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的《政治论》中有言：“人类必然是情欲的奴隶。若是一个国家的运命完全系于个人的诚实，凡百事务必须落在老实人手里方能处理得很好时，这个国家决不会如何稳定……在国家的安全上讲，只要事务处理得好，我们亦可不问政府施政时的动机何若。个人的德性是自由或魄力，国家的德性却是安全。”我们认为，健全的宪法，其定义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宪法能使政府人员之奉公守法，不但是因富有热忱、德性、理智之故，且为他们的本能与利益所促使，那么，这宪法便是良好的宪法。法律所能自动施于情欲的影响，不难举例。在法国，何种简单的动机促使政府不稳定呢？我们不妨把英法两国议员对于秉政内阁所怀抱的情操作一比较。假定此两国人士的爱国心与野心差不多相同。一个英国议员，若投票反对自己的政党而参与倒阁运动，究竟能有什么希望？一些好处也没有。他将因此脱党，使自己下届不能重新获选。他也决无入阁的可能，因为内阁几乎一定会采取解散国会的措置。国会的解散，使他在任期未满以前，不得不筹一笔安排选举运动的费用。若使他欺弄了他的政党，他必得同时牵连到他的选区。而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英国议员的私人利益，完全依赖着政府的稳定。在英国，倒阁是没有报酬的。在法国，却有这种报酬，议员的私人利益有赖于政府的不稳定。如果他参与倒阁，又有什么可惧？他将有重新竞选的危险么？当然不，既然从不解散国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将被开除党籍么？这或许可能，但众院里的政党那么多，他立刻可以加入另一个党。反之，对于下台的阁员，他能取而代之么？得承认他有此机会。政府领袖在组织新阁时，往往把对于前任内阁玩了巧妙的手段的某某议员依为股肱。他们宁愿一个危险分子做他们的党羽而不愿他居于敌党。在我国，习惯使倒阁有了酬报。
在若干构造很好的机器中，工人的一桩错误或零件的一些毛病会自动促成一种动作，把机器校准；同样，在完满的宪法中，统治者的过失也能自动促成制裁。当然，我们应想到完满的宪法是永远不存在的，即使人们能够悬想，也难适应动荡不已的风俗。这并非说因此我们便不必把宪法去适应目前的局势。但宪法的改革如一切改革一样，就从风俗方面去感悟，而不当着重抽象的推理。因为当国家的威权能够及于法律时，国家的威权也早巳恢复了。
——莫洛亚《论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
历史的辗转反侧
政治上的改革能不能使国家去补足自然经济的匮乏？我不信这种结果是可能的，亦不信是值得愿望的。由国家单独统治的经济永远是勉强的。一切工作将因之官僚化；集团救济亦将有所不足，因为当未来的疾苦显得“非个人的”疾苦时，也不会如何令人惊怵了；连选利益的压迫，胜过了需要与责任的压迫。国家可以有益地运用监督机能，它可以强迫生产者顾及大众利益，但事实证明它若要支配生产，必得把权力转移。
那么怎么办呢？恢复一个与19世纪相仿的社会么？鼓励那些在经济恐慌时有神妙的调节力的小农庄、小企业，使它们复兴么？许多国家都试着这么做。美、德、意各国的政府，都希望能创造那些非“企业的”而只是生产粮食的农庄。即在法国，因为工业到处都和农业有密切的关联，工人们家里都有一方菜园，故失业的痛苦亦没有别国剧烈。在英国，某阁员正在设法振兴农业。在俄国，由莫斯科指挥一切的计划，试行了很久，现在却亦努力放弃官僚政治而提倡土著生活了。在美国，小企业及中等企业之比着大实业更易复兴，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应当回复那有生机的生活方式，应当把这一点劝告青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使青年们抱着“大量生产”“巨额主义”的理想也太久了。我们可以假想，未来的一代，将寻求一种幽闲的耕种生活，只是简单的工作便可支持的生活。
但此只是本问题许多元素之一。若干技术，因性质关系，唯有在大工厂中方能实现。交通事业与重工业的集中，公务员联合会的势力，都是事实。人们尽可不赞同，尽可表示扼腕，但不能否认它。自由主义本身固不失为良好的主义，在理论上几亦无懈可击。但它有一点大毛病，即是已经死灭了。我们是否应当去请教职业组织及劳资联合会，以便驾驭这些巨大的机器？此种会社之目的，在于团体的自卫，在于和另一个团体斗争，以前，它们难得顾虑处在明哲的观点上必须顾到的国家利益。它们组成激烈的、富于感情的团体，领袖们也只筹划如何获得会员的赞同，全不知国家有何需要，他们的敌人有何理由。
然而这些职业会社中尽有内行的人才。假令不请他们参与政权而只去咨询他们，是不是有益的呢？人家已经用种种不同的方式试过，结果老是很平庸，或竟毫无。咨询委员会是最枉费的组织。委员们知道自己是毫无势力的，故对于无目标的工作感到厌倦。“愿而不为的人酿成腐败。”开会时难得出席，决议亦没有下文。一个委员会所能产生的是报告书而非行为。
但一种工业不能在国家监督之下自己定出一种法规，定出若干制度么？这似乎并非不可能。唯我们对于此等方法究能有何种期望，则尚须等待美国与意大利试验的结果如何，方可知道。如果结果有利，则我们可在同样的制度中，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协定，获得统治生产的方法，且在新形式下，有方法重新组织一个具有健全反应的活的社会，重新确立一种职业的荣誉。
有人常把人类比作一个失眠的人，因为右侧睡不熟，故翻向左侧，几分钟后，重复转向右侧。这境象可形容毕肖。人们对于使其受苦的弊病加以反抗，他们试用一种全然相反的方法，应用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以致又促成了新的弊害。于是，百年前称为解放的，现在称为苛暴，往昔的弊病重新成为热烈愿望的一种改革。
中世纪时曾有过统治经济、订定物价与工资的权，不是操诸竞争者，而是先在同业联合及同业会手中，终于落在国家掌握内。有利率的贷款与“收益”这种思想，是被教会排斥的。教会承认人类有以劳作来增加自己财富的权利，但不承认他称为高利贷的放款，不问放款之数目多寡。为避免生产过剩起见，选择职业权的限制之严，远过于罗斯福总统的复兴法规。
随后，时代变了，18世纪末叶，人类开始反抗上述的思想。经济学家宣称，自然律的变化，较诸同业的监督更能保障物价的正当变动。各人依着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私人利益的总和终究与公共利益相符。此种主义在当时的大地主目光中是革命的。自由，无异是“急进”。酝酿国律大革命的“头脑组合”
（Trustdescerveaux）即是自由经济学者组成的。同业会被当时的急进派斥为“流弊无穷”，抨击不遗余力。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循环的周圈造成了。在今日，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者是保守者。正统派的大家，把中世纪的统治经济认为是“急进的”、危险的。而年轻的人对于高利贷，又抱着如12世纪时教会所倡的那么严厉而明哲的主张。他们把产业区别为具体的（如农庄、小商店、主人自营的小企业等）与抽象的（如股东、董事等的产业）两种：前者是他们认可的，后者是排斥的。有的有意识地，有的无意识地，他们都祝祷人类回到在300年前已非新颖的思想与制度上去。
我们再来观察英国。这个国家曾经是自由贸易与放任制度的禁城，这些主义也为它挣了全部财富，但数年来已听到有完全相反的理论：这岂非可怪么？英国今日亦在怨叹自由的放任制度，而需要“他的计划”了。它便创立了无数的计划，有“牛乳计划”，有“猪类计划”，有“啤酒原料计划”。不列颠政府向棉业界钢业界的人说：“我们极愿保护你们，但有一个条件，即你们得妥协，订货得由大家来分配，得确定你们的工资，并且一律遵守，国外市场应当用合理方法共同研究。”这不是中世纪的同业组合经济是什么呢？放任了多少年之后，岂非重又回到从前英国羊毛以集团方式输入弗朗特的局势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