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英俄两国是争夺亚洲和世界霸权的主要敌手。沙俄早就对朝鲜半岛怀有野心，曾多次诱惑朝鲜签订密约，妄图控制朝鲜。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甲午战前曾经说过，如果朝鲜发生冲突，“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五月十七日，李鸿章向喀西尼要求俄国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喀西尼表示：俄韩两国是近邻，俄国决不会容许日本侵略朝鲜。二十二日，沙俄政府通过驻华参赞转告李鸿章：“俄皇已电谕驻俄使转致倭廷，勒令与中国共同商议撤兵事宜，俟撤后再议善后办法。
如倭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同一天，沙俄政府训令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劝告”日本与中国共同把军队从朝鲜撤出。五月二十七日，沙俄政府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其与中国同时撤兵，并警告日本政府如果拒绝劝告，应当承担一切后果。五月二十九日，日本政府照复俄国，声称：日本出兵朝鲜，绝无侵略疆土之意，实属对于现在形势不得已之举，若至该国“内乱”完全消灭，回复平稳状态，将来无何等危惧时，自然撤退其军队。这一外交照复，正如陆奥宗光自己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以外交的笔法，婉言拒绝了俄国政府之劝告”。
这时，李鸿章为了促使俄国出面干涉，竟向喀西尼提出，由中、日、俄三国共同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三国在朝鲜分享同等权利。六月初一，喀西尼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喀西尼在报告中认为，“这一建议对于我国很有利，它将保证今后得以维持朝鲜秩序，将摒除中国在朝鲜的优越势力”，并要求俄国政府接受这一建议。但沙俄政府经过审慎考虑后，认为事态错综复杂。接受李鸿章建议，强迫日本撤兵，虽可获得重大利益，却会得罪日本。特别是当时英国也在等待时机，一旦俄国以任何方式援助中国，英国很可能支持日本。这就不仅促使日英靠拢，使自己受到孤立，甚至要冒战争的风险。俄国当时虽力图扩张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但由于尚未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工程，要在远东发动一场战争，还存在一定困难。因而，它希望暂时维持远东地区的现状。日本政府既然已经保证“绝无侵略疆土之意”，也就顺水推舟，以免促成日本和英国的联合，从而加强俄国在远东的对手英国的势力。因此，六月初五吉尔斯向喀西尼发出训令说：“李鸿章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完全珍视，然而我们认为不便直接干涉朝鲜的改革，因为在这建议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个愿望，即把我们卷入朝鲜纠纷，从而取得我们的帮助。”这样，俄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不愿接受李鸿章的建议。六月初七，沙俄政府向李鸿章明确表示：“倭韩事，明系倭无理，俄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再与华共商善后事宜，但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至于朝鲜内政应革与否，俄亦不愿干涉。”至此，清政府乞求俄干涉的希望破灭了。
清政府在乞求沙俄出面干涉的同时，也请求英国进行调停。五月二十八日，李鸿章请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转电外部，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艘铁快舰径直赶赴横滨，与驻使同赴倭外署，责问其以重兵压韩之无理，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关系重大，勒令撤兵，再商善后，谅倭必遵，而英与中倭交情尤显。此好机会，勿让俄着先鞭”。
英国对日本在远东扩张侵略势力的做法，态度很矛盾。沙俄是英国在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英国把扼制沙俄势力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出发点。后起的日本，暂时还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构不成重大威胁。考虑到利用日本可以抑制沙俄势力的南下，英国愿意支持日本在朝鲜进行扩张。但同时，又担心中日之间的战争冲突，会改变远东现状，从而影响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给俄国带来扩张势力的机会，因此，又想出面调停。当李鸿章与喀西尼在天津频繁接触，乞求沙俄出面干涉的时候，英国政府焦虑难安。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急忙出面怂恿总理衙门，以“同保该国土地勿令他人占据”和接受“改革朝鲜内政”为基础，撇开俄国直接同日本谈判。
经过英使欧格讷的斡旋，六月初七，总理衙门王大臣与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举行谈判。虽然英国提出的谈判条件有利于日本，但因此时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对英国的调停根本不感兴趣，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便在外交上敷衍应付，毫无和谈诚意。在谈判桌上，小村以清政府要求日本撤兵朝鲜为借口，极力破坏和谈的进行。谈判破裂后，陆奥宗光于六月十二日又发电指示小村寿太郎，令其向清政府声明：“近日驻贵国之英国公使注重中日两国之友谊，以好意居中周旋，努力调停，然中国政府除依然主张我国从朝鲜撤兵外，不为何等商议；此非中国政府徒好生事而何？事局已至此，将来如果发生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承担责任。”这个声明被陆奥称为“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之第二次绝交书”。这一颠倒是非、蛮横无理的外交声明，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的狡诈面目：既要破坏谈判，又想嫁祸于人；既要发动战争，又想推卸罪责。
接到声明后，清政府虽颇感激愤，但仍委曲求全。为谋求中日争端的和平解决，再次通过英国政府向日本表示了谈判的愿望。但此时，日本已经完成了在朝鲜的军事部署，陆奥宗光认为：已“没有与中国优游于樽俎之间再行会商之暇；若断然拒绝英国之调停，恐外交上有失礼仪，故以为不如提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条件，使之自然中止为得计”。于是，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无法容忍的苛刻条件：
第一，即使中国政府同意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但对于此前“日本政府以独立着手之事项，中国应不容喙”；第二，中国政府必须在五日内答复日本此次提议，否则“日本政府不能与之应酬”；第三，中国不得增派军队赴朝。中国政府只有同意上述先决条件，日本才同意举行谈判。日本政府这种出尔反尔、蛮横无理的态度及所提的苛刻条件，连英国政府都认为：与日本政府曾言明之谈判基础相矛盾，且超出其范围之外，日本政府已单独着手之事项使中国政府毫不容喙协议云者，实际是违背《天津条约》之精神。但清政府仍抱着求和之心，再次退让，对日本的条件完全同意。只是提出在改革朝鲜内政时，只能劝告朝鲜政府，不能强迫。同时，还格外作出让步，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通商权利与中国同等。希望通过这些让步换取日本承认“遇朝鲜有大典，日本不能与中国并行”，以维持清政府对朝鲜的形式上的宗主国的地位和脸面。日本政府却百般刁难，坚持中日两国必须强迫朝鲜国王遵行改革朝鲜内政：遇朝鲜大典，两国必须平行，以此逼迫清政府放弃对朝鲜形式上的宗主国地位，并承认日本在朝鲜一切方面享有独断独行的权利。日本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清政府无法接受的条件使谈判决裂，逼迫清政府作战。
英国政府目睹了这一切，深知日本已经决心发动战争，和谈不可能再进行下去，遂于六月二十一日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进行战争的运动”。这实际上是暗示日本：只要日本不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发动战争，不影响英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英国就不会出面干涉。与此同时，英国与日本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十四日正式签订了英日新约，规定：英国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和租界行政权；取消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税率等。这个新约的缔结，实质上是使日本战时外交政策获得了英国的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约时也说：“对于日本来说，这样的条约效果确实不小。说其效力比在朝鲜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
英日新约签订后，英国要求日本在发动战争时，把上海划为中立区，得到了日本的同意。此后，英国关注的焦点便发生了转移，转而更加重视日本打败中国后，可能带来的更多渔利的机会。由于英日间的相互勾结，清政府谋求英国调停的幻想也告落空。
光绪对日宣战
当日本步步进逼，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清政府内部在和战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这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训政达20余年之久，她虽已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皇帝亲政，但内外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仍掌握在太后手中。此时在清廷内部逐渐形成了两个政治集团。一些顽固守旧的贵族、大官僚，依附于太后，实际上操纵和控制了清政府的军政外交大权，从而形成了“后党”集团。光绪帝自登基以来，一直受慈禧太后控制，亲政以后依然没有太大的权力。为了改变受制于人的处境，光绪皇帝依靠他的师傅翁同龢，把一部分官僚集结在一起，形成了“帝党”集团。“帝党”成员大多数是通过科举擢升的一些文职官员，没有掌握实权，力量薄弱。
面对日本的战争威胁，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大体上是形成了主和、主战的两派势力：“后党”主和，“帝党”主战。
主和派以慈禧太后为首，主要包括庆亲王奕勖，恭亲王奕，李鸿章淮系集团，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握有实权的贵族大官僚。主战派以光绪皇帝为首，包括被李鸿章排挤的湘系集团，以及翁同龢等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
在甲午战争中，握有清政府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一开始就“一意主和”，他认为敌强我弱，中国不能和日本开战，因而消极备战，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五月中旬，袁世凯、汪凤藻请“厚集兵力”，均遭他的拒绝。五月二十日，总理衙门电询李鸿章，“倭如不停地添兵，我应否多援以助声威”，李复以“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从这可看出，李鸿章存有侥幸观望的态度，不作战守准备。
相反，光绪帝则主张一面议和来商谈，一面作备战准备，即“实力备战以为和地”，不完全把希望寄托在英俄调停上。从五月下旬起，他一周之内连发三道上谕，指示备战。五月二十二日谕令：“口舌争辩已经无济于事。……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负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五月二十八日又谕：“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其势岌岌可危，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决裂将不可免”；“我战守之兵及军火粮饷，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才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五月二十九日严旨：“倭人胁迫朝鲜，其焰方张，势将决裂，内防外援，自宜事先预筹”，“若待事至决裂而后议守议战，肯定来不及，不可不事先筹备”。他提醒李鸿章，“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节外生枝”。对于李鸿章乞求英国派军舰赴日、勒令日本撤兵的做法，光绪帝认为：“如出自彼意，派兵护商，中国亦不过问；若此意由我而发，彼将以自护之举，托言助我，将来竟要求我补偿所耗兵费，中国断不应允。”并警告李鸿章，“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必格外谨慎；假若轻率发端，以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他还对李鸿章专恃俄使调停的做法特别提出告诫：
“俄使喀西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或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
六月十二日，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把日本政府的“第二次绝交书”递交给中国，指责中国“徒好生事”，“将来如发生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任其责”，实际上是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面对如此严峻局势，光绪帝感到战争势不可免，便由前一阶段的一面备战，一面和商，转而针锋相对地坚决主战。十四日，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讨论朝鲜事态。十六日，翁同龢等上奏《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折》，主张采取“不战而屈人之术”，一方面迅速准备战事，派军前往朝鲜与日军相持；另一方面“稍留余地”，如日方“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这个意见得到光绪帝的同意。在“一意主战”的同时，仍然向日本敞开“和商”的大门。
但是，日本已决心在战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率领日兵攻入朝鲜王宫，发动政变，劫持了国王，并成立了以大院君李星应为首的傀儡政权。接着，逼迫大院君废除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二十三日清晨，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丰岛附近海面，突然袭击中国舰船，悍然挑起侵略战争。同一天，日本入朝的陆军混成旅团，由汉城出发南下，向驻在牙山的清军进攻。至此，和平解决中日争端的大门被日本完全关闭了，清政府被迫应战，以战争反对战争。六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指责日本首先挑衅，“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宣布，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七月初一，光绪帝正式下诏宣战。宣战诏书揭露了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事实，宣布“倭人渝盟肇衅，无理至极，势难再予姑息容忍。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救韩民于涂炭”。同一天，日本天皇睦仁也下诏宣战。中日两国政府的宣战，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正式爆发。
奕再次出山
慈禧太后的本意虽不想对日宣战，但在廷臣和全国主战舆论的压力下，她也一度表现出主战的姿态。但战争爆发后，清朝海陆军连遭败绩，使她丧失了抗战的信心。为了对光绪帝的“一力主战”进行牵制和为日后留有和商的余地，慈禧太后决心重新起用在中法战争中被她罢斥的恭亲王奕。九月初一，她和光绪帝召见奕，并颁布懿旨，令其管理总理衙门，添派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但没有给他太大权力，只是“会同”办事。当时许多朝臣认为国家面临多事之秋，宫廷内部应当捐弃前嫌，和衷共济，度过这艰难的时刻。奕这样的亲贵，有着多年的政治外交经验，应当让其全权统筹大局，而不应屈居于“会办”地位。有些官员奏请恢复奕10年前的原职；也有人提出让奕总揽军务，均未被获准。
这表明慈禧太后还没有完全捐弃前嫌，对奕还是有所顾虑。奕也完全懂得太后是想利用他的影响，在外交上多作些弥缝工作，为议和留有余地，而不是一力主战。因此，他复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九月初八正式向各国驻华使节呼吁，请求列强出面干涉中日争端。十五日，又同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讨论请求各国出面调停问题。欧格讷提出，可以由英国出面，以“联合仲裁”的方式进行调停，但必须以各国保护朝鲜、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为条件，军机大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对于欧格讷提出的条件表示同意，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祖宗龙兴之地；李鸿藻和翁同龢认为这是偏袒日本，反对接受。奕也倾向于孙、徐意见。次日，奕向太后上奏。此时，距十月初十的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已为时不远，为了“万寿盛典”能顺利进行，她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因而急于求和。因此，她责成奕按英国的条件办理。但是，俄、美、法、德等国在接到英国提出的“联合调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