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感(或者是很快就猜到价值评价的等级秩序的能力，根据这些价值评价。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人生活着：对这些价值评价的关系的"预见的本能"：对价值的权威性与实际起作用的力量的权威性之间的关系的"预见的本能")：我们欧洲人把这历史感当作我们的特征，对我们来说，这种历史感是那种使人着魔的和疯狂的半野蛮状态的后果，由于等级和种族的民主的混合，欧洲被推进了这种半野蛮状态——只有19世纪才知道这个作为它的第六感官的历史感。任何过去的形式和生活方式，昔日的难以并列和附加的文化，由于这种混合，汇入了我们的"现代灵魂"，我们的本能现在往回奔向四面八方，我们本身就是一种混沌。最后，正如所说，"精神"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优点。由于我们身体和欲望中的半野蛮，我们拥有了通向四面八方的秘密通道，就像一个高贵的时代决不会有这种通道那样。首先，是通向不完全的文化迷宫的通道，通向只在地球曾经存在过的任何半野蛮的通道：而且就人的文化的最重要的部分迄今为止正是半野蛮的而言，"历史感"几乎意味着对一切东西的感受和本能，对一切东西的趣味和褒贬，因此它立即就证明自己是一种不高贵的感官。例如，我们重新来享受荷马。也许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懂得欣赏荷马，一种有高贵文化的人(例如，17世纪的法国人圣·埃弗雷蒙德，他指责荷马的那种广阔的精神，甚至还有法国人的尾声，伏尔泰)不知道这么容易就掌握了荷马——他们几乎不允许自己享受荷马。他们的腭发出的十分肯定的是和不；他们轻易地准备好的厌恶；他们对一切陌生的东西的犹豫不决的抑制：他们对低级趣味的胆怯。甚至对活泼的好奇心的胆怯，以及一般而言，对任何高贵的与自满的文化的那种十分恶劣的意志——它承认一种新的渴望，承认对自己的东西的一种不满足，承认对陌生的东西的赞叹：所有这一切使他们甚至对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也采取敌对的态度，这些最好的东西不是他们的私有物，或不能成为他们的猎获物，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一种感官恰恰比历史感及其顺从的小市民的好奇心更难以理解的了。莎士比亚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这种令人吃惊的西班牙人的、摩尔人的、萨克森人的趣味的综合，会使一个与爱修鲁斯友善的雅典人笑得半死，或气得半死；但是，我们——恰恰以一种神秘的亲密和友好接受了这种混乱的杂多，这种最脆弱的、最粗糙的、最人为的东西的杂乱，我们恰恰是把它们当作为我们保存的精致的艺术来享受的，同时让我们少受令人窒息的烟雾和英国下等人的干扰，莎士比亚的艺术和趣味就生存在英国下等人之中，就像或许在那不勒斯的希阿雅，在那里，我们以我们的全部感受入迷地、心甘情愿地走我们的路，不管贫民区的臭水沟的秽气在空气中飘散。我们是有"历史感"的人，我们本身有我们的美德，这是无法否认的，我们是宽宏大量的、无私的、谦虚的、勇敢的、完全自我克制的、充满奉献精神的、很知情达理的、很有耐心的、很诚恳的：我们也许仍然不是很"有趣味的"。如果我们最后承认，对我们这些有历史感的人来说，那种最难理解、感受、回味和厚爱的东西，那种在根本上充满成见而且几乎敌对地寻找我们的东西，这恰恰是任何文化和艺术中完美的东西，最后成熟的东西，在作品和人那里的真正高贵的东西，他们的平静的海和太平景象中自满自足的时刻，一切已经完成的事物所显示的金色的和冷的东西。也许我们的历史感的伟大德行与高雅的趣味处于必然的对立之中，至少与最好的趣味处于必然的对立之中，而且我们恰恰只能很拙劣地、踌躇地、迫不得已地在我们之中去模仿他人生活中的短暂而高贵的幸运和光辉，就像它们在这里或那里一度发出光彩那样：那些时刻和奇特的事，其时正逢一个伟大的力量自动地停在无尺度的东西和无限制的东西面前，其时正逢一种丰富而高雅的兴致在突然的抑制和石化中，在确定和把自身固定在一个还颤动的基础上时被享受。尺度对我们来说是异己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承认这点；我们的欲望恰恰是对无限的东西和不可度量的东西的欲望。就像骑在向前飞奔的骏马上的骑手一样，我们在无限的东西面前放下了缰绳，我们是现代人，半野蛮人——而且，只有当我们也处于危险中时，我们才处于我们的巨大幸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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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享乐主义、悲观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幸福论，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按照苦与乐，也就是说，按照相关的情况和次要的事来衡量事物的价值，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处在突出地位的思想方式和思想简单的东西，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意识到创造性的力量和一个艺术家的良心的人，并非没有嘲笑，也并非没有同情地俯看着。同情你们！当然，这并非是你们所指的同情，这并不是同情社会的困难，同情社会，同情社会的病人和遇难的人，同情罪恶的人和残废的人，就像他们在我们周围的地上躺着那样：还有更少的是对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奴隶阶层的同情，他们渴求统治，他们把这种统治称之为"自由"。我们的同情是一种较高的较有远见的同情：我们看到，人如何在自我贬低，就像你们把人贬低那样！而且，有一些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恰恰以难以描述的畏惧注视着你们的同情，我们抗拒这种同情——我们认为你们的严肃比任何一种草率更危险。如果可能——没有更愚蠢的"如果可能"——你们想废除受苦，而我们呢？——情况看来恰恰是，我们宁可比曾经有过的受苦还更厉害、更糟糕地去受苦！健康舒适。就像你们对之所理解的——这肯定不是目的，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终结！一种状况，它使人立刻变成了可笑的和可鄙的，它使人的衰亡成为指日可待的！培育受苦，培育伟大的受难——你们是否知道，迄今为止，只有这种培育才创造出人的全面提高？那种在不幸中的紧张——这种紧张为灵魂培育出坚强——灵魂在可怕的毁灭景象中的战栗，灵魂在对不幸的忍受、坚持、解释和利用时的发明才能和勇敢，以及那种只由深度、秘密、假面具、精神、诡计、伟大给予灵魂的东西——这并不是在受难中，在伟大的受难的培育中给予灵魂的？在人那里，创造物和造物主是合二为一的，在人那里，有材料、碎片、丰富性、泥土、烂泥、蠢行和混沌；但是，在人那里也有造物主、塑造者、坚硬的锤子、观众的神性和第七天，你们是否理解这种对立？你们的同情针对的是"人中的创造物"，针对的是那必须被形成、制服、锻造、拉伸、烧制、煅烧、提纯的东西，针对着必然要受苦的东西和应该受苦的东西？而我们的同情——你们是否理解我们的相反的同情是针对谁，如果它拒绝你们的同情，那么，这种抗拒是一切柔弱和虚弱的抗拒中的最糟糕的柔弱和虚弱的抗拒？因此，同情反对同情！——但是，再说一次，存在着比一切苦、乐和同情的问题更高的问题，而任何哲学如果只以苦、乐和同情问题为宗旨。那么，它只是一种天真幼稚(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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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道德主义者！——这个世界和我们相关，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得不恐惧和去爱，这个出色的命令和出色的服从(构成的)几乎看不见听不到的世界，这个在任何考察中都"差不多"的世界，这个吹毛求疵的、棘手的、尖刻的、脆弱的世界。是的，针对着愚蠢的观众和众所周知的好奇心，这个世界得到了很好的捍卫！我们已被编织进有关义务的一个严密的网和织物中去了，而且无法从中自拔，恰好在这里，我们是"有职责的人"，甚至连我们(也在内)！有时，我们在我们的"锁链"中而且在我们的"剑"之间很好地跳着舞，这是真的；常常，这简直也是真的：我们对此咬牙切齿，并且对我们的命运的一切严酷的秘密无法容忍。但是，我们应该做我们所希望的事情。针对我们，蠢材和观察说："这是没有责任的人。"——我们总是有反对我们的蠢材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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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假设这是我们的美德，而且我们无法从中摆脱出来，我们(是)自由的精神——现在，我们想以大奸大恶和爱在它那里工作，并且不倦地在惟一给我们剩下的我们的德行中"完善"自己：尽管它的光泽一度曾像镀金的浅蓝色的嘲笑的夜晚之光，始终保持在这古老的文化及其沉闷阴郁的严肃性之上！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诚实疲倦了，并且叹息和伸展着其肢体，而且十分严厉地找到我们，想更好地、更容易地、更温存地拥有它，像一种令人愉快的罪恶，那么，我们仍然是严厉的，我们仍然是最后的斯多葛派！让我们把我们只在残酷的行为中才拥有的东西——我们对愚蠢的东西和差不多的东西的厌恶；我们的"竭力禁止"；我们的冒险的勇气；我们狡猾的和爱挑剔的好奇心；我们的最高雅的最伪善的最精神的权力意志和战胜世界的意志(这种意志饥渴地围着未来的一切领域漫游和集中)——派给它作为帮助，让我们与我们的一切的"魔鬼"一起来帮助我们的"上帝"！人们很可能误解和混淆我们：这有什么关系！人们会说："你们的"诚实"——这是你们的残酷行为，而且完全不再是残酷行为！"这有什么关系！而且甚至如果人们是对的！迄今为止，上帝不是如此神圣地把一切变成了重新命名的魔鬼？归根结底，我们关于我们自己又知道些什么呢？引导着我们的精神想如何命名？(这是一件关于名称的事。)我们包含了多少精神？我们的诚实，我们自由的精神——让我们来关心：它没有成为我们的虚荣、我们的装饰品和华丽的外表、我们的界限和我们的愚蠢！任何美德都倾向于愚蠢，任何愚蠢都倾向于美德，在俄罗斯，人们说："愚蠢导致神圣。"——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最后不会再从诚实变成圣者和令人讨厌的家伙！生命重复一百次是否太短，在其中——感到厌倦？人们就该信仰永恒的生命，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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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们原谅我的如下的发现：迄今为止。一切道德哲学都是令人厌倦的，而且就是安眠药——"德行"，除了它的代言人对它的这种令人厌倦的损害以外，在我看来，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损害它，因此，我还不想无视这些代言人的普遍有用。事情往往取决于这一点：尽可能没有多少人对道德进行思考：因此，道德也许并不会在某一天成为有趣的，事情常常取决于这一点！但是，人们无需杞人忧天！情况至今仍然一成不变：我看在欧洲没有人对下述事实有(或给了)一个概念：人们可能危险地、棘手地、诱人地对道德进行着思考——其中可能就会有灾难！例如，请人们看一下不倦的不可避免的英国功利主义者，他们是如何愚蠢地和可敬地在边沁的足迹中来回蹓跶的(荷马的一个比喻说得更清楚)，正像边沁本人在可敬的黑尔凡梯乌斯的足迹中蹒跚一样。(不，这不是危险的人，这个黑尔凡梯乌斯！)没有新的思想。更没有灵巧的转变和对旧思想的更好的表述，连从前所考虑的东西的现实的历史都没有。总之，一种不可能的文献，除非人们理解到用一些恶毒的东西使它发酵。那种旧的英国的罪恶——它叫Cant(伪善的话)，而且是道德上的伪善，这次暗藏在新形式的科学性之中——也潜入了这些道德家(人们必须完全用次等的思想去读他们，如果人们不得不读他们的话)；也不缺少对良心的撕咬的秘密防备，清教徒从前的一个种族在完全科学地从事道德研究时，当然会为这种良心的谴责而痛苦。(道德家不是清教徒的对头吗？这就是说，作为这样一个思想家，他把道德看作是可疑的、值得怀疑的，总之，看成问题。道德化不会——是不道德的？)最后，他们都愿意英国的道德得到权利，就恰恰以此最好地服务于人类，或服务于"普遍利益"，或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幸福"。不，服务于英国的幸福而言，他们试图竭尽全力向自己证明，追求英国的幸福，我指的是追求舒服和时髦(而且在最高的位置上，追求议会中的一个席位)，同时也是德行的正当道路，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上有这么的德行，它恰好存在于这种追求之中。在所有这些迟钝的、良心上感到不安的群体动物(他们把利己主义的事情当作普遍福利的事情去做)中没一个愿意对下述事实有所了解和考察："普遍福利"不是理想，不是目的，不是同某种方式就可把握的概念，而只是一种呕吐剂，对一个人是正当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不可能完全是正当的，为一切人所要求的一种道德，恰恰损害了更高等的人。简言之，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等级秩序，因此，在道德和道德之间也存在着一个等级秩序。这是一种有节制的和根本上平庸的人，这些功利主义的英国人，而且如所说的，就他们是厌倦的而言，人们不能过高地考虑他们的实利。人们还应该对他们加以鼓励，正像人们部分地以下面的韵句所尝试的那样：
治愈你们，老实的手推车奸商，
总是"越长久越可爱"，
头和膝盖总是更僵硬，
不兴奋，不俏皮，
永远平平庸庸，
没有天才，也没有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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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可以以人性自豪的较后的时代中，仍然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恐惧，如此之多的面对"残酷的野兽"感到恐惧的迷信，对这些野兽的统治恰恰构成了那些更人性的时代的自豪，甚至那些显而易见的真理也像约定那样在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无法说出，因为它们似乎帮助了那最终被杀死而又重获生命的野兽。我也许敢于冒某种危险，如果让这样一种真理逃离我，让别人又把它捉住，并给它如此之多的"善意的思想方式的牛奶"供其饮用，直到它安静地和乐不思蜀地留在它的旧的一隅。——人们应该重新学习残酷，并睁大眼睛；人们最终应该学会急躁，以便大量的放肆的错误——例如，就像在悲剧方面新的和旧的哲学家所豢养的错误那样——不敢在道德上大胆地来回闲蹓。几乎所有我们称之为"较高文化"的东西都以残酷的精神化和深化为基础——这是我的命题；那个"野兽"根本就没有被杀死，它活着，它兴旺，它只是神化了。那构成悲剧的痛苦的欢乐的东西就是残酷；那种在所谓的悲剧的同情中，在根本上甚至在一切崇高到形而上学的最高和最脆弱的战栗中令人愉快地起作用的东西，只是从所掺入的残酷的成分中得到了自己的甜头。在角斗场中的罗马人，在十字架的兴奋中的基督徒，面对执行火刑的柴堆或斗牛的西班牙人，今天那些涌向悲剧的日本人。巴黎市郊那些怀念流血的革命的工人，那些以发狂的意志容忍特里斯坦(Tristan)和伊苏尔特的瓦格纳分子——所有这些人所享受的，并且从神秘的性欲冲动狂饮的东西，是伟大的女魔的"残酷"的春药。在这里，人们当然必须抛弃陈旧而愚蠢的心理学，它只知道教关于残酷的学说，它在看着别人受苦时才产生：存在着一种丰富的、过分丰富的享受，这种享受就是自找苦吃，自己使自己吃苦——而且凡是处在下述情况中的人——他被劝说在宗教的意义上去自我否定，或去自我伤残，就像腓尼基人和苦行者那样，或一般地去非感性化非肉体化悔恨，去做清教徒式的忏悔，去做良心的活体解剖，去作巴斯噶式的理智的献祭——都秘密地被自己的残酷所吸收，并且被驱使向前进，这是由于对自己本身的残酷的危险战栗所驱使的。最后，可以考虑一下：甚至认识者也强迫自己的精神违背精神的嗜好，而且常常也违背他内心的愿望去进行认识，即在他想肯定、热爱和崇拜的地方却说出否定，作为残酷的艺术家和神化者起着支配作用；任何沉重的和彻底的索取就已经是精神的根本意志的一种暴力化，一种人为的痛苦；精神的这种根本意志不停地希望达到外表和表面，在任何认识的欲望中已经有了一点儿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