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作为儒学的最大继承和发扬影响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作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可以称得上是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师。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灏、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创立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朱熹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世界的本原；只有去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囚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平生志在树立理学，其学术成果不仅在南宋以前的中同历史上没有，就是在此以前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为此，他被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学者，西方研究者甚至把他比肩于希腊的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
朱熹一生悲哀多于欢乐。幼年失父，中年丧偶，幼女夭折，胞妹早逝，晚年去子，生活贫困到经常要借贷的地步。有陆游的诗为证：“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朱熹一生中最大的机遇要算入朝担任宁宗的侍讲官，他想借这块阵地，向皇帝灌输自己的“帝王之学”，他滔滔不绝，四十余天连讲七次，宁宗装做从善如流的样子，朱嘉高兴地认为“天下有望”，但皇帝接受批评是有限度的，当触动到统治者根基时，一纸内批逐出经筵国门。虽然朱熹遵守师训，自号“晦翁”，给自己立下“不远复”的座右铭，但反道学家们的迫害一直不停。朱熹被斥为“伪师”，其理学被斥为“伪学”，加以严禁，他的许多学生遭拘禁流放。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忧郁而死。
死后的朱熹却如孔子一样，被封建王朝“礼遇有加”，朱熹溢号文公，后理宗即位，追赠他为太师，亲笔御书“宋代圣人”匾额，并封其为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庙。朱嘉家埋祖坟之山被称为文公山。山上建积庆亭并立石碑，上刻“枯枝败叶不得挪动”，官府还派兵看守，保护山上坟莹树木，因而朱熹1176年春回家扫墓时手植的古杉，虽历经800多年的风雨，至今还生气盎然。
在紫阳镇的东门古城墙下，有朱嘉亲笔手书的墨宝“廉泉”，该泉清澈见底，长年不涸。据婺源当地人介绍，在举源为官的人，从未因贪污失去乌纱帽的。这一“百官共廉”现象，有人试图从“风水学”中找到注解，而社会学家则归结于紫阳古镇的理学渊源和传统的人文环境。
朱熹是一位一辈子都想做教师的大学者（余秋雨语）。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可以用辛弃疾话来概括：“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作为文人的朱熹，是不该从政，也不会从政。因而，朱熹一辈子未做大官，也鲜有显著政绩。朱熹一生，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三教九流、巫医百工，都有朋友，不少还情投意深。“野人载酒来，农啖日西夕”。朱熹为山路崎岖，老农来往不便过意不去，一再叮咛“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相传在紫阳古镇近郊的三都村（今县城文公北路），朱熹与门人腾磷到此，见村内有好大一泓池水，能照见人影与天上的云彩，便问此塘之名。村人答曰：朱绯塘。朱熹哦了一声：“我俩神交也。”随即吟诗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1198年，朱熹避居（东）建阳石洞，但还不停止讲学。1199年3月9日病死于建阳。他的遗体下葬时，他的学生不顾朝廷禁令从四面八方赶来，官府怕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今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陆游、辛弃疾与朱熹神交已久，朱熹去世时，年迈的放翁用颤抖的双手写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辛氏则作词一首亲往吊唁，哭之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
如今，紫阳古镇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了，然而，大多数来这里的游客，都不解古镇的命名，更对朱熹不甚了解。然而，只要他们走近古镇，就会走近文化、走近了文化，就会走近历史，而走近历史，就走近了朱熹。朱熹与其他历史文人一样，是愿意被人遗忘的。但却又不会被人遗忘！
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渐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平生不喜为官，“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宋无学案·元晦学案》上），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讲学。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除，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幼承家学，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他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人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尔律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索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大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他的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朱熹初登仕途，任同安县主簿，为官以教养为先务。他对同安故宰相苏颂的道德学问深表钦佩，侣建苏公调。走遍同安的山山水水，倡导植树，并留下许多墨迹。日常公务，细致入微，对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青从中作弊，凡对百姓有利的事，必恪尽职守，不惮劳累。
绍兴二十二年（1162年），孝家即位，准备启用张浚出兵抗金，并下诏征求内外朝臣陈述政见，朱熹立即上书陈事，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面督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扎，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诌媚而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蝉（尽）而国用末节”，应当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结果，皇帝不予采纳。朱熹上谏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探求学问，著书立说，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间，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初步实现了集理之大成宿愿，名声颇大。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十扰”朝政。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清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县。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上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憎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第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是年，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指旱伤四段地头，对帐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大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种桑法》。翌年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洞书院视察。眼见这座曾经与岳麓、睢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毁于兵火的一片废墟，感到极其伤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他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一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过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终于批准重兴白鹿书院。书院落成之日，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洞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监等九经流注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