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寿命最长、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重大的帝王。自称“十全老人”。是中国历史上故事最多的皇帝之一。在他的身上既能看到仁慈帝康熙的影子，又能看到严厉帝雍正的特点。他是一个“马上皇帝”，完成了祖父统一国家的未竟之业，奠定了今天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他又是一个“文化皇帝”，才华横溢，于国家文化建设功过参半。乾隆盛世使康乾盛世达到了鼎盛时期。
帝王中的“十全老人”——乾隆
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清朝第六任皇帝，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乾隆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无疾而终，终年89岁。
乾隆一生功绩甚多，而他本人对自己一生的成就也是相当满意的，从而曾以“十全老人”自称，以此来总结其一生中颇为自豪的“十全武功”：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
乾隆的“十全武功”，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的是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如靖台湾，有的是平息民族叛乱，如两次平定准噶尔与金川，有的是宣扬国力，如降缅甸、安南。但总体来说，这些所谓的武功，无非是乾隆皇帝对内高压无度，对外穷兵黩武，虽然有些是有利于清朝统治的，但“十全武功”背后是一将名成万骨枯的悲惨与大清国力江河日下的凄凉。
在这十次战争中，包括跟蒙古准噶尔部的两次交锋（1755年）。准噶尔主要活动在新疆北部地区。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力量日益强大，在其首领噶尔丹的率领下，依仗俄罗斯的支持，占领了南疆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并多次骚扰喀尔喀、哈密，窥视青海，潜兵入藏，严重威胁着西北边疆的安全。乾隆即位以后，利用准噶尔部内部叛乱的时机，主动出兵。这两次战役，成功平定了准部的骚扰，阻止了准部的分裂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将北疆地区重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中。
其次是平定回部叛乱一次（1758年）。南疆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入清后，北部的准噶尔势力强大，攻占叶尔羌汗国，俘获和卓木玛罕墨特父子，囚禁于伊犁。
清廷平准噶尔胜利之后，遣大和卓回国，留小和卓于伊犁。但当阿睦尔撒纳叛乱时候，小和卓不思报恩，唆使其兄大和卓一同叛乱。1758年乾隆派兵出征。在此役里，清军确有上佳表现。至此清朝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并大大巩固了西北边陲。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对广大西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艰苦经营，奠定了在以后的百余年间，“昔日之边陲成内地”的安定格局，加强了大一统的中华版图。
此外，还有剿灭大小金川叛乱两次（1746年、1771年）。大小金川位于四川金沙江流域，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这里地势险峻，气候异常，交通不便，聚集了藏、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第一次，大金川挟持小金川土司后，举兵反叛。清廷在名胜实败的情况下，予以压制。第二次，小金川土司又一次发动叛乱。乾隆吸取上次大金川之役的教训，让清军首先攻下小金川，再乘胜追击大金川，将此次叛乱成功平定。但正是这次旷日持久的山地攻坚战，锻造出了清中期一支着名的特种部队——西山健锐营。
平定台湾的林爽文起义（1787年）。台湾远离中原，统治相当严苛，最终酿成了林爽文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多是天地会成员，以反清复明、顺天行道为宗旨，已经开始威胁到内陆的安全。乾隆命福康安率军渡海登岛作战，取得了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役中，清军悍将海兰察手下的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表现极为勇猛，战斗力极为惊人。当他们遭遇起义军的埋伏时，面对枪林箭雨，竟无一人后退，反而拼死向前。起义军从未见过这么不怕死的官兵，不知道他们是否喝了什么“圣水”，于是阵脚大乱，大败而归。战争胜利后，颁布了《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章程，以严明台湾吏治，加强管理。
收降缅甸、安南（1766年、1786年）。缅甸、安南是与我国西南地区接壤的小国，安南即今越南。18世纪中叶，缅甸木疏部崛起，建立新缅甸国。为使各土司交纳贡赋，先后数次兴兵至中缅边界，当地土司纷纷向清政府求助，以求保护。乾隆帝认为其“野性难训，必将惩其”，先后出兵四次。对于安南的出兵，则是以保护藩属国的名义而出动的。这是清朝政府两次对藩属国主动发起的战争，损失很惨重，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到最后，这些国家后劲不足，感觉惹不起清朝，愿意谢罪乞降，递表朝贡，双方议和。
最后还有两次，是对廓尔喀的用兵（1788年、1791年）。廓尔喀位于西藏西南，18世纪以前是尼泊尔的一个部落。乾隆年间，他们建立了新的王朝，迁都加德满都，取得了尼泊尔的统治权。廓尔喀地处印度与西藏的往来通道，商业往来频繁，是藏印通商往来的桥梁。乾隆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廓尔喀至藏贸易，以争新铸银钱，进侵藏界。清政府积极备战，打消了廓尔喀的险恶用心。
乾隆的这十大武功，令其感到非常自负。于是，他给后人留下了其所作之《御制十全记》，并下令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书写，建碑勒文。同时期的宫廷画家汪承霈绘《十全敷藻图册》，仿战图册形式，将“十全武功”一统集内。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文字记载他的武功呢？自己做了事情，要让后人知道，这是最好的办法。但也正是这些所谓的“十全武功”，使得清朝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以致元气大伤，可谓成也十全，败也十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临界点。
名家回眸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在他的身上既能看到仁慈祖父康熙帝的影子，又能看到严厉父皇雍正帝的特点。他扬威绝域，完成了祖父统一中国的未竟大业，奠定了今天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他才华横溢，于国家文化建设功过参半。他自称是“十全老人”，是中国历史上故事最多的皇帝之一。
着名历史学家归纳了乾隆两方面的贡献：在经济方面，乾隆修建了浙江海塘，大大增强了这一带抵御海潮的能力。多次豁免天下钱粮，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实惠。在民族政策方面，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了整个新疆，完善治理了西藏，确立了中央政府监督达赖和班禅的金瓶掣签制度，有力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格局。
解决西南民族问题——平定苗疆风云
西南民族问题，即“苗疆用兵”，指的是贵州古州台拱一带苗族原土司发生叛乱。
改土归流削弱了少数民族地区割据势力，是加快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进步政策。但它触犯了土司利益，必然引起土司的强烈反对。鄂尔泰以武力作为后盾，剿抚结合，在少数民族地区加以推行。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他首先出兵荡平广顺州长寨后，建营驻兵，分兵把守险要关隘，“易服雉发，立保甲，稽田户”，并乘胜招服黔边东西南的定番、镇宁、永丰等2000多个苗寨。古州（今贵州榕江县）的改土归流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才着手。此处“自恃地险峻，出没靡宁，扰害居民，劫夺行旅”，成了地方良善的心腹大患，是“自占未归王化之地”。又有人传播说“改流升科，额将岁倍”，所以当地土司顽固地抵制改土归流。当年三月，鄂尔泰平定古州，雍正立即嘉奖鄂尔泰及协助鄂尔泰执行改土归流政策的贵州巡抚张广泗。
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返回京城。古州苗族头人“伺公已北上，文武官弁又不善防范，致复作乱”。雍正十二年（1734年）古州地区传闻纷起，说是“出有苗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所属八妹、高表等寨“为谣言所蛊惑”，聚众发动叛乱。叛乱以古州、台拱为中心迅速蔓延，攻掠所至，达凯里、施秉、黄平州、清平、余庆、镇远、思州，震动省城。五月，雍正派二万名湖广、广西、云南、四川官兵进行围剿，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一调遣，湖广提督董芳任副职。雍正还任命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和工部尚书徐本等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令刑部尚书张照和副都御史德希寿立即赶到贵州，指挥征剿。
张照是鄂尔泰的政敌。古州发生叛乱，鄂尔泰引咎辞去伯爵。张照到达贵州后，并没有集中全力征剿，而是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进一步攻击鄂尔泰。他一方面上疏密奏“改土归流非策”，另一方面鼓动哈元生也上疏弹劾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自然不愿与张照合作。张照转而支持董芳，在前方专主招抚。“当是时中外畏事者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几尽失，前局几尽变”。西南改土归流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局面。
乾隆平定叛乱
正在这关键时刻，雍正驾崩西归。年轻的乾隆皇帝面对群情激愤，弃苗疆之论充斥朝野而毫不动摇。他坚持用兵，果断地采取三项措施，力挽危局。
首先，迅速调离前方主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四日，乾隆执政第二天，降旨调张照返京，以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谕令速往办理。乾隆用张广泗代替张照，可以说是明智的。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以监生入赀授知府。雍正四年（1726年），协助鄂尔泰在云贵搞改土归流，次年提升贵州按察使。雍正六年（1728年）率兵讨平都匀、黎平、镇远、清平叛乱，因战功卓着授巡抚。十年（1732年），以副将军之衔，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出兵西路，讨伐准噶尔部叛乱。他在出任苗疆总理事务大臣之前，是湖广总督。
其次，指示前方剿抚相结合，禁止滥杀无辜的暴虐行为。清军纪律败坏，侵扰百姓，一贯胡作非为。如八寨协副将冯茂，“杀诱降苗六百余，及其头目三十余冒功，于是逃归播告党徒，结盟益坚，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抚”。
不论好坏，一概屠杀，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乾隆对这种凶残的做法极不赞同。他在九月二十四日颁布谕旨：“凶顽之寨及首恶之人，定应剿洗擒获，务尽根株。其余附和迫胁之苗，分别料理，必令尽缴器械，方许投诚”。区别已抚与凶顽，分清首恶和胁从，针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政策，必然减少阻力，有利于战争胜利。
最后，对“弃置”论进行严厉驳斥，坚持改土归流的政策。黔东西南苗族聚居地，属中国境内之领土，所谓“弃置”，绝不是等于让它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是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割据势力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放弃中央政府对它的行政管辖，从改土归流倒退到土司制度之前的牵制政策，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雍正目睹苗疆叛乱，后悔改土归流，“以为从前原不应料理”，叛乱平定之后可以考虑“弃置”问题，纯属因噎废食之论，张照“弃置”论即来源于此。乾隆对张照“弃置”论的批驳，表明他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决心，甚至比雍正更坚定。
乾隆帝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更换将领，惩办失职官将。他一登上帝位就将张照撤下来，委任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统领军务”，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全部都要听从张“节制调遣”。他多次降谕，慰抚张广泗，寄以厚望，授予大权。张言及苗疆用兵事关重大，历时日久，虽发誓尽全力平苗报恩，却仍无任何头绪。乾隆帝也多次下谕，指责张照扰乱军务，副都御史德希寿附和跟随，贵州巡抚元展成抚绥不当，玩忽职守，轻视民命，文武不和，扬威将军、贵州提督哈元生事先不能作防范，用兵时又犹疑观望，筹谋无术，调度失宜，贻误军务，副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仗恃张照之势，与哈元生狼狈为奸，仅以招抚为事，皆令革职拿解至京，严审定罪。乾隆的这一举措，赏罚严明，对保证平定苗疆起了很大作用。
乾隆帝对剿抚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禁止滥杀，力图以“德”济“威”。他于九月二十一日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多次指责官兵不该烧毁被迫胁从的苗寨，屠杀老幼，因为“若将胁从之苗寨概行焚毁，并诛其老弱子女，则益坚其抗拒之心，于剿抚机宜，殊为未协”，但若过分宽纵，“使逆苗并不畏威，兼不怀德，则亦非一劳永逸之计”。他于十一月十八日再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下令赦免投诚苗众之罪，让他们传谕经略张广泗，令其知晓圣谕：“除怙恶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国法，其余若能闻诏投戈，输诚悔过，当悉贳其罪，予以自新，务使边宇安宁，百姓乐业，以副朕义安海内，一视同仁之意。”这对劝说苗民降顺，减缓限制官军的滥杀，具有较大的影响。
在乾隆帝积极整顿军务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张广泗经过认真总结前面八九个月战争的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认为过去之失利，除了政治上文武不和、剿抚未定等因素外，军事上最大的失策是“合生苗、熟苗为一”“分战兵、守兵为二”，在战场上用于征剿之兵太少，六省官兵数万名，绝大多数用于“大路沿途密布”，“而用以攻剿之师，不过一二千人”，以致“东西奔救，顾此失彼”。他建议集中兵力，分化生苗熟苗，“直捣巢穴，歼渠魁，溃心腹”“涣其党羽”“暂抚熟苗，责令缴凶缴械，以分生苗之势”，而以“大兵三路同捣生苗逆巢”，使其无法互相救援，“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然后再攻“从逆各熟苗”，这样就可以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了。
乾隆帝非常信任张广泗，对他的奏请，完全批准，大力支持。张广泗拥有军政大权，号令统一，率领六省官兵，集中力量进行征剿，先分兵三路，攻上九股、下九股和清江下流各寨，所向披靡。乾隆元年（1736年）春，继续分兵八路，剿灭抗拒苗寨，“罔不焚荡铲削”，随即进攻牛皮大箐。此箐位于苗寨之中，长达百余里，北至丹江，西为都匀、八寨，东系清江、台拱，“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雾雨冥冥，泥潦蛇虺所国”，虽附近的苗徭，“亦无能悉其幽邃穷其荒阻者”，所以各处苗寨被攻下以后，苗人纷纷逃据其中，以为官兵绝对不可能到此，他们企图待军退后再出活动。张广泗檄令诸军分扼箐口，重重合围，逐渐进逼，从四月至五月，官兵“犯瘴疠，冒榛莽，靡奥不搜，靡险不剔”，又许苗人自相斩捕除罪，因此，生苗“渠魁”全部被擒被杀，“俘馘万计”，“其饥饿颠陨死岩谷间者，不可计数”。六月，张广泗再次乘胜搜剿从乱熟苗，分首、次、胁从三等，直到秋天，先后毁除1200余寨，赦免388寨，斩1．7万余人，俘2.5万余人，尽数铲平苗寨叛乱，原来黄平等州县逃到邻近省份居住的汉民，陆续回到旧地。战火纷飞，兵荒马乱，连续折腾了一年多的苗疆，终于平定下来了。
治理苗疆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