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司马光勤俭的好习惯。司马光的祖籍是今山西省夏县，他却出生在今河南省光山县。出生时，他的父亲正任光山县县令。司马光的父亲叫司马池，据史书记载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县官，生活十分朴素，其饮食一贯是粗茶淡饭，绝不奢华，即使招待上级官员，也只是用当地的山果，土产的蔬菜，而且也只限于三五道菜。父亲的俭朴，影响司马光的一生。他常常用幼年所受到的家风的陶冶励己励人，教育儿孙，讲解“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
司马光在20岁那年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了进士甲科。按常例，新中进士的人要参加皇帝赐予的“闻喜宴”（也有叫“琼林宴”的）。参加宴会之前，朝官们献给司马光一朵光荣花，让他戴到胸前。可是司马光说什么也不戴，不愿炫耀自己。其他中进士的人都戴上了光荣花，有一个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这是皇帝赠的花，不戴是大不敬。”司马光这才勉强把那朵花戴上了。
此后，司马光又做了几任地方官后升任朝官，成为当朝的显贵。有一次，司马光的好友刘蒙，从河北到了当时的京城开封，以父母无钱赡养，兄死无钱以葬，弟妹嫂侄无资以抚恤为由，开口便向司马光要五十万钱。
司马光对老朋友这样不了解自己，实在感慨，立即回信一封，说：“我司马光一贯小心谨慎，俭朴为官，一分一毫也不敢妄取于人，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视地而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连亲属故旧我都拿不出钱来帮助，哪来的钱给您呀！”
司马光曾经一度在朝廷做谏官，在无数的谏奏中，关于劝俭戒奢方面的占了一大部分。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一些大臣为了讨皇帝、后妃的欢心，在大灾之年竟拟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元宵庆典，司马光连上奏折制止这种有害于社会淳朴之风的庆典。英宗皇帝即位伊始，为了收买人心，巩固自己的皇位，向朝臣遍赐钱物，司马光连连上奏，表示反对，而且声明自己得到的一份赏赐留在谏院做公使钱。他对英宗皇帝说：“勤俭节约，应该从圣上做起。”英宗皇帝还计划对宫廷进行一番大修大造，司马光上了《论修造札子》，希望“不得过为宏壮”。司马光总结无数历史经验，告诫皇帝如果荒淫奢侈，必然对政事怠惰，就可能招致亡国的危险。
司马光的老伴张氏，伴随司马光46年，早于司马光二年去世。这时的司马光已是北宋的重臣，虽然还未做宰相，朝野上下都称他为“真宰相”。可是他未为爱妻大操大办丧礼，而是卖掉自家的一顷薄田，简朴地安葬了事。
司马光晚年谆谆告诫儿子司马康的，还是一个“俭”字。他写了《训俭示康》的文章，在这篇短文中，他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这就是：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者必惰，俭者必勤。”
司马光的“勤”也是有名的，而且养成于少年，贯穿其一生。
司马光幼年时期就是一个勤奋读书的孩子。据他自己说，小时读书“常患记诵不如人”，别的孩子把教师留下的背书任务完成了，就跑到外边玩去了。这时的司马光则留在屋里，为了不分散精力，放上帷幔，苦读苦诵，一直到背诵得滚瓜烂熟才罢休。这种背诵的习惯到他中老年时还保持着。他外出骑在马背上，夜深人静时，都是他背诵的好时间。
他中进士后，被派到地方任县官，别人常常看到他或半夜，或凌晨，手执笏板端坐床上，深思熟虑。后来有人问他这是干什么，司马光说：
“我身为朝臣，不能不认真严肃思考朝中之事啊！”
司马光做宰相时，距他去世，只不到一年的光景。这时，他身体多病，举步维艰，高太后特下恩典，免朝觐之礼，特批他坐轿入宫，三天上朝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司马光没接受太后的恩典，坚持天天上朝听政，最后一天上朝是在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一日。司马光死后，人们检查他的遗物，除了有8张稿纸上写的奏文，在枕间还有《役书》一卷之外，再没有什么个人财产了。
为哀悼司马光，皇帝辍朝3日，京城为之罢市，画工画其像出卖，家家户户都挂司马光遗像。根据司马光生前的品德和政绩，朝廷赠他为太师温国公，用一品礼服装敛，谥“文正”之号。在封建社会里“文正”二字是不轻易谥人的，因为“谥之美者，极于文正”。
终其一生，司马光的文学成就和治国思想都体现在他那用19年完成的贯穿战国到五代末年，总计1362年历史的宏伟史着《资治通鉴》中。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这部着作是集 体的产物，但是司马光起了主导作用，是整部书的主编。这个耗费了19年的史学巨着，是怎样完成的呢？
司马光进入仕途之后，在原先的基础上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并且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这其中他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着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为了统治的需要。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着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当时司马光与正在变法的王安石意见不一，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着，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
司马光知道这样一个宏伟的工程光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必须找到一些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史学家才能完成。通过多年的考察，司马光选择了当时着名的史学家刘恕、刘攽和范祖禹来共同修撰这部史书。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资治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资治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着述。
《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排列丛目；二是编写长编；三是删改定稿。前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朝政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其中长编长达6500多卷，3000多万字。
第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所以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着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大大增强了史着的可靠性、真实性。而这种着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第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着，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第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代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
第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 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第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诫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
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编着这部史书时，司马光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着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种方式吗？
名家回眸
难怪柏杨先生说，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着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 的《资治通鉴》。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古往今来令无数学者文人推崇的经典着述，却恰好被司马光一片苦心设计好的读者——宋朝统治者忽略了。这颇具有讽刺意味。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部巨着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这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须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万分的道路。可是，在掌握实际大权后，司马光却做不到他所要求的。权力可以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自己立下的“镜子”。
所以，由于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对此，柏杨先生是这样说的，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何况，司马光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司马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史料失散，即使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柏杨先生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序言中说道，与其说《资治通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通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这部皇皇巨着根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一种现实政治智慧之学，是扎根于现实主义思想土壤之上的大智大勇。至于它精彩纷呈的文学价值，那就说也说不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