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公司的发达，成为近代经济生活中第二阶段的特点，但亦和第一阶段的若干重要元素同时并存。股份公司使没有资产的人亦能集合资本去购买近代技术所需的价值日昂的机器。它使下层民众亦能参加大企业。但它所优惠的只是无数庞大的事业，到处都是股东而没有负责的领袖。
不久，因股票的发行、购买、转让而产生的利益，竟超过了工厂、矿产与一切实在的事业。商业变成抽象的买卖，和人类困苦艰难的作为更无丝毫关联。实业家、商人、农夫，在一生所能积聚的财产，一向是被他们的工作与监督的力量限制着的。至此，商业组合，股票转让，笔尖一挥所能挣得的钱财变成没有限制的了。应当看一看数字。在美国，200家公司共同支配着600亿美金，合9000万法郎，等于全国财富总额的34%，而这200家公司的行政人员和参与种种会议的人还不满1000。据最近调查，证明这些人中至少有一部分丝毫不顾他们所管理着的企业的利益。他们以自己的证券做投机事业，操纵着贷借对照表以减少股东的利益，造出虚伪的亏损以逃避法律规定的税则。在他们前面，一个中等人士如果想做一些小小的投资时，便毫无力量，毫无凭借。慕索里尼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企业，从百万转到亿兆的时候，已变成妖魔般的东西了。企业规模之巨大，超过了人的能力：以前是精神控制着物质，此刻是物质控制着精神了。原是正常的生理状态现在变为病理状态了。”
特别是大战以来，尤其在美国德国，经济世界显得如一个神话似的，云端里的世界，全给几个妖魔统治着。自然的反应因企业集中而消灭了。获利的欲念胜过了职业上的荣誉观念。有些地方，国家试着保护生产；有些地方，试着限制生产。投机家因愚昧之故，竭力把经济危机延宕着不让它爆发，不知这更增强了爆发时的猛烈之势。本能，在从前是颇有力量的，此刻亦失掉功用。假如你把一群海狸迁居到图书馆里去，它们只能把书籍来筑堤，这种堤是毫无用处的。同样，俭约的人拼命积聚钱财，而纸钞却在他手中渐渐解体，化为乌有。社会尽管牵伸着做出若干动作，表示它还有“垂死之生”，但在受害最烈的地方，麻痹的症候已蔓延到巨灵的全部关节中去。
若果大企业的主持者能够谨慎行事，能够保持规律，则自然反应的缺乏亦不致如是牵动大局。人们可以假定一种由自然的经济领袖统治的经济。领袖中明智之辈即曾探求过此种经济的法则。但其余大多数人，赋有封建思想，宁愿战斗，不爱安全。即以美国而论，垣街的主人公听让大众投入1930年的金价高潮中去，既不制止，亦不警告。他们却在谣言之上加上谣言。他们漫无限制地贷款给外国，毫不研究归还的可能性。他们使购买国结合起来，使自己的放款无法收回，把买主变成了竞争者。他们甚至不曾清查克莱葛（Kreuger）的账目。罗斯福总统的一个顾问，曾谓美国最迫切的需要之一，乃是创立一所银行家学校。
当那些妖魔自认无法阻止他们的魔宫崩圯时，他们、他们的职工和主顾，自然而然齐向国家求援。是国家应当运用权力保护他们，使人家定他们的货，设立机关安插他们，操纵货币以结束经济恐慌，以公家的组织代替私人制度。第三阶段，乞援于国家的阶段，因大众的需求和资本家的卸职而临到了。
在此种历程之初，在孟德斯鸠甚至巴尔扎克的时代，大家所处的社会还是有机体的有生命的。无数的细胞、农村、小铺子、小工厂，互易有无，互相生养，构成了这个社会层次分明的经纬。某几个集团担任了较为错杂的事业，如保险、教育、慈善等。这一切又构成了国家，国家无异一个有生命的躯体的头脑。但头脑不能统治细胞在肉体内发生的内部化学作用，故国家亦不懂事业的内部化学作用。在社会诸元素间，在此社会与异国的人民间，国家只是联络一切的媒介。
在此历程之末，大部分的社会细胞解体了，窒息了，向头脑与神经系统要求代行职务。在法国，病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农业社会，手工艺社会，商业社会，依旧生存着。然而试把国家在1934年所负的责任与1834年的作一比较，便知在我国亦如他处一样，政府这机器变得十二分繁复了，凡是从前遇到艰难时代由独立组织承当的工作，现在都压在政府肩上。它能不能胜任呢？
伦理与政治
伦理与政治之间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呢？真的像人们有时说的那样，它们毫不相干吗？或者相反，“同一种”伦理既适合政治行动，也适合别的行动？人们有时认为，在这两种说法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这个对，或者那个对。但是，世上真能有一种对于爱情关系和商业关系、家庭关系和公职关系内容完全相同的伦理吗？能对妻子、卖菜婆、儿子、竞争对手、朋友和被告都一视同仁吗？政治是用暴力支持的权力这种特殊手段来工作的，难道这一事实对于向政治提出的伦理要求没有特殊意义吗？难道我们看不见，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巴达克团的思想家正是因为使用了政治的这种手段，才取得了和任何军事独裁者同样的结果吗？工人士兵委员会的统治同旧政体的任何一个掌权者的统治的区别，除了权力所有者的人事安排和外行统治外，还有什么呢？主观上想象的新伦理本身的多数代表们又靠什么同被他们批评的对手们甚至任何别的民众领袖论战呢？有人会说，靠高尚的意图！妙极了！但这里说的是手段，而他们所攻击的对手们主观上也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的最终意图是高尚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斗争在哪里都是斗争。那么，登山宝训的道德呢？登山宝训被认为是福音的绝对伦理，讨论登山宝训是一件比今天喜欢引用这些戒律的人所想象的更为严肃的事。和登山宝训是不能开玩笑的。说科学中的因果性不是出租马车，可以招之即来，随意上下，这也适用于登山宝训。如果它不应当是陈词滥调的话，那么，它的真义在于：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例如那位富家少年：“他忧伤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家产。”福音的诫命是无条件的，非常清楚：把你有的全都无条件地舍出。政治家要说：只要不是针对所有人的，那它就是毫无社会意义的过分要求。那么，税、捐、没收等便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强制和秩序。而伦理诫命则根本不管这些，这就是它的本质。“连左脸也送过去！”无条件地转过去，不用问为什么别人有权打这一掌。这是一种丧失尊严的伦理——对圣人除外。这就是说，必须在各方面都是圣人，至少有这种愿望，必须活得像耶稣、使徒、圣方济各那样，唯有如此，这种伦理才有意义，才是尊严的表现。否则不行。因为，如果出世的仁爱伦理的结论是“勿用暴力抵抗恶行”，那么，对于政治家来说，这句话应该反过来才有用：你应当用暴力抵抗恶行——否则，你要对它的得势负责。谁要按照福音的伦理行事，他就退出罢工——因为一切罢工都是强迫——参加黄色工会。不过，他尤其不谈“革命”。因为那种伦理绝不会教导人们：内战才是唯一正当的战争。遵循福音行事的和平主义者会拒绝拿起武器，或者把它扔掉。在德国，有人就曾建议把这种做法作为结束战争而且就此结束一切战争的伦理义务。政治家会说：要让战争在不长的时间内名誉扫地，唯一可靠的手段是缔结现状和约。这样一来，人民就会问：为什么要打仗？战争早该见鬼去，今天却做不到，因为对于胜者——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战争有利可图。要对此负责的是那种不让我们进行任何抵抗的态度。现在——衰竭期即将过去——名誉扫地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这是绝对伦理的后果。
最后：说实话的义务。对于绝对真理来说必须说实话，这是无条件的。于是得出了结论：把一切文件，特别是不利于本国的文件，公之于世，在单方面公布的基础上认罪，单方面地无条件地、不计后果地认罪。政治家则认为：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会彰扬真相，反而由于滥用文件挑起激情使真相更加隐晦；只有通过裁判作出的全面的有计划的查证，才能带来结果，任何别的做法都会对照此办理的民族造成几十年内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是绝对伦理恰恰不问“后果”。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我们必须明白，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这不是说，信念伦理就是不负责任，责任伦理就是没有信念。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究竟是按信念伦理准则行事——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基督徒做对了，成绩归功于上帝”——还是按责任伦理原则行事：就是说，当事人对其行动的（近期）后果负责，两者有着天壤之别。您也可以对一个笃信信念伦理的工团主义者提出一套令人心服口服的意见：他的行为的后果会增加反革命的机会：加强对他本阶级的镇压、阻碍这个阶级上升——这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如果源于纯洁的信念的行动造成了恶果，那么在他看来，责任不在行动者，而在这个世界，在于别人愚昧——或者在于创造了这帮愚人的上帝的意志。责任伦理家则相反，考虑到人们的一般缺陷，正如费希特所说，他根本无权假定人们的善良和完美；他不认为可以把自己行动的后果——只要是可以预见的——转到他人身上。他会说：这些后果归于我的行动。信念伦理家感到应该负的责任是：让纯洁信念之火，例如抗议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之火，燃烧不熄。从可能产生的后果来评价，他的行动全无理性，只能有也只会有楷模价值。这种行动的目的乃是不断地重新点燃心中之火。
——马克斯·韦伯《伦理与政治》
革命之后的平淡
任何人不管为了何种目的同意采用这种手段——每个政治家都行此道——都必须听任它的特殊后果的摆布。那些信仰斗士，不论宗教的还是革命的，尤其如此。让我们鼓起勇气以今天为例吧！谁要想用暴力建立起人世的绝对正义，他为此必然需要追随者：人事“机构”。对这个机构，他得许愿：精神的和物质的奖赏，天上的或人间的报偿，否则人家不会干。精神的报偿指：在现代阶级斗争条件下报仇雪恨，主要是嫉妒心和伪道德的优越感得到满足，就是说达到了诽谤中伤敌人的目的。物质的报偿指：冒险、胜利、战利品、权力和俸禄。领袖的成功完全依靠他这个机构的运转。这样一来，他所依靠的是这个机构的动机，而不是他本人的动机。就是说，他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能不断地给他的追随者，也就是他所需要的赤卫队、秘密警察、鼓动家等还愿。他在这种事业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并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追随者行动的动机，而这些动机从伦理角度看大都俗不可耐。只要追随者中起码有一部分人真心实意信仰他的人格和事业，他就能控制全局，事实上世间恐怕永远不会有多数真心实意的追随者。这种信仰，不管主观上如何真诚，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报复欲、权力欲、掠夺欲和俸禄欲在伦理上的“合法化”。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自欺，因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同样不是一部随意上下的出租马车，不会遇到革命骨干就停车。重要的是，激动人心的革命过后是传统主义的平淡岁月，信仰英雄，尤其是信仰本身都消逝了，或者更实用点，变成了政治庸人与技人的传统空话的组成部分。这种发展恰恰在信仰斗争中完成得特别快，因为这种斗争往往是由真正的领袖——革命先知们来领导和启灵的。正如在任何领袖型机构中一样，在这里，空洞化与具体化、为了“纪律”而使思想无产阶级化也是成功的条件之一。信仰斗士的追随者变成了统治者，他们通常非常容易蜕变成十足的俸禄阶层。
谁要想从事政治，特别是从事职业政治，他就必须意识到那些伦理上的悖谬，意识到他对自己在这种悖谬的压力下发生的变化所要负的责任。他在——让我再说一遍——与魔鬼的势力为伍，因为这种势力潜伏在任何暴力中，在出世的博爱和慈悲方面炉火纯青的大家，不论他们来自拿撒勒、阿西西还是印度的王宫，都不曾利用政治手段——暴力——来布道。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世界工作。普拉通·卡拉塔耶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圣人式的人物，一直是他们最合适的造型。谁要探索如何使自己的灵魂解脱、他人的灵魂得救，他不会在政治这条道上探索，因为政治有全然不同的任务，只能用暴力来解决的任务。政治的守护神或者魔鬼，与仁爱之神以及教会塑造出来的基督教的上帝生活在一种精神的紧张关系中，这种紧张关系随时都可能爆炸，变成无法克服的冲突。即使在教会统治时期，人们也知道这个。当时，教会的禁令对于人及其灵魂得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康德式伦理判断的（用费希特的话来说）“冷冰冰的要求”，但是，当这种禁令一而再、再而三地降到佛罗伦萨时，市民们仍然与教皇国搏斗。关于这种情景，马基雅弗利曾在他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佛罗伦萨史》中有一段漂亮的文字，借他的一位英雄之口赞扬了这些把家乡的伟大看做高于自己灵魂得救的市民。
家乡或“祖国”今天并非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有明确的价值。如果诸位用“国际和平”等来代替家乡或祖国，那你就知道今天问题的样子了。因为这一切都要通过政治行动，即以暴力为手段。按责任伦理来行事，才能实现，所以它们必然危及灵魂的得救。但是，如果用信仰斗争中的信念伦理来追求这种目标，那么目标就会受到损失，在后代人心目中丧失信誉，因为没有对后果要负的责任。行动者没有意识到插进手来的魔鬼的力量。这些力量是强横的，为他的行动和灵魂造成后果，如果他看不到这些，便会束手就擒。“魔鬼，它老了。”这句诗的意思说的不是年龄：“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我从来不喜欢在辩论中输给出生证明的日期；但是，一个人20岁，而我50多岁，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实也不会使我认为，这会是一件足以使我诚惶诚恐的成就。重要的不在于年龄。重要的是正视生活现实的义无反顾精神和承受现实并在精神上胜过现实的能力。
——马克斯·韦伯《革命之后岁月平淡》
富兰克林的哲学
资本主义精神，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想给任何这一类的东西下一个定义，那就总会碰到某些困难，这些困难是这类考察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如若“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具有什么可理解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亦即是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