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案件暴露后的一些话，不必多提。实际说来，甘肃贪污大案的查处，并非单纯因为王廷赞捐银四万两一事。那件事不过提醒皇帝，甘肃捐监可能有问题。实际上，原任布政使王亶望的奢靡生活，乾隆一直印象深刻，也常有所思，但没有证据。真正使这件“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启动大范围调查程序的，是大学士阿桂与尚书和珅初入甘肃时的报告。和珅奏折说入境即遇雨，阿桂也报告军队经常遇雨，道路泥泞，难以速进。“雨”字，使乾隆的怀疑之情有了涌泻的突破口，因为甘肃省的报告向来称少雨大旱，需要赈济。《清实录》曰，乾隆看了阿桂他们的报告很感慨，“可见该省亦并非竟少雨泽，人言俱未足信”。传谕阿桂、李侍尧确切访察。阿桂、李侍尧奏报了王亶望等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销赈粟自肥各种情况，甘肃的弥天大案才揭开了暗幕。乾隆表态：“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王亶望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以“丑闻”论，严厉的清王朝竟有这样的黑幕，对乾隆未必有利；可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说，乾隆皇帝此举不仅维护了统治，也使人认识到他的睿智和聪明。这比把丑恶遮盖起来不让人知道，强了不是一点半点。可惜后来这位皇帝处理贪污案时态度不再这样坚决。
此案留给后人的疑问也不少。比如，严密的监督制度为什么对此案没有任何监督？所谓监督，对高官能起作用吗？这不仅涉及监督的地位，也与如何设置监督一职有关。
在清代，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是地方最高长官，兼掌地方监督，拥有弹劾、考察、荐举、罢免官吏的权力。地方监察官员则为其属吏，命运与督抚息息相关，自然心存顾虑，不敢弹劾。这就使监督陷于尴尬的境地：位高权重的督抚，本身是应该受到监督，但他们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难以受到监察机关的有效监察，使监督变得徒有虚名。譬如，雍正皇帝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深得圣上宠信，御史谢济世弹劾田文镜不法，世宗看了奏折很不高兴，“掷还其疏”。乾隆初年，江苏按察使陈宏谋弹劾巡抚金“欺公累民，开捐报垦不下二十余万亩，实未垦成一亩”。结果朝廷不但未处罚金，反而将陈宏谋降级调用。
监督不了，实质原因在于专制体制，之后才是监督制度设置的缺漏。如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为御史钱沣参劾，国泰骂钱沣曰：“汝何物，敢劾我耶？”国泰的嚣张，初看来自于“朝里有人”，其实得自于他的用人权力。专制社会使用谁，提拔谁，都是统治者一个人说了算，毫不公开，好不透明，宋朝以后尤其如此。这样环境，监督也只能成为具文，难以真正实行。一些案件，只有贪污集团内讧才会偶然由内部人揭发出来，不然就像乾隆发现甘肃大案一样，无意之中捉得大鱼。
示范
颜伯焘做过好几个省的封疆大吏，在晚清算是一个人才。《清史稿》云：“颜伯焘，字鲁舆，广东连平人，巡抚希深孙，总督检子。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接着又云：“道光二年，出为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历陕西按察使，甘肃、直隶布政使。大军征回疆，以转运劳，赐花翎。署陕西巡抚。十七年，授云南巡抚，改建滇池石彷，农田赖之。兼署云贵总督。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九月，颜伯焘继邓廷桢为闽浙总督。后，厦门抗英保卫战失败，鼓浪屿、厦门相继失陷。道光皇帝责备颜伯焘“不能预防仓促失事”，下诏降为三品顶戴留用，革职回广东连平县老家闲居。
《清史稿》对颜伯焘评价不低，称他“怀抱忠愤，而无克敌致果之具”。的确，个人能力的发挥，受环境因素限制很大，许多设想难以实现。邓廷桢为闽浙总督时，整顿海防，加强防御。颜伯焘接任后，亦积极备战抗敌。颜伯焘向朝廷请求饷银200万两，拟造战船50艘，招募新兵、水勇，想和英军“出洋驰逐”。不久清廷下令撤防，所募水勇只能全部遣散，建造中的船炮也就辍停了。壮志未酬，与高层决策颇有关系。
因为颜伯焘曾使厦门失守，因此一些人视之为“投降派”、“临阵脱逃”。残酷的战争，一方面成就了一些人，一方面使某些人毁于坚船利炮，无论身体还是精神。现在多有人认为，颜伯焘与投降无缘。正史虽多粉饰，大是大非当留下蛛丝马迹，而《清史稿》是很推崇颜氏的。
但除去“投降”，颜氏还有一个“贪鄙”的恶名，这件事，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记述此事比较详细。对颜氏来讲，摘去“投降派”的帽子相对容易，拔除贪鄙的恶名却很艰难。不容易在于，《清史稿》这类正史可信，难道作为自叙年谱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就不公正？就是以个人情感统率理性的文字？正史除有粉饰太平之病，而且常因宏大叙事，剪除一些有血肉的资料，也因某些忌讳，故意放大或缩小一些材料的价值。颜伯焘其人其事，《清史稿》与《道咸宦海见闻录》是可以参看的。
据说，道光四年，颜伯焘任陕西延绥道台时，倡议刻制碑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文字好则好矣，但这不足以证明其清廉。一位官员廉贪与否，不仅要看其拥有财产的多寡，还要看其财产收入是否取之有道，就是不能以言辞为评判的标准。说教、自我表白，与形象工程大有干系，独与求实无关。历史上那些贪官，哪一个不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道光二十二年三月，颜伯焘闽浙总督的官职被撤，返乡时途经漳州城：“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这段记述颇详细，非亲历亲见，坐在书斋里是想不出来的。被革职回原籍的颜伯焘，竟然如此劳师动众，金银细软竟然多得这样骇人听闻，真是丢官不误发财，即使丢了官，仍然可以过一生滋润的生活。
《道咸宦海见闻录》曰：“吏治之坏，至闽极矣！”这话也许有点夸张，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张集馨信了。
有的研究者称，颜伯焘是个直言快语的人，难免伤害别人的自尊心。言外之意，张集馨很可能对颜伯焘有看法。谁说的对，张集馨早已作古，对证是求不来了。不过，张集馨并没有说颜伯焘是个贪官，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然而，晚清社会的“吏治之坏”，正好可以从张集馨的宽容心态看出来。颜伯焘回原籍时行李辎重之多、场面之铺张、家眷之众多、排场之讲究，令张集馨这样的官员震惊，不消说，更令普通人瞠目结舌。地方政府为接待颜伯焘过境，耗资一万余金。但张集馨并未用“贪”字形容颜伯焘，《清史稿》对颜伯焘评价还颇高。可见晚清对贪腐宽容到何种程度，权倾一方的统治者贪腐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程度为“贪”，操守至何种地步为“廉”，真让人一头雾水。
有道是有样学样。封疆大吏的做法必然起着教导作用，下级必然模仿。一级传一级，大清国不灭亡才怪。四川犍为县知县朱在东被撤职后，查出亏空九万余两。朱在东因手里把握贿赂历任将军、院、司、道、府的印簿证据，扬言要上京告状。这么一来，案情“牵涉大员”，总督琦善也无从下手，最终还是草草了之。
晚清国库空虚，国家无力支持官僚体系，官员的收入主要来自约定俗成的“陋规”。同时大行捐班，谁拿的钱多，谁得到的官位就大。这种环境下为政，官吏怎么可能廉洁？当然，最根本的，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统治。这种治国方式，皇帝是主子，臣民是奴才，而且是奴性十足的奴才，官吏需要的只是“忠于”皇帝，只要让皇帝高兴就可以了，老百姓顶个屁，国家兴亡更与他无关。于是不捞白不捞，“贪腐”者捞取的可能比颜伯焘多得多。于是，没人认为颜伯焘是“贪官”甚至赞其“清廉”。可以想见，颜伯焘之后的大臣会贪而不止，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抵得过一打倡廉的诏令。只要不被抓，就仍是好官。
《清史稿》曰：咸丰三年（1853年），咸丰皇帝感念颜氏于国有功，准备重新起用，可惜颜氏不久病逝。“子锺骥，宣统初，官至浙江布政使。”
人祸乎？天灾乎？
人生天地间，经受某些天灾，虽然可怖、可怜复又可叹，但毕竟也不是难以理解。人定胜天云云，只能在一些小领域实现，直到今天，人类对大自然也并不十分了解。倘若以小成绩为满足，进而以为自己高大得无以复加，实际是妄自尊大，是变态。
复杂的大自然，常使我们这片土地发生可怕的天灾。据记载，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大水灾就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同样可怕的是，天灾往往与人祸相连，天灾肆虐程度因人祸而加重。1160—1189年的宋代，水灾有19起、旱灾19起、其他灾害23起。人祸方面则有4起内乱、83起外患、其他8起；1360—1369年的元代，有水灾6起、旱灾11起、其他方面13起。人祸有内乱2起、外患24起、其他5起。1618—1657年的明代，水灾有24起、旱灾21起、其他方面26起。人祸则有内乱31起，外患33起、其他4起。（《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天灾多见于水、旱两灾，人祸则以战争、民变为重，契机则往往是失误的政策。可见天灾与人祸同时啮咬着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民众。
《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平原，就是平原郡，在今山东省。茂陵，在长安西北。灾难突起，汉武帝不是毫无作为，最少那个赏赐迁往茂陵居住的每户“20万钱，田2顷”的行为，对解饥民于倒悬还是有一点作用的。然而，不可能所有的灾民都迁往茂陵，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史书很少记载。茂陵是他的陵寝，他究竟有多大成分是为灾民考虑呢？恐怕只有上苍知道。元鼎三年（前115年），汉武帝建成了两座瑰丽的宫殿——甘泉通天台和长安飞廉馆。到了6月，甘泉宫中生出一颗九茎连叶的芝草，汉武帝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认为这是上帝赐给自己的祥瑞，赶紧颁诏大赦天下，还十分得意地写了一首《芝房之歌》。然而，三个月之后，泛滥的黄河水，袭击了天子脚下的三辅（相当于今日陕西省中部地区），百姓十之二三被淹。第二年，黄河又在山东泛滥，关东十余个郡国暴发大饥荒，人相食。此类惨祸，直到西汉末期，还在发生。
秦皇汉武，常被人赞颂，夸耀那个时候如何强大，如何繁荣。其实，能不能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能不能使百姓免于恐惧，才是硬指标。汉献帝兴平四年（194年），三辅地区自4月起便滴雨未下，干渴的黄土地裂开无数道缝隙。到了7月，一斛谷的价格高至50万钱，豆麦一斛价至20万钱。白骨堆积，人相啖食。军阀并未因天灾而停止厮杀。以残忍和无能名扬天下的军阀李傕攻城陷邑，劫杀无辜灾民。人民数十万户遭此浩劫，两年之中人相食殆尽。一些饥民结成团伙，专门劫掠老弱病残者，伤其命，食其肉，饮其血，被称之为“啖人贼”。魏晋南北朝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战乱、大分裂的非常时期，自然灾难的发生也十分频繁，人相食的惨况经常出现。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年），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发生蝗灾，横冲直撞的蝗虫吃光了庄稼，吃光了草木，最后连牛马皮毛都吃。蝗灾之后大饥饿连同大瘟疫一起爆发，病死、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尸体遍野，腐臭冲天，人多相食。这里，天灾与人祸纠缠在一起，居心叵测的人借天灾以售人祸，比如有的士兵杀了许多人，人祸反过来又加重了天灾。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皇帝中受到颂扬最多的一个，“贞观之治”犹如招牌，与这位皇帝一起同受到膜拜。然而，就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吴、楚、巴、蜀二十六个州大旱，直到第二年五月一直没有下雨，旱情严重，赤地千里。后来终于导致大饥荒。饥饿的人们又一次被逼得兽性发作，人皆相食。政府如何救灾，语焉不详。还有以繁荣闻名的宋朝，在嘉定二年（1209年）春天发生的那场大饥荒中，无数百姓饥饿而死。那场饥荒，使两淮、荆襄和建康等地的米价达到令人惊异的高度，一斗米价高至数千钱，建康城里饿死者日达八九十人。潮水一般的灾民在哀哀号叫中涌向四面八方，寻找一切可以填满肚子的东西。路边的野草被吃尽了，山野间的蓬蒿被吃光了，树皮树叶更是被吃得一干二净。于是眼睛发红的灾民，不顾一切地扑向那些简陋的新坟，扒开黄土，掀翻棺木，争抢还未烂尽的骨殖。而与此同时，则是活人与活人相互扼杀，胜利的一方狂暴地吞噬着对方的骨与皮。
一方面是繁荣富庶，鲜花似锦，饫甘餍肥，亭台楼榭；一方面是饥民遍地，草木凋零，人互相食，累累白骨。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宋代的庄绰有笔记《鸡肋编》，其中云：“自靖康丙午岁（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庾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盛世”也好，繁荣也罢，其国平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须得到保障，并且应该胜于同时期的他国。此情此景，无论如何，人们也不会把它与安康、富庶联系起来。然而我们不得不相信的是，一连串的数字提示人们，“贞观之治”是安定的，宋代是繁荣的。倘若不是数字造假，就是那个社会发展太不平衡了。封建时代，所谓繁荣，对一般平民百姓而言到底有多繁荣，我们后人只能猜测了。当然，庄绰所指是战争所笼罩的岁月，是十个手指中一个，况且政府也有专门的救助机构。但这正好证明，所谓繁荣，仅仅局限于社会某一方面是蹩脚的，是难以经受风雨的，会为人祸的横行创造机会——人祸往往喜欢与天灾结伴而行。
从明季到清初，中国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依然层出不穷，黑暗和罪恶如破土的幼芽，滋生蔓延。明代后期，政治空前腐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张献忠、李自成之类便揭竿而起。关外满族势力迅速壮大，很快挥戈入关。从明朝万历到清朝顺治、康熙间的八九十年中天灾人祸猖獗，遍及全国。清初顺治四年（1647年）春，福州一带淫雨连绵，平地水深丈余，民房倒塌，田园绝粒，无数百姓被洪水卷走。福州城里的百姓饥肠辘辘，可吃的都吃光了。饥民倒毙于地者，被其他饥民一拥而上，切割着，撕扯着，片时肉尽，只剩一具破烂的骨殖任人践踏。更有父自食其子，妻割其夫者。清朝巡按将逃进城内的农民俱诬陷为贼，施以酷刑。不等“盗贼”咽下最后一口气，饥民已经操刀执刃，尽割其肉。类似的惨状在有清一代比比皆是，即使在“乾嘉盛世”也并不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