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醉在酒香里的风流
中国的文学历程中，诗歌和美酒总是相伴而行的，在古典的文辞中，人们通常可以提炼出的就是酒和泪这样两种令人心生惆怅而又激动的事物，而汉赋中这样的文化亦是很多。
汉赋中有许多描写酒文化的内容，例如，王粲《酒赋》说：“暨我中叶，酒流犹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可见酒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深得人心。又如当年的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他乡，因为盘缠不够而当垆沽酒，可见她对酒的情有独钟，而独独在穷困之时，只做酒的买卖。还有曹操把酒临江，一腔愁绪无处宣泄，却能言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可见酒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酒不仅能令这些文人恣意表达文采，而且还能够令胸中的忧愤喷发而出，抒发真性情，借酒性写诗作赋，最容易成就旷世名篇、千古绝唱。
杨雄是爱酒之人，同他一样的爱酒之人在汉朝还有许多，可以说汉代的酒风盛行正是汉赋中酒文化盛行的原因。酿酒的技术在汉代已然发展成熟，大家都对酒爱不释手，从汉高祖衣锦还乡时曾把酒而唱《大风歌》就可以看出，酒在汉代很风行。
汉朝许多人喝酒并不止是为了饮酒，酒对于他们除了是饮品之外，还是抒情感怀的媒介。杨雄的一首词赋，就将酒与时政相融合，起到了劝诫 的作用。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而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叀碍，为瓽所。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
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讬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杨雄借着酒来劝导汉成帝，男子犹如盛水的容器，所停留的地方处于险境，酒壶却终日浑然不觉，自得其乐；水壶被绳索所缚，没有自由。井绳被井壁所挂住，碰撞打击，这里就是它的葬身之所。而盛酒的壶却是圆滑自如，被看成国宝，不论是皇帝出行，还是有权势的门庭，都对它爱护有加，但是和酒无关。杨雄以酒劝诫汉成帝不要亲近那些圆滑的小人而疏远了淡泊的贤人，借物言志，他将酒融入了政治文化之中。
在《汉书·食货志》中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可见酒在汉代是一度风靡而无法遏制的，这种风靡同样也在汉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虽然现在汉赋大多遗失，但从现存的残篇断句中依然可以看到酒的相关事宜，大概有近百余处，而且涉及的方面很广泛，不仅在饮酒方面，而且在祭祀、礼仪等方面都有提到。邹阳《酒赋》说：“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骏。”汉赋中有诗词，是专门来区分酒的品相的。
可见汉朝人对酒的热爱。
东汉科学家张衡在《南都赋》中也提到过酒：“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若其厨膳，一酒则九醌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蚁若 薪”。这也是对酒的类别进行描述。在汉代，酒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而且还是在各种礼仪的场合里，比如祭祀活动中，充当一种很重要的礼仪工具。从行酒的礼仪中可以区分尊卑贵贱、长幼等级等各种关系。
当日叔孙通为汉高祖制定礼仪，就对酒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史书上对此有专门的记载：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由此可见酒的礼仪不一般，但是汉赋中对于酒的描写更多还是从饮酒的乐趣和感官的主观感受来写的。例如，杨雄在《太玄赋》中所说：“茹芝英以御饿兮，饮玉醴以解渴。”与杨雄不同的是，张衡写酒，更多的是从饮酒之后的享受写起。
以速远朋，嘉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珍羞琅玕，充溢圆方。琢雕狎猎，金银琳琅。侍者蛊媚，巾鞲鲜明。被服杂错，履蹑华英。儇才齐敏，受爵传觞。献酬既交，率礼无违…… 客赋醉言归，主称露未曦。接欢宴于日夜，终恺乐之令仪。
在张衡的这段描述中，更多的是讲对饮酒的一种享受，高朋满座，满桌佳肴，身着华丽服饰的侍从服侍着主客将美酒佳肴尽悉吃下，觥筹交错间，不讲仪态。转眼就已经是第二天了，饮酒之乐已经令宾主仪态尽失。
从中看来酒是饮品，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表达媒介，除了这些柔弱书生在借酒抒情之外，汉代的将士们也会以酒为乐。
割鲜野飨，犒勤赏功。五军六师，千列百重，酒车酌醴，方驾授饔。升觞举燧，既醇鸣钟。
这是张衡在他的汉赋作品中所描写的将士在凯旋之后饮酒庆祝的场景。食用野味，犒赏将士，所有的军士聚集在一起把酒言欢，车载斗量的酒被喝掉，味道甘醇，十分痛快。
既然凡人都认为酒是可以表达内心情感的好东西，那么在汉代人的眼中，酒更可以用于祭祀祖先和天神，因为祖先的祭祀在汉代人的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孔臧在他的作品《杨柳赋》中就对祭祀中酒的重要性提到过。
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纲纪。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
在祭祀中，酒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饮品这么简单了。凡事都有纲常，不论是摆放酒盅还是清洗酒器，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配合着威仪的乐章，酒的饮用完全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诚如赋中所言：“退坐分别，其乐难忘。”
可见酒在祭祀场合中已被纳入到严格的法治中，而且对饮酒的量也有一个基本限定，便是“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当然这只是一种大概的表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酒，很多人是难以自制的，而汉代人却一直希望可以有一种适度的饮酒快乐，可以达到人伦和谐与人神同欢的境界。这种思想在汉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枚乘在《七发》中曰：“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傅毅的《舞赋》曰：“溢金晷而列玉觞。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张衡《东京赋》曰：“因休力于息勤，致欢忻于春酒……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浸，盈溢天区。”
在汉武帝兴盛时期，也正是汉赋兴盛期，这期间的赋作中，关于饮酒为欢的例子举不胜举，酒伴随着汉朝人从兴盛到衰败，虽然一个朝代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酒依然醇香酣浓地流传了下来。
酒酣浓香，历史风流，却沉醉在了酒香中。多少汉室往昔，那猎猎的风声中，又有几人能嗅到醇郁的酒香？
反《离骚》更胜一筹
杨雄，字子云，四川人。少好学，为人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
在《汉书》中，有关杨雄的记载如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奠善于《仓颉》，作《训纂》；箴奠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可见杨雄一开始上场就意气风发，在政治舞台上尽情释放光彩，但在这看似辉煌的表面之下，也有着文人厌世和谄媚的因素。从杨雄的《反离骚》这篇赋作中，就可以看出这位大文豪虽然有高贵的秉性，但他也有着大儒明哲保身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态度。
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可以看出，杨雄对于屈原跳江的行为是很不赞同的，甚至有些鄙夷的态度，虽然他也会为屈原流泪，但他更觉得君子应当识得大体，而不是动辄拿性命相要挟，这样做又何必呢？
杨雄的一些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与当时的官场气氛十分接近，中国文人自古就不喜欢坦诚相待，所以看到屈原的忠肝义胆，杨雄酸溜溜地评论一番自然也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要对历史人物下一定的评论，那么，任何单纯的形容词都是肤浅的，因为人的多元化性格决定了英雄并不一定就侠肝义胆，正义者也许有着私心，而鼠胆小人也许有着一颗忠肝义胆，这一切都是因为历史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而历史中的人自然也会有着并不单纯的性格。
后人不能因为东方朔为武帝宠臣就忽视了他的报国之心，也不能因为杨雄的地位崇高，就看不到他身上的缺点。总之，可以发现他们有着相似之处，同样是身处朝纲之中，同样是宫廷的臣子，同样是才高八斗，同样是文思泉涌，不同的是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东方朔是个宠臣，是个哗众取宠的丑角，而杨雄是个文臣，是个能成大事的人才。
这一点不同决定了这两人不同的命运，在那个天下一统的封建时代，文人为官之后的遇与不遇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江山社稷，百姓苍生都是天子握在手中的筹码，更何况他们小小的臣子。在这样的环境中，皇帝的好恶可以决定一切，而正是汉武帝的喜好，令东方朔一生不得志，郁郁而终，令杨雄名扬后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东汉一朝的文人家族，以班氏最为着名。这个家族因一部《汉书》而享誉千古。与班家同时代还有另一个家族，它没有留下像《汉书》那样伟大的作品，却凭着几代人的操行与文章显名当世，赢得了后人的钦仰。这就是以崔驷、崔瑗、崔寔为代表的崔氏家族。
三崔所处的东汉前期、中期正是经学发达之时。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因谶记中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明帝、章帝两朝仍承续这一法统，于是谶纬之学便风行天下，“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今文经学与谶纬之学相合，成为许多儒士进身取仕的法宝。不过，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就在这阴霾满天、风气日下的时候，仍有一批高迈之士不为时流所动。他们恪守着儒者的情操，扞卫着道统的尊严，同时又以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关注着现实，用自己的文章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有如沉沉夏夜中的阵阵凉风，荡涤着东汉文坛上的污浊之气。这样，自东汉立国之初便出现了与经学家分庭抗礼的文章家、与今文经学家势如水火的古文经学家。三崔就是其中的着名人物。
崔驷（？-92）是三崔中的第一位，字亭伯，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他生活在东汉前期的明帝、章帝时代。崔家的兴盛始于西汉。早在汉 昭帝时，崔驷的高祖崔朝就以识见清远而闻名于朝廷。当时，崔朝任幽州从事，幽州刺史想和武帝之子燕王刘旦结交，崔朝了解到刘旦久蓄异心，出面劝阻。后来，刘旦果然因与上官桀等谋反而被迫自杀。崔朝因此被提拔为侍御史，成为当时的知名人物。崔驷的曾祖崔舒，曾历官四郡太守，在职期间，才干优长，素有能名。崔驷的祖父崔篆生当西汉末期，他通晓经籍，人品端方正直。他不满于王莽代汉而立。太保甄丰曾向王莽朝廷推荐崔篆，希望任命他做步兵校尉。崔篆婉言推辞道：我听说攻打邻国不必征求仁者的意见，布阵作战不要去询问儒士的看法。这种事怎么竟落到我身上来了？跟着他便上书自陈有过在身，不宜居官，没有前去应荐，显示出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傲骨。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那时王莽新立，为了收服人心，他一面用高官厚禄来笼络天下儒士，另一面又对那些不拥戴自己的人大加陷害。崔篆的哥哥崔发因善于阿谀献媚，深得王莽宠信，官至大司空。崔母师氏也因此被王莽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对此，崔篆不以为然。他深知新莽政权不得人心，决计不会维持太久。但是，政治上的高压，迫使他不得不做违心的事。当他再次被任命为建新郡大尹（相当于太守）时，他无奈地叹道，生当无妄之世，碰上像浇、羿那样的昏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怎能只为个人的高洁而累及家人呢！于是便只身前去赴任。在任期间，他目睹了郡下各县监狱中人满为患的情景，黯然泣下，慨叹律令失度，苛政猛恶，马上重新审理，将两千多蒙冤者放出。有位僚属善意劝阻，崔篆却说：如果杀我这一个大尹可以赎出两千无辜之人，那本来就是我所心甘情愿的。东汉建立后，朝廷里有不少人推荐他出来做官，崔篆认为自己的家族有人曾得宠于王莽，愧对汉朝，便归隐家中。他写有《周易林》六十四篇，用以占卜吉凶，据说多有灵验。他的临终绝笔《慰志赋》，抨击王莽政权，颂扬光武中兴，倾诉了自己被迫接受伪职的愧疚之情，是一篇很好的明心自悼之作。因为家族的关系，崔驷小时候便受到极为良好的教育。十三岁时他便能读懂《诗经》、《周易》、《春秋》等经籍。他博学高才，通晓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写文章更是他的专长，在京师太学求学期间，他与班固、傅毅一起名重当世。大概是深受家风的影响，崔骃淡泊名利，超然物外，醉心于读书作文，那些进身取仕之事从未在他关心之列，过着一份属于读书人的恬静生活。有人讥笑他的清高，他便模仿西汉杨雄的《解嘲》一文，作《达旨》来回敬他们：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搂处。叫呼衡鬻，悬旌自表，非随和之宝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伦党，苟以徇己，汗血竟时，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滞，吾亦病子区区而不已也。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唯世所议。固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
这篇文章集中表达了他重道德轻名利的思想。为了道德的修养，他愿意效法孔子、颜回、程婴、鲁仲连这些人，在精神上达到君子般的境界，为此而甘守一份清静，置世人谤议于不顾，我行我素。汉章帝元和年间，崔驷向朝廷献《四巡颂》，这是一篇辞采华美的颂德文章。章帝素来喜好文章，读过《四巡颂》后，叹赏不已，对侍中窦宪说：你知道崔驷这个人吗？窦宪答道：班固多次跟我说起他，却从未见过面。章帝说：你喜欢班固却忽略了崔驷，这好比叶公好龙啊！于是，窦宪便聘请崔驷做自己的门客。不久，章帝来到窦家，听说崔驷正在这里，急着要召见他。窦宪上前说，万乘之主不应与白衣草民相见。章帝豁然醒悟：我能让崔驷朝夕相伴，何必一定在这里见面呢！他决定给崔驷授官，让他为朝廷做事。可惜的是，章帝不久死去，此事只好作罢。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外戚的身份执掌大权。崔驷献书给窦宪，劝告他戒骄戒躁，以前代外戚干政的惨祸为鉴，韬光养晦。窦宪置若罔闻，擅权骄恣，无所顾忌。崔驷又多次劝谏，直言长短，窦宪自以为很失面子，渐渐疏远了他，后来竟派他做远在辽东的长岑长。崔驷感到万分失意，没有去赴任而回到家中。永元四年（92）死在家中。他为后人留下了《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及诗、赋、铭、颂、书、记、表等二十一篇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