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年，英宗长子赵顼即皇帝位，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宋神宗。宋神宗胸怀大志，锐意进取，想成就一番事业，重振大宋雄风，开启了封建王朝最为着名的改革，史称“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这在世界思想变革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黄仁宇先生说，站在现在角度看，王安石变法才更有说服力，“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经过百年的屈辱，才体会到变的意义和价值。遥想千年以前，当时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可以说变法遇到的阻力是非常大的，宋神宗、王安石等却把新法维持将近二十年，因此说他们“改革创新，不输今人”，决不为过。神宗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名家辈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科学技术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锐意进取，志在四方
治平四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宋英宗的病情突然加重。在当时的首相韩琦的坚持下，奄奄一息的英宗握笔在床沿写下了七个字，“立大王为皇太子”，这是指将他的长子赵顼立为皇储。当时大学士张方平奉命拟写遗嘱，见英宗所写之事，又请奏道：“立嫡以长，想圣意必属颖王，还请圣躬亲加书明！”于是，全身无力的英宗又提笔加写了“颖王顼”三字，于是英宗长子颖王赵顼被立为皇太子，这也就是后来的宋神宗。
十五天后的正月初八，宋英宗赵曙因病薨逝于福宁宫，后葬于永厚陵。在首相韩琦的主持下，年方二十的颖王赵顼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宋神宗，尊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为皇太后。北宋王朝在这一刻迎来了神宗的时代。
宋神宗赵顼，英宗的长子，即位之前即被封为颖王，他出生时“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可见这孩子是被上天眷顾的。这是历史记载中惯用的手法，皇帝的出生都会带有祥瑞的征兆，证明他的出生是不平凡的，他的人生注定会有所作为。这样例子数不胜数，宋神宗也是一样。
赵顼的成长过程是非常特殊的，由于他的父亲赵宗实（即后改名赵曙），也就是后来的英宗不是仁宗赵祯的亲生儿子，所以年幼的赵顼没在皇宫里长大，更没有受过皇子必备的传统教育。他在自由的环境中慢慢成长起来，长成了一个不带迂腐之气，性格独立的青年皇帝。再加之他不在 皇宫长大，受到的拘束也相对较少，比起其他的皇子，他更了解民生疾苦，更想造福天下万民。
所谓“子不类父”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宋神宗的性格和他的父亲赵曙完全不一样，这在他其后的统治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神宗不想像他的父亲英宗那样无所为，在年轻的赵顼心中，一直都有个远大的理想，就是让宋朝在他的手中摆脱百年以来所受的屈辱，收复失地，恢复开国时的气象，而自己也成为千古明君，青史留名。他的一生一直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利益，这不止是在宋朝，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之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神宗即位三天后，三司使韩绛上书言，国库入不敷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亏空。宋神宗大吃一惊。那么这个巨大的亏空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宋朝繁冗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军事制度给北宋的经济造成了过重的负担，再加上自与西夏开战以来，庞大的军用开支占用了国库相当一部分，更何况每年朝廷还要送给西夏国一笔十分丰厚的岁币。如此一来，国库已然空虚，支撑国家运转已然勉强，何谈再有其他作为？就拿英宗治平二年为例，年总收入是1.16亿两，而支出却达到了惊人的2.38亿两，收支不平衡，已经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
面对如此局面，年轻的宋神宗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朝政还需处理，国家的运转，民生、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需要钱财，但如何为国库增收是当务之急。自古以来增加钱财无非两途，一是开源，二是节流。于是神宗下旨，自皇帝始，朝廷上下谨当节俭，英宗的葬礼规模在一定的条件下被削减，他更减少了他登基赐给臣下的恩赏钱。“节流”他已着手去做，至于“开源”，刚即位的宋神宗虽然血气方刚，志向远大，对此却是有心无力。
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的运转状况。英宗的丧礼过后，神宗下令臣下进言，围绕的中心是“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这已属老生常谈，臣下们纷纷上书言事，但基本都是官面文章，不痛不痒，击不中要害。对于这个问题，仁宗、英宗时的朝臣应当最有发言权，他们是英宗给儿子留下来的辅国之臣，神宗此时遇到问题必然要垂问他们。然而，首相韩琦这时却提出了“辞官”，熙宁元年（1068年），韩琦以使相身份出判相州，离开了他战斗多年的开封。韩琦走了，朝中的老臣剩下了司马光。此时，司马光上书认为要除仁、英两朝积弊，要点在于“官人、信赏、必罚”三点，神宗对此也很赞同，于是继续向他询问具体政策，并请司马光帮助他改革政治，造福百姓。这时，司马光让神宗失望了，他虽然有想法，但对于实际操作却没有具体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司马光之后，前朝宰相富弼又回到了开封。这位谦谦君子在英宗朝混乱的朝政打击下离开了权力斗争的旋涡，神宗即位，广开言路，他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国有明君，自然值得他出山辅佐。虚心求教的宋神宗马上接见了他。富弼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年轻的神宗，为君之道在于隐藏自己的喜好，如果城府不深，臣子就会为了迎合君主的喜好搜刮民财，取悦主上。这一点在古代很多皇帝身上都得到了验证，不少皇帝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昏君的骂名，后来的宋徽宗赵佶喜好花鸟鱼虫，就有花石纲、艮岳、九鼎等耗费民财的物件，都是当时的臣子为迎合徽宗喜好的东西。后来的事实证明，宋王朝灭亡原因这也占有不少的成分。但关于富国图强，富弼认为神宗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不应轻易言兵，更不能草率想要改变祖宗法度，这样只会贻乱天下，失去民心。
司马光、富弼等元老重臣的温和治国方略远远满足不了年轻的神宗急于想创造一番事业的热情。宋神宗想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成就千古 伟业，但满朝上下却找不出一人能帮助他实现富国强兵的大计，这让他很是苦恼。
正在宋神宗为寻找不到改革人才所困扰的时候，一个人即将从遥远的江南走来，帮助神宗完成心中的远大理想，也正是他，为北宋历史抹上了浓重而神秘的一笔，他就是王安石。
名家回眸
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宋神宗是胸怀大志的皇帝，开启了封建王朝最为着名的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在神宗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宋神宗是宋朝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一直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平民的利益，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宋代，这个“文人之国”，孕育了那么多的文人学士，他们随处闪烁着士大夫的人格魅力。自小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塑造了他们独特的性格。他们大都是性情豁达，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中“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江西修水人。他的父亲黄庶于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 士，但是仕途不顺，于是就用心于诗词，作诗学杜甫，有《伐檀集》传世。舅父李常（字公择）也是一位诗人兼藏书家。黄庭坚从小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书香家庭。
嘉佑三年（1058年），黄庶在康州（今广东德庆）任上去世。由于家境不太富裕，15岁的黄庭坚遂跟着舅父李常到淮南游学。嘉佑六年，他在扬州（今江苏扬州）认识诗人孙觉。孙觉推崇杜甫，认为杜甫的《北征》
诗胜过韩愈的《南山》诗。但是另一诗人王平甫却认为《南山》诗比《北征》诗好，都不能说服对方。当时黄庭坚在座，两位老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若论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当时庭坚仅17岁，而他一席之言，使两位前辈心服口服，结束一场争论。从此，孙觉非常赞美这位聪颖少年，后来就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他。
嘉佑八年，黄庭坚首次参加省试，当时传说他中了解元，便设宴庆贺。正在饮酒间，忽然有一仆人闯了进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三个人考中了，而黄庭坚不在其内。席上落第者纷纷散去，而黄庭坚仍若无其事，自饮其酒，足以显示其豪爽之品性。治平三年（1066年），黄庭坚再次参加省试。诗题是《野无遗贤》，主考李洵看到他试卷中的“渭水空藏月，传岩深锁烟”，不禁拍案叫绝，就此中了第一名。第二年春天，黄庭坚再到汴京参加礼部考试，中了三甲进士，登上仕途。
最初黄庭坚任余干县主簿，在闲暇之时讲伦理乐赋，倡咏诗词，以变民风。后调叶县尉，作新寨诗，王安石称为清才。熙宁五年（1072年），诏举四京学官，黄庭坚考得优等，被任为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当时留守北京的文彦博很器重他的才学，在他任满之后，又留他再 任，这样一直在北京度过了七年。在北京，他致力于诗歌创作，在艺术技巧上有较大的提高。元丰元年（1078年）黄庭坚作了二首古风，投书给当时任徐州的太守苏轼，以表示仰慕之意。苏轼读其诗，称赞“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由是诗名大震，京师之人无人不晓。
元丰三年（1080年）任泰和县令，治政平易，人民得以安定。三年后，移监德州德平镇。元丰八年，召京任秘书省校书郎，司马光荐其校定《资治通鉴》；过两年，迁为着作佐郎，在史局任职。元佑四年（1089年）后，黄庭坚任《神宗实录》检讨官，书成后，授起居舍人。元佑八年，被任为国史编修官。这一年宋哲宗开始亲政，元佑九年，改元绍圣，表示要继承神宗在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并起用新党的蔡京等人。蔡京等借此打击一切旧党人员。他们对旧党主修的《神宗实录》大为不满，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于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左右惨然不安，他却颇能自我解脱，坦然处之，在黔州四年，寓居开元寺摩围阁，仍然诵书写字，沉醉于艺术世界之中。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暂时由太后向氏听政。十月，蔡京等人相继被贬出京。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三月，黄庭坚接到权知舒州的任命。四月，又被召为吏部员外郎，但是他都以身有疾病而辞。崇宁元年（1102年）四月接到知太平州任命。
六月，到达太平州，接受了知州的职务。不料只过九天，吏部公文就下来了，免去了知州职务。原来，此时徽宗亲政，起用蔡京为相，新党重新掌握政权，蔡京等人对旧党人物迫害比绍圣年间更加残酷。崇宁二年四月，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而且此前与黄庭坚有矛盾的赵挺之暗中指使荆州转运判官陈举从庭坚所写《承天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竭”等语句，诬告庭坚“幸灾谤国”，使黄庭坚受到“除名羁营宜州”（今广西宜山）的严厉处分。
黄庭坚在宜州的住所是租的龙溪的民房；后迁寺庙，均被官府刁难，最后住小南门楼。简陋破烂，人不堪其忧。但是黄庭坚终日读书赋诗，举酒浩歌，处之泰然。曾说：“家本农商，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何不堪其忧者乎？”闻者深敬其旷达高洁，乐与交往。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末病逝于小南楼，终年61岁。大观三年（1109年）春，由苏伯固、蒋伟护柩归葬双井祖坟之西。南宋绍兴初年，高宗中兴，追封直龙图阁士，加太师，谥号文节。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耒、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艺术上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其诗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但在若干作品中仍表现出倾向旧党的政治态度。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遗作有《山谷集》。自选诗集《华严疏》、《松风阁诗》、《幽兰赋》、《廉颇蔺相如传》等。家乡存有《上冢》、《咏清水岩》、《双井解嘲》、《云岩寺院记》、《王纯中墓志铭》及都昌南山《清隐禅院记》等诗文及《双井》、《钓矶》等摩崖石刻。
名家回眸
近代着名学者王国维说，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结出了那么多的“歪花野果”，多少武将仕途沦落，朝不保夕，而黄庭坚或算是“正花奇果”吧。的确，正是大宋的国策，泽养了那么多的文人学士，他们创作出了那么多华美的篇章，使得宋代的文学成就不下于大唐。而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更是诗（创江西诗派）、词（“苏秦”并称）、书法（“宋四家”之一）兼善，对后世影响很大。
坡仙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是北宋着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扬名天下。苏轼在嘉佑二年考中进士，后因为才华出众为天下人所知。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行书堪称一绝，有“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的美誉，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他被贬到黄州之后所写的《黄州寒食帖》就是他作为北宋第一行书能手的证明。
英宗时期，年轻的苏轼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一直到了神宗时期，他的才华才被心怀远大抱负的神宗皇帝发现。在此之后，苏轼担任过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位。自新法推行以来，作为反对派一员的苏轼就不遗余力地攻击新法，王安石在朝时他就因为攻击新法两次受到 朝廷的惩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由神宗皇帝亲自主持变法，但反对派持续不停地对新法的攻击让满心借新法图强的宋神宗烦不胜烦。为了暂时打压反对派的嚣张气焰，巩固自己亲自掌权之后的威信，神宗决定杀鸡儆猴，打压几个反对派的大臣。而此时的苏轼在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之时，还在一边关心着朝局的发展，当然还有始终“坚持”着反对王安石留下来的新法。此时的他没有想到，历史的焦点将在元丰年间会聚到他的身上，他的命运也即将因此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