒的心腹亲戚，”曹虽可杀，身必不免，故以计而止，何惜之有”。后来刘备在夏口对关羽说的话，裴松之也认为是”故托为雅言耳”，言下之意，就是说漂亮话了。刘备当时也很清楚，关羽的抱怨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当时情况危急，刘备显然不愿意再和关羽发生不快而导致两人关系紧张，因此也只能以”安知此不为福焉“开脱过去，作一下自我安慰。
刘备进位为汉中王之后，关羽实际上成为蜀汉集团中地位仅次于刘备的第二号人物，非但”易世难以驾驭”，即使刘备本人，也常常”驾驭“不了。关羽虽然”骄于士大夫”，但他却善养士卒，刘备集团的精兵有很大一部分源于关羽的部曲或是掌握在关羽手里。《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游说东吴时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絓夏战士亦不下万人”。
由此可见，赤壁之战前，刘备的军队组成，大致分为关羽和刘琦两部，其中的精锐部分，由关羽掌握，约为全部兵力的一半；而刘琦的军队，当时尚未由刘备完全掌控，因此关羽的兵力是当时力量微弱的刘备势力的主要力量。后曹操败退，刘备入川，关羽一直留镇荆州，官阶迁至前将军，假节钺。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关羽镇守的荆州，在诸葛亮南征收服孟获之前，面积占刘备集团统辖领土的二分之一。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8年），关羽攻樊城，于禁、庞德全军覆没，此时群盗遥受关羽印号，为其支党，”羽威震华夏”。即便曹魏众臣也都称蜀汉”名将唯羽”，同刘备在巴郡受挫相比，关羽已很明显地造成了功高震主的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刘备自然会对关羽有所顾忌。因此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刘备采取的相应措施是可以在《三国志》中寻到些许线索的。表面上，他让关羽总督荆州且假节钺，作为荆州的最高长官；实际上，荆州重镇絓陵、公安却分别委任南郡太守糜芳与将军傅士仁驻防。糜芳为刘备夫人的兄弟，傅士仁为刘备的同乡，两人又同样不以能力见称。然而糜、傅二人所驻守的絓陵与公安均为南郡重镇，其中絓陵即为荆州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