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十，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直隶总督荣禄被光绪帝明发上谕申斥，对朝廷颁发的新政诏旨各省继续沿用旧习，贪图吃喝玩乐，虽然朝廷下旨敦促，但仍然没有行动。刘坤一受到申斥后，为应付皇上曾奏了几道响应新政的奏折；而荣禄受到申斥后，因深知维新派与自己派系之间的矛盾很深，便赶紧与慈禧勾结，密谋策划政变，正如梁启超所说“至明发此谕，荣禄自知不保，而篡废之事益亟矣”。谭钟麟受到申斥，仍然不予理睬。七月二十八日，依据宋伯鲁弹劾谭钟麟的奏本（康有为代拟），光绪帝再次下旨对他申斥，并让湖南巡抚陈宝箴“严查参奏”于他。阻挠新政是宋伯鲁参劾谭钟麟的主要问题，但谕旨下发后，政变指日可待，光绪帝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皆知情况万分紧急，他们顾不上其他事情，导致查劾谭钟麟之事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因认真举办新政而得到光绪帝的多次奖赏。
维新运动在湖南搞得最为活跃，主要是由于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梁启超等维新人物不懈努力，巡抚陈宝箴对此也做了很多贡献。例如当时十分着名的湖南时务学堂，其组织、经费等项皆由陈宝箴一手主持。后来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封建势力的攻击时，陈宝箴则挺身而出维护时务学堂，斥责封建顽固派。同时，陈宝箴亲率地方官吏参与维新团体南学会活动，他还亲临讲演过两次，对该学会和湖南各地的学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还大大支持了湖南的《湘学报》《湘报》的举办。其他诸如举办实业、开办学校等多项新政，他都积极推行。
陈宝箴的态度始终遭到旧势力的嫉恨和攻击，御史徐树铭、黄均隆等曾上疏弹劾，企图把他彻底铲除。光绪帝对陈宝箴十分支持，六月二十三日下旨切责顽固派，褒奖陈宝箴说：“陈宝箴自兼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
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严惩，断难宽贷。”然而，湖南的顽固势力却置光绪帝的警告于不顾，变本加厉地阻挠新政和围攻维新派，挟制陈宝箴，“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因此，光绪帝于七月二十九日为了支持陈宝箴再次下旨，让他“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当时形势紧张，光绪帝已经感到政治风暴即将到来，仍旧下旨鼓励陈宝箴，足见其对维新变法确实有很大决心。
戊戌政变
清朝封建专制政权是满洲贵族战胜汉族人统治的明王朝后建立起来的。虽然从清朝建立开始，清的统治者们就汲取了元朝蒙古贵族的教训，注意缓解民族矛盾，没有采取明显的民族等级政策，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一直充斥着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中央政府的内阁、军机处虽也有所谓满汉复职形式，但汉官只不过是个陪衬罢了。以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满洲贵族意识到必须要利用汉族地主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不得已才把部分地方统治政权向汉族地主开放，但很多重要权力还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宪政运动更深刻地触及了清朝统治，使满洲贵族统治者忧心忡忡。
维新运动兴起后，慈禧太后、恭亲王、刚毅、荣禄、徐桐及绝大多数满洲大臣，之所以拼命反对变法，除了有保守思想外，其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害怕改革的深入触及自身利益，害怕200多年辛苦经营的满族政权毁于一旦，害怕自己手中特权的丧失，总之，他们已把维新运动上升到了汉族人对“满族人的夺权斗争”的高度。保国会并非“保中国不保大清”，但满洲贵族却宁愿如此理解，以保证建立他们共同对外扞卫自己特权的联合阵线。这一点上，刚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刚毅曾说：“改革者汉族人之利，而满族人之害也。”刚毅之言代表了满洲人中守旧党人的心事。
满洲贵族这种执拗的偏见，成为变法运动的极大障碍。何况，维新志士的思想言论中也确有“反满革命”的浓重成分，谭嗣同就是一个典型。他无情地揭露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屠杀和压迫汉族人的种种罪恶，表现出与满洲贵族势不两立的姿态。他说满洲贵族与古代暴君相比，其残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之暴君，以天下为之私产止矣”，而满洲贵族“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对满洲贵族无比痛恨的他高呼“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康有为与谭嗣同相比，在维新运动中更讲究策略，表现比较克制，但随着维新运动的日益推进，他的奏折也尖锐地涉及了满汉问题。五月二十七日，他上奏的《请裁绿营放旗兵改营勇为巡警仿德日而练兵折》，提出各省驻防八旗兵丁“听其所好，择业而从，优给三年之粮，听其改附所在民籍”。要求取消手持特权而又腐败无能的八旗老爷兵，把他们改为一般的“民籍”。到八月末，康有为又上了《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的奏折，他说“不宜于一国民之内，示有异同，若疆界既分，即生彼此”，明确提出了取消满汉差别。他以北魏文帝的成功改革为例，让光绪仿效“定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他还说服光绪帝废除满洲姓氏、取消贵族封号和国家朝号。
七月二十日后，康有为又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奏折说“今为机器之世”，而满族所推崇的“辫发长垂，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且垂辫“为外人指笑”，应剪掉才合乎时代潮流。又说清朝时兴的褒衣博带同西装西服相比亦“极可怪笑”，也应当更换成新式服装。同时提出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为“维新元年”，从而让举国之民“改视易听，咸与维新”。同时，又上《请设新京折》，建议光绪把都城迁往江苏上海附近，而北京派人留守就行了。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根据袁昶的奏折，命令八旗子弟旗民“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
满洲贵族认为康有为是公开与他们为敌，拿他们开刀。如其建议中：改八旗民丁为民籍；取消满族人特权，免除亲贵封号；更易满族姓氏、服饰；迁都上海附近……这种种举措分明是汉族人的夺权行动，是200多年来反清反满的重演。
出于这种想法，满洲贵族才对维新变法百般阻碍。早在保国会活动时，他们就指控维新派是“专变祖宗成法”，是“辨言乱政”、“名为保国，实为乱国”，那时他们就鼓动慈禧讨伐维新派。由于种种原因，慈禧当时并未发难。“诏定国是”之后，光绪帝和维新派进行了突变式的变法，改革风潮如狂风暴雨，呼啸而来。光绪皇帝百日之内竟下发数百道新政上谕。这一切都引起了满洲顽固派的无比仇恨，尤其是康有为上述奏折的发表，以及满洲顽固派连遭光绪帝惩罚，使他们更加深信光绪帝已背叛了祖宗，成了汉族人的皇帝，于是忍无可忍，从而举起了政变的屠刀。
当变法力度进一步加大，守旧的保守贵族势力屡受打击之时，颐和园内的老佛爷——慈禧正在静观待变。她对守旧派们向自己寻求支持并不理会，对维新变法也似乎是任其发展。这使守旧派大惑不解。
其实，慈禧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却从未停止过对时局的思考。她要出其不意一举成功。这时荣禄成了这里的常客，许应骙、怀塔布成了这里的听差。
光绪皇帝一直关注着颐和园内慈禧太后的动向，并通过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及心腹的小太监不停地打探消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他得到这样一个重要情报：慈禧准备利用九月在天津阅兵之机，发动兵变，囚禁光绪，复行垂帘。
光绪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风暴到来得如此之快，慈禧与荣禄竟会这么凶狠。如何对付呢？他不得不求救于康有为等人。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与慈禧确曾计划过去天津阅兵。由于当时正值新旧两派斗争紧张之时，所以上谕一下，朝野内外，猜议纷起，风传要在天津阅兵过程中废除光绪皇帝。八九月间，这个风闻在京津之间广为流传。
康有为当然要采取应对之策。但当时，维新派手中并无兵权，这是很要命的事情。对此，他感到很痛苦：“收兵权则恐警觉，不抚将则恐不济事，日夜忧危”。只好一面请求光绪帝“仿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一面运动北洋军队，同守旧派争夺兵权。同时，又进行“围园执后”的谋划。
七月二十九日，军机章京杨锐应皇帝召见来到养心殿光绪的书房。
光绪遣散走身边的人后，便把慈禧准备军事政变的事情一一转告了杨锐。然后付密谕一道，命令他迅速出宫与康梁等人商量救驾对策。杨锐身负重担，怀揣密谕，叩辞出宫，辗转一阵，召集康有为、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人，在康有为的书房集合会面。康有为等人见杨锐面色难看，情绪紧张，便知有大事发生。
杨锐掏出皇帝密诏说：“有皇上朱笔密谕。”康有为眼疾手快，见到杨锐出示密谕便伸手接了过来。
在密诏中，光绪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和焦急心情，向康有为等发出了紧急求救的呼号。
康有为看了密诏，一时也无计可施，便把谭嗣同找来商量。康有为说：“现在情况有些不妙，太后他们可能要策划一个大阴谋。我们上受皇上知遇之恩，下受黎民百姓的重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须想出一个好主意，先发制敌，才是上策。”
谭嗣同表示赞同：“您说得对，目前局势确实严重，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手头没有军队，在生死关头，哪里去找忠心保护皇上的军队？到时候我们只能任人宰割，死倒不可怕，只是壮志未酬，愧对国人，到时也难以瞑目！”
康有为对谭嗣同的话表示认同，也认为没有军队是维新派的致命伤。这时，他想起了袁世凯这个人。当时袁世凯手中有兵权，对维新表现得也很积极，康有为把“勤王”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听了康有为的介绍，谭嗣同也同意了请袁世凯帮忙、共渡难关的计划。于是决定一面向光绪推荐袁世凯，并让光绪给予超擢（让他知恩图报），一面又派人前往游说。为保密起见，康有为将保荐袁世凯的奏折拟定后，推由徐致靖签名上奏。
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清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二十日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生父袁保中为本县着名豪绅，胞叔袁保庆官至道员，从叔袁保恒历任户、吏、刑部侍郎，袁保龄为候补道。袁世凯行四，约在同治三年（1864年）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
同治五年（1866年），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至济南任所，开始读书。同治十二年（1873年）袁保庆病逝，袁世凯迁居返回原籍，与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年）袁世凯又随袁保恒到了北京，随京城名师学习，但他已养成纨绔子弟的恶劣习性，读书不过是应付了事，所以学业上没什么长进。
光绪二年（1876年）秋回到家乡原籍参加乡试，结果是名落孙山而回。第二年夏天，随袁保恒至湖南办理赈务，历练做官本领。光绪五年（1879年）秋，他又一次应考乡试，仍未考中。其后曾报捐中书科中书。接着，捐纳实缺，没有成功，于是决心投笔从戎。于光绪七年（1881年）至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军统领吴长庆，获得帮办文案之职，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兵变，国王李煦和闵妃集团被围攻，向来受闵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星应（李熙之父）重握朝政。清廷与朝鲜素有宗藩关系，朝鲜兵变，清廷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命令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至朝平乱。七月出兵东渡前，幕府名流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袁世凯在战争中表现突出。平定叛乱后，吴长庆为袁世凯报功请赏。经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鸿章奏准，九月初一袁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不久，应朝鲜请求，吴长庆命袁帮助朝鲜整顿军队。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人侵犯中国边界，李鸿章为加强边防，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此时，袁世凯在朝鲜已成为了一个军事实力派人物。十月，朝鲜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迫李熙改组了政府。袁世凯果决地说服吴兆有统兵打退日军，将亲日派势力驱逐出政府。这次行动的胜利使袁世凯的政治野心迅速膨胀，他自作主张，搬进王宫，以监国大员自居，企图独掌军权。此举使吴兆有对他充满了怨恨，于是向清廷揭发了他挪用军饷等罪状，再加上当时日本要求清军退出朝鲜的压力，袁心灰意冷，于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请假回国，返回原籍。
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李鸿章认为两项措施最为可行。一是释放被软禁在保定的李星应回朝，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抑制闵妃集团依赖俄国的倾向；二是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李鸿章为了提高袁世凯的政治地位，以让其在外交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李鸿章奏准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并以知府分发，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
从此，他开始崭露头角，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中外闻名的重要人物。
清皇朝对朝鲜的宗主地位本来就有名无实。而袁世凯自抵新任后，为维护“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时时摆出监国大员的架势，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时时干涉朝鲜内政，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电李鸿章，请废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凯的行为使朝鲜宫廷的离心倾向更大了，中朝关系严重受损。日本自确定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后，一直在寻找机会发动战争。起初袁世凯对日本的防御力度很大，积极准备御敌，但后来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放松了对日本的警惕。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四月，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助剿。袁世凯屡次发电给李鸿章，请求出兵朝鲜，并保证日本绝不会出兵朝鲜，接着又将军机泄漏给日本。当日本出兵朝鲜后，袁世凯一心镇压起义，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危急。直至日本大兵压境，才请求增兵备战。五月下旬，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在此情况下，袁世凯为苟全性命，再三电请李鸿章，要求回国。经清廷批准，袁于六月十七日改装易服偷偷回到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