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扩大了赋的题材。不仅描写帝王生活，贵族生活、官僚内幕、古代历史人物等也皆统摄其中，并把目光投向了地方都市。其次，开创了蕴藉迂徐的赋风。他的赋，讽谏说理成分大大加重，没有了西汉中期那股踔厉昂扬、闳放不羁之气，变得典丽深湛，词语蕴藉，从容徐缓，有儒雅之风。再次，炼字遣词奇崛诡丽，铺陈有度。杨雄赋文辞奇诡，人所共知，但奇字怪字多用在描写处，叙事时常用浅显文字。铺陈也不像相如那样烦琐，而是扼要简括，大赋的篇幅较其他诸家精短。
弹琴感文君，颂赋惊汉主
说起司马相如，那真是故事一箩筐！这位蜀中才子、汉赋圣手，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他与大汉天子的奇遇、他作赋时的艰辛等等，都已不再单纯是史书上的记载，而是早已化为诗词中的典故、舞台上的形象、戏剧中的人物，为历代的人们津津乐道。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他年轻时，喜好读书，又学习剑术。司马相如本名犬子，就是阿猫阿狗的意思，随着学识的增加，他十分仰慕战国时期赵国名相蔺相如的为人，便改名叫“相如”。曾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蔺相如司马相如实不相如”，下联“魏无忌长孙无忌此亦无忌”，联中人名对人名，十分有趣。
四川地理条件特殊，物产丰富，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而险峻的巴山蜀水，又使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种相对隔绝的环境，造就蜀人豪放不羁的性格，历史上多有游侠和羽客。
在读书和习剑中度过少年时代之后，司马相如离开家乡，想在京城中大干一番事业。汉代人做官主要有两条路，一是通过“察举”，被地方官看中推荐；另外是“赀选”，就是拿钱买官。相如通过赀选，在汉景帝身边做了“武骑常侍”，一个类似现在的总统保镖的角色。但这远不是他的初衷，而且汉景帝对辞赋等华而不实的东西也不感兴趣，所以，在宫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相如一直很郁闷。就在这个时候，汉景帝的同胞兄弟梁孝王进京，随身带着邹阳、枚乘等一批文人，司马见到这些同类士人很兴奋，梁孝王也十分欣赏相如的才华，于是，相如便借病辞官，随梁孝王去了梁国。司马相如在梁园如鱼得水，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但“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去世，梁园宾客随之作猢狲散。司马相如只好告别生活了八年之久的梁园，回到成都老家。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已亡，家境败落，司马相如成了待业青年，不得已只好投奔在临邛做县令的朋友王吉。临邛是成都附近的一个县。
在临邛，相如与卓文君演绎出了名传千古的爱情故事。卓文君是临邛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容貌秀丽，文才出众，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但年仅十七就不幸守寡在家。司马相如早已耳闻这位才貌双全的美人。一次，卓王孙宴请宾客，好不容易把司马相如请到。席间，相如借琴声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卓文君也久仰相如文采，不禁从屏风外偷窥相如。她深懂音乐，司马相如的琴声让她怦然心动，两人一见倾心，当夜，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携手私奔。
这时的司马相如一贫如洗，空有才貌，卓王孙也因女儿败坏门风怒火冲天，不给她一文钱。两人只好将身上还值点钱的东西变卖，回到了临邛，开起了小酒馆。文君每天当垆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裈，与佣人一起打杂。卓王孙闻讯，深以为耻，但经不住兄弟、叔伯等的劝说，况且还有骨肉亲情，不得已，分给文君百万银钱和百名仆人。司马相如夫妇回到成都，过起了富人的生活。“弹琴感文君”，相如与文君的这段浪漫故事，成为后人咏之不尽的风流佳话。
汉武帝继位后，相如的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武帝雅好辞赋，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只恨不能与其同生一个时代，倾慕至极，等搞明白他就是治下臣民时，便急忙将相如召至京城，成为身边的近臣。元光五年（前130），司马相如曾两次奉汉武帝命出使巴蜀，对开发西南地区，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从西南回来后，有人告发他出使时曾受人财物，因而被免官，但不久又复为郎。由于这件事，他意识到为官的风险、仕途的艰难，便称病闲居在家。晚年，任文园令，这是管理汉文帝陵园的闲职。后因病免官，居住在茂陵。在茂陵，风流成性的司马相如又看中了一位“茂陵女”，想娶进家，结果惹得卓文君大怒，作了一首《白头咏》表示自己的决绝之心，相如读后只好作罢。元狩五年（前118），病死家中。他病时，汉武帝派人去茂陵搬取他的藏书，但只发现了有关封禅的遗札，武帝看后十分惊讶。没几年，汉武帝便进行了封禅之礼。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其文学成就以赋最高，有“赋圣”之称，据载有作品29篇，今存6篇，即《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和《长门赋》。其中，《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创立了汉大赋的基本模式，后世将其与司马迁相提并论，有“汉代文章两司马”之说。
《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内容前后连贯，实是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史记》和《汉书》都引作一篇，称《天子游猎赋》，但萧统编《文选》时分为两篇，所以也有人认为是两篇。把它们看做是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篇，更为合理一些，《子虚赋》作于相如在梁孝王处为宾客时，而《上林赋》作于汉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距10年。
汉武帝对《子虚赋》早就十分着迷，等见了相如之后，不住地称赞，司马相如告诉武帝，《子虚赋》不过是写诸侯之事，不足观，要写天子游 猎之事，作《上林赋》。司马相如作赋确实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据说，他写这两篇作品时，心情闲散，和身外的事物不再发生关系，他挥洒天地万物，铺叙古今人事，时而精神恍惚，好像睡着了一样，时而又忽然惊醒，精神振奋，接着写，用了100天才完成。
《子虚赋》、《上林赋》虚构了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个人物，全文即由他们的对话构成。子虚，就是虚言；乌有先生，就是没有此事；亡是公，就是无此人。《子虚赋》前半部分由子虚、乌有先生的对话开始，楚国使臣子虚出使到齐国，齐王发出全部车骑，举行大规模的田猎，意在夸耀齐国的气魄。猎罢，子虚访乌有先生，并夸耀当日之事，亡是公当时也在场。在子虚看来，齐王在接待他的过程中流露出大国的自豪和炫耀，无异是对自己国家和君主的轻慢，于是，便向齐王盛夸楚国云梦之大、山川之美、物产之富，中间侈言楚王游猎云梦之乐事，借以傲视齐国。赋的后半部分，是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指责子虚“彰君恶，伤私义”。乌有先生认为，辽阔的地域、丰富的物产以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都无法同君主的道德修养相提并论，不值得称道，接着，又极力夸称齐国的山海方物远胜于楚，想在气势上压倒楚国。
《上林赋》紧承《子虚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后，很不以为然，批评他们二人和楚、齐二君都有违诸侯之礼：
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接着，亡是公极力铺叙天子上林苑的巨丽、天子游猎的无比壮阔的场面，压倒楚、齐，使子虚、乌有倾心折服，以此表明诸侯不能与天子相提并论。然后，“曲终奏雅”，写天子认识到“此太奢侈”，转而改弦更张，体恤百姓，彰显其严于律己的英明。
这两篇赋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在赋的末尾，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惩奢劝俭的用意。前后两部分，主题统一，即反对奢侈，崇尚节俭，抑诸侯而尊天子，维护汉帝国的统一。其间又有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及对天子功德、帝国昌盛气象与风貌的热情歌颂，反映了汉人高蹈扬厉的精神和自信的心态。
从结构上看，二赋结构宏大，想象丰富，描写场面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如《子虚赋》描写云梦大泽说：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巍郁，隆崇嵂蟀；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埘，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功玄厉，硬石碔硖。其东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藭菖蒲，茳蓠蘪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阤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这一段文字，从上到下、从高到低，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将其山、其土、其石、其树等等写了一个遍，极尽铺排之事。二赋所描绘出的“赋迹”，生动地体现了司马相如所说的“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
语言上，辞采富丽，诡谲多姿，表现了作者驾驭文字的高超能力。凡是能够增强描写效果的辞藻都用上了，语句因此显得特别铺饰、华丽。这与司马相如自身的文字功底也不无关系，他着有《凡将篇》，是当时有名的字书，所以在作赋时，能调动大量的词汇，对描写对象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描述。句式有三言、四言，也有七言，交错互用，整齐中不乏变化，富有节奏感、韵律感。
《子虚赋》、《上林赋》长达3500多字，这两篇天才之作，不仅是司马相如的进身之阶、成名之本，使其赢得了天子的赏识，而且标志着大赋的成熟，是一代文学汉赋的代表作，在汉赋发展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它以华丽的辞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奠定了汉赋的基本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两汉及后世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如杨雄的《甘泉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皆取式于此，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杨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