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为梁孝王刘武宴集游于兔园之忘忧馆时所作。梁王命各为赋一篇，邹阳为《酒赋》之后，“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
高树凌云，蟠纡烦冤，旁生附枝。王尔、公输之徒，荷斧斤，援葛蔂，攀乔枝。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聋者磨砻。齐贡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离奇仿佛，似龙盘马回，凤去鸾归。君王凭之，圣德跻。
梁王在忘忧之馆的宴会中，邹阳奉命作赋之后，又代韩安国成此篇，可见邹阳思路敏捷，善于属文，竟至因替别人作弊而受罚。这篇赋从几的材料说起，“高树凌云”一句给人以豪迈感，所赋虽小，而胸襟开阔。其下述伐木、取材、制作，是用了借代的手法，举历史上的巧匠名工，而“眇者督直，聋者磨砻”，又是借代与夸张的结合，给人以诙谐之感。末尾归结到称颂君王，是应命之作的一般程式。但以圣德希求于王，那么“凭之”云云，就不是毫无意义，而应是览文书、问贤才、上奏朝廷而下理民事类。赋虽小，而层次清楚，思路开阔，语言清新可喜，看来邹阳确是汉初赋苑高手。
祸福无门，唯人所求
《鸮赋》见载于《孔丛子》《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太平御览》说“汉太常孔臧，仲尼之后，以才学知名，作《鸮赋》”，则当是任 太常期间受排挤而作。
文学作品中对鸮的描写最早见于《诗·豳风·鸱鸮》。汉初贾谊又有《鸟赋》，皆以猫头鹰为不祥之鸟。孔臧《鸮赋》则认为鸮并不能昭示吉凶祸福，吉凶祸福决定于人自身的所作所为。言行合德即为祥，违背常理则招祸，“祸福无门，唯人所求”。反映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季夏庚子，思道静居。爰有飞鸮，集我屋隅。异物之来，吉凶之符。观之欢然，览考经书。在德为常，弃常为妖。寻气而应，天道不逾。昔在贾生，有志之士。忌兹鸟，卒用丧己。咨我令考，信道秉真。变怪生家，谓之天神。修德灭邪，化及其邻。祸福无门，唯人所求。听天任命，慎厥所修。恓迟养志，老氏之畴。禄爵之求，祗增我忧。时去不索，时来不逆，庶几中庸，仁义之宅。何思何虑，自令勤剧。
读完《鸮赋》很自然的让读者想到贾谊的《鸟赋》。两篇赋作的写作缘起几近相同，均是一只猫头鹰不期然飞入室内，使得两位作者浮想联翩，思考人生荣辱、生死等问题。但是，因为经历、性格不同，他们对同一事件的反应不同，从中得出的人生哲理亦不同。贾谊写《鸟赋》时，谪居长沙，年少得志的他无法忍受长沙的荒僻潮湿，更不能接受被排挤出政治中心之外的残酷现实，因此悲伤失望。所以，飞鸮入户让他认定寿命不长。为了说服自己，排遣忧愁，他接受了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但是，在内心深处，老庄并没能为贾谊一解忧愁，因此其人生结局仍不免 悲剧，所以孔臧意味深长地说：“昔在贾生，有识之士。忌兹鸟，卒用丧己。”有识的少年才子没能摆脱鸟带来的消极影响，年寿识多的“令考”虔诚信道，却一样认为飞鸮入户是“变怪生家，谓之天神”，因此要“修德灭邪，化及其邻”。这让孔臧不得不认真思考鸮是否真的预示着什么？“览考经书”之后，他得出“在德为祥，弃常为妖。寻气而应，天道不渝”的结论。由此否定了贾谊和“令考”的观点。他认为人自身的修为决定着遇祸还是得福，因此要“慎厥所修”，但同时又强调“听天任命”，顺应自然，“时去不索，时来不逆”，“何思何虑，自令勤剧”，不要过度“人为”。其中既有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又不乏老庄的达观，儒为主流，道以补充。
全文皆为四言，整齐典雅，结构紧凑，论述简洁，主题鲜明。
逸必致骄，骄必致亡
蓼虫，一种不起眼的小虫子，却因其独特的生活习性——寄生于味道辛辣的蓼花中，引起历代文人墨客的关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有《蓼虫》、南朝鲍照有《代放歌行·蓼虫避葵堇》。东汉王逸《七谏·怨世》中亦说：“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虫不知徙乎葵菜。”晋代左思《魏都赋》则云：“习蓼虫之忘辛，玩进退之维谷。”不过，他们多着笔于蓼虫处辛烈，食苦恶，却习以为常，不知迁徙这一主题。孔臧的《蓼虫赋》
则以蓼虫不知蓼花之辛苦为喻，讲出了“逸必致骄，骄必致亡。非唯辛苦，乃丁大殃”的深刻道理，可谓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
此赋是一篇咏物小赋。作品借寄生于蓼草中、以吸食蓼草汁液为生，却不知蓼草辛苦的蠕虫，批判了膏粱子弟整天无所事事，好逸恶劳，贪婪骄奢的行径。
季夏既望，暑往凉还。逍遥讽诵，遂历东园。周旋览观，憩于南蕃。睹兹茂蓼，结葩吐荣。猗那随风，绿叶紫茎。爰有蠕虫，厥状似螟。群聚其间，食之以生。于是悟物托事，推况乎人。幼长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岂曰不云？苟非德义，不以为家。安逸无心，如禽兽何。逸必致骄，骄必致亡。非唯辛苦，乃丁大殃。
赋开篇首先描写了一个美好的场景：夏季的酷暑渐渐消退，凉风送爽，天气宜人。作者身心舒畅，悠闲自得。吟诵之余，逍遥徜徉于东园。
只见蓼花“结葩吐荣，猗那随风，绿叶紫茎”，是那样的茂盛、美丽。但是，就在读者跟随作者尽情欣赏蓼花的繁盛与娇艳时，眼前突然出现了极不和谐的一幕：美丽可爱的蓼花丛中竟然集聚着一群丑陋可恶的蠕虫。它们贪婪地吮吸蓼花的汁液，丝毫不体恤其辛苦。可以想象作者乍然看到这一幕时的惊诧。当他平静下来时，立刻联想到人世间的膏粱之子，他们正像蓼虫，好吃懒做，安逸无心，尽情享受父母的辛苦所得，却不理解父母的辛劳。这种做法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愤怒谴责之后，作者对他们提出忠告，假如不知悔改，最终必定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整篇赋以四言为主，语言简洁明快。由小及大，见微知着，在有限的篇幅中阐述了一个深刻道理，称得上咏物赋中的佳作。
奴仆契约，赋之谐谑
《僮约》以口语形式，写一杨氏僮仆便了，桀骜不驯，拒绝为王褒沽酒，褒乃立券买仆，订下种种苛刻条款而宣读，便了闻之悲泣，悔其所为而屈服。《僮约》是后世俗体赋的开山之作，或不计于《汉书·艺文志》“王褒赋十六篇”之列。该赋分别见于《古文苑》卷一七、《艺文类聚》卷三五、《初学记》卷一九和《太平御览》卷五九八，后收载于《王谏议集》及《全汉文》，文字出入均较大。
《文心雕龙》指出：汉赋既“繁积于宣时”（《诠赋》），而“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才略》）。汉赋至王褒而作风始变，出现刻写细腻、寄于情愫的新气象，不仅见之于其代表作《洞箫赋》，即于其俳谐赋《僮约》《责须髯奴辞》亦可见出。
“《僮约》谐放，颇近东方。”（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题辞·王谏议集》）本文是一篇用谐谑手法写的寓言赋，本意在告诫强奴不可欺弱主，但客观上却把奴隶所受的非人待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上寡妇杨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扞大杖，上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只约守冢，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
“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即决，卖券之！”奴复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读券文遍讫，词穷咋索，仡仡扣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当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此赋首尾两段风趣幽默，对比强烈。此僮不仅不为客沽酒，且叨叨怨言，惹动客人盛怒之下要来调治他的念头。但天真的便了竟要求新主人把凡要他干的活都写清楚，于是新主人洋洋洒洒七百来字，一口气把能想到的从早到晚从春到冬的活计全都“上券”。这一来，便了才傻了眼。可怜他又叩头又打嘴，“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并说出一番令人心酸掉泪的话来。中段内容使人想起《齐民要术》，而艺术上以四言为主，铺排比《诗·豳风·七月》有过之无不及，习用口语，读之亲切，如“振头”、“作鹿”、“雨堕”等。
本篇与下文《责须髯奴辞》为王褒的两篇奇文，以谐谑赋开启后人示范来者，如晋石崇《奴券》、宋黄庭坚《跛奚移文》等。颜延之《庭诰》
举入文人轻薄之例而讥之，实未深察人心。
又见赋之诙谐
《责须髯奴辞》与前《僮约》均首载于《古文苑》，本篇署名黄香，但二文皆为嘲谑俗赋，且嘲谑对象均为髯奴，则本篇亦出王褒无疑。《初学记》收载署“汉王褒”，故后人多从之，认为是同出于王褒的姊妹篇。
今据《古文苑》为底本，以《初学记》本校之。
《责须髯奴辞》，由《僮约》“买夫时户下髯奴便了”一语来看，本文“须髯奴”疑即髯奴便了。
我观人须，长而复黑，冉弱而调，离离若缘坡之竹，郁郁若春田之苗。因风披靡，随身飘飘。尔乃附以丰颐，表以蛾眉，发以素颜，呈以妍姿约之以绁线，润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绥绥派之发曜，黝若玄珪之垂。于是摇鬓奋髭，则说说虞唐；鼓髻动鬣，则研核否臧。内育环形外阐宫商。相如以之闲都，颛孙以之堂堂。
岂若子髯，既乱且赭；枯槁秃瘁，劬劳辛苦，汗垢流离，污秽泥土，伧嗫穰擩，与尘为侣；无素颜可依，无丰颐可怙，动则困于惣灭，静则窘于囚虏。薄命为髭，正着子颐，为身不能庇其四体，为智不能御其形骸。癞须瘐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麓。为子须者，不亦难哉！
此赋共分两段，先扬一般人须髯之美为反射，再抑而诮责须髯奴须髯之丑“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但同时认为这是“劬劳辛苦，污秽泥土”所致，故亦从侧面反映了奴隶的生活命运。结构上似受启发于宋玉《风赋》“雄风”、“雌风”之对比，修辞上善用比喻，描写时动静结合，虽亦谐谑之作，然文字较《僮约》文雅，清丽可诵。“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黄庭坚不仅受《僮约》启发而为《跛奚移文》，又爱本文而用其典实。
王褒虽是宫廷赋家，但以上两赋皆注意到下层奴隶的生活，不仅在汉赋作家中仅见，即在所有古代赋家中也属少有，他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
鹤形铜灯，修丽以奇
刘歆（？-23），字子骏，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是西汉末年着名的大学者刘向的小儿子。他少通诗书，能属文，成帝初待诏宦官署，为黄门侍郎。河平年间（前28-前25），奉命与父领校皇家图书，对六艺、诸子、诗赋、传记、方技、数术之学皆有探究。父死，袭为中垒校尉。哀帝时，得王莽宠信，荐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继父业，类列皇家图书，作《七略》。因建议将古文经学《左氏春 秋》列为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家和大臣们的反对。为避祸，要求外放，先后为河内、五原、涿郡太守，后任安定属国都尉、右曹太中大夫、京兆尹等，封红休侯。王莽篡汉后，为国师，封嘉兴公。地皇四年（23），欲谋杀王莽，事泄而自杀。
刘歆着述，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收录，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编有《刘子骏集》。其赋作，除《遂初赋》
外，尚有《甘泉宫赋》（见《艺文类聚》卷六二）及《灯赋》（见《艺文类聚》卷八○）残文。
惟兹苍鹤，修丽以奇。身体剼削，头颈委蛇。负斯明烛，躬含冰池。明无不见，照察纤微。以夜继昼，烈者所依。
本篇写宫廷或王侯贵族之家的鹤形铜灯，共十句，但由外形写到功用，末尾又寄意言外，韵味深长。赋的开头不说“灯”而说“惟兹苍鹤”，下面对鹤灯外形的描写又形神毕肖，所以给读者以造型十分生动的感觉。鹤的腿长，脖颈也长，通身都有很美的曲线，所以说“修丽”；因为以鹤为灯，造型奇特，所以说“奇”。“身体”二句进而具体描绘“修丽以奇”。
“负斯明烛”二句承上启下，“负”、“躬”都由鹤的形象来，“明烛”、“冰池”则就灯而言。由“负”字看，烛是在鹤的背上，油便在鹤的体内，故曰“躬含”。“明无不见”以下四句承上说灯的功用，而实际上也赞美了一种高尚、睿智的品格。
作者通过对鹤灯的描绘，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情趣，是一篇优秀咏物小赋。联系近几十年出土西汉铜灯来看，这篇赋也是对当时高超金属工艺的赞美。
相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
桓谭（约公元前23-公元56），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州市）人。两汉之际哲学家、辞赋家。通音律，善鼓琴，遍习五经，不为章句，精通天文。汉成帝时出仕为郎，王莽时为掌乐大夫。光武帝时征为待诏，因反对谶纬，被贬为六安郡丞，死于赴任途中。桓谭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指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与社会政治无关。“国之兴废；在于政事，政事得失，在于辅佐”。着《新论》16篇，已佚。《后汉书》有传。
据赋序所言，《仙赋》当作于绥和二年（前7年），青年桓谭跟随汉孝成帝出祠河东时，主要内容是赞美神仙生活之逍遥，并寓颂美之意。
从秦始皇起，历代皇帝无不千方百计寻找长生之术。汉宣帝面对少年才子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武帝读罢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还在华山脚下建集灵宫，“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名其大殿为“存仙”，名其端门曰“望仙门”，足见汉武帝对修道成仙的痴迷。青年桓谭因而写下这篇歌颂神仙逍遥自在的小赋。
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
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擢，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之台。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泛泛乎滥滥，随天转琁，容容无为，寿极乾坤。
赋以王乔、赤松为例，首先赞美他们的身体可以“精神周洽，鬲塞流通”；其次羡慕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本领“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再次还艳羡他们独有的神仙生涯“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容容无为，寿极乾坤”，这正是世人想象中神仙所拥有的一切。
此赋语言轻灵流畅，句式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既整齐典雅，又活泼灵动，在艺术技巧方面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伯夷、叔齐赋中颂
《首阳山赋》见《古文苑》及《艺文类聚》，是一篇凭吊古人之作。
赋非完篇，其中也可能寄托着作者的人生感慨。
伯夷、叔齐是商末周初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因为不肯继承君位，相偕至周。后闻武王伐纣，叩马而谏，武王不听，于是愤而不食周粟。至首阳山，采薇而食，终饿死于此。临死前作歌一首，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与嗟徂兮，命之哀矣。”杜笃为伯夷、叔齐的气节所感动，于是写下这篇《首阳山赋》，或有所托，现不可知。
孟子把圣人分为四种：“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圣之时者”。他认为伯夷是“圣之清者”（《孟子·万章下》）。由此可见孟子对伯夷由衷的敬佩。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絮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踱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竞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