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费点事来讨论中国社会问题，认真来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则自然得到乡村建设的方向。得到这个方向。跟着再过细去想，则不难发现中国民族精神。这个道理，就是由浅入深，从用显体（体是本身，用是方法）。从找办法自然可以发见其本体--民族精神：一超直入地去找寻本体，怕不容易发见其价值。
我常常自己喜欢我自己笨，庆幸我自己笨。如果当初我太聪明了，也许我有先见之明，可以很早的看见屡次政治改革的不对；那末这个我就与社会变迁的历程相远了。中国社会经过若干变化才到这一步，我如一下子就看到，则我与社会相离者远；离得远就没有办法。社会无先见，是一个笨的；我也笨，所以我与社会很近。凡社会变迁的经过，我都有其经过；我经过几次变迁之后，稍微能比社会早一步，看得出我们的前途，所以转回头来对大家说话，就是因为我统统尝到了。把我尝到的对大家说，大家才会懂；否则你尽管有先见之明，你说的大家不懂，岂不是无用！唯因我笨，所以能启发大家。比如现在中国事实的推演，使大家注意到乡村建设，我们从乡村建设指明民族精神则可，因为大家已寻求到这里了；如果丢开乡村建设一超直入地讲民族精神，则一定没人理会。上边的话都是说早了不行。底下再说不早又不行。老不早岂不是至死不悟！当然要早点才好。因为想法子早，所以为大家讲精神陶炼。不然的话，就要等到大家碰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再讲精神陶炼；那样又未免太晚，我们还是曲突徙薪的好。这两面意思都要明白：前边是说早了不行，早了不切实；后边又说我们不能不早明白一点。在我是想叫大家早觉悟，所以早向大家说；可是大家要笨一点，在大家不明白的时候就作为不明白，不要很快的就承认中国民族精神。很快的承认，就等于不承认；唯能不求早明白，而后可以得到真明白。
我们讲精神陶炼，包括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这三部分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也都要讲到；在那时候去讲，大概会更切实一点。我现在要求大家虚心听各位班主任讲精神陶炼，就是要帮助大家早一点明白，早一点认识中国民族精神，早一点锻炼自己的精神，好为中国社会服务。我想我是可以向大家作这个要求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早明白的人而现在要让大家早明白，这个可以。随便早明白的人就不配作这个要求。笨的过程没有经过，就拿中国古人的精神对大家讲，即令大家接受，那是传统的。先生没经过这个转变，就随便的传给学生；这个很近于传统的往下传，这个顶不中用。所以我不愿意落到传统的往下传，而要求大家多费点事，再由我来帮助启发，庶可不至于耽误大家。
所谓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乃至历史文化的分析，三者皆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指出中国文化的特别处（长处短处），从而领会其民族精神，这是历史文化分析的意义。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是正面的讲明民族精神。人生实际问题的解决，是指点如何应用民族精神。中国民族精神，照我的认识，就在"人类的理性"。我常说：除非中国人几千年都白活了，除非中国人没有贡献，否则就是他首先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我的意思：中国民族精神彻头彻尾都是理性的发挥。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了人类，而现代学术界对于人类仍无认识！间或有认识的，亦未能在现代学术界占一地位，加以发挥。现代学术界中的心理学家，对人类都无认识。心理学是什么学问呢？就是讲人的学问，不是单讲感觉、意识、本能、情绪的。虽然心理学是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可是现代心理学界对人类无有认识。世界的心理学，我知其大概，对人类心理都无认识。我觉得有两个人尚有认识，但他没有从科学的心理学上表达出来，在心理学上占一地位。据我所知道的，罗素对人类有点认识。他虽然也讲心理学，可是他在心理学界没有地位。泰戈尔对人类有认识，可是他又不能说，因为他是文学家，不能用科学表达其意见。本来心理学界应当先认识人类，惜乎心理学界至今尚无认识。中国古人对人类已有认识，惜乎尚无人去用科学方法为之表达。此即讲精神陶炼之大困难！人类心理在今犹属疑问，人类活动的法则是如何，心理学家都没有找清楚；而我们的根据又在人类心理--理性--所以比较难讲。虽然如此，可是我在人类心理学上用过工夫，可以给大家讲。讲乡村建设理论时有一部分是讲人类心理；因为我是从人类心理来讲明人类社会的。可惜没有时间。如果让我单讲人类心理，大概讲一年半年也不算多。我告诉大家：我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过，即不能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诉大家，也总要指给大家一条路，让大家承认中国古人对人类有认识；这是在我的研究上可以保证的。关于中国古人所发见的人类理性，我能指给大家看，并不是拿一个纷纭无定的哲学议论来领导大家。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不是这样：
前几个月，我看见一篇叫做《性教育的先决问题》的文章（载4月30日《大公报》副刊"明日之教育"栏）。作者是敦礼先生。先生是国内知名的体育家。他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清楚，很透亮，很明白，简直无疵可指。其大意是说："性教育，今已至困难时代。你不能把性教育视为性卫生；单从生理卫生上来讲性教育，是不够的。从前还有许多事实可以从卫生方面去讲明性教育；现在医学方法较前进步了，它无所怕，所以你讲性教育已不能从生理卫生的观点说话，必须找到性教育的社会根据。有社会的标准与理想，方可指点青年，让他谨慎。所以讲性教育的时候，没有理想的标准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即无从讲起；故必于自然科学之外找社会科学的根据。"
其所谓先决条件者指此。可是说到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的标准，简直没有人敢说。本来不同的社会之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就没有一致过，从来没有标准。越是观察民族社会，越会虚心，越没法讲性教育。"先生的意思是要求先解决社会标准、社会理想（即确定婚姻制度与家庭制度），再来谈性教育。我想告诉他：
你的话都对，别的谈性教育的人也许尚未见到；可是你错了！你错在想从社会科学来解决社会标准、社会理想，从社会科学来确定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这个问题诚然是社会科学中之一部，然非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与心理学中找出根据，便无从确定。他曾露出一句话："家庭婚姻制度，自一面说是反乎自然的办法，而另一面亦即人之异于禽兽而有今日的文化的原因。"
先生的这种话，是现代一般心理学家的见解。他们看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是文化的、人为的、后天的、反自然的。社会上所有的道德标准、制度礼俗，都是反乎自然而强为的。因为人类想要社会有秩序，所以他自己想法子抑制其自然的冲动来牵就社会；及至抑制成习惯，就形成了礼俗制度、道德标准。普通的见解都是如此。先生有这么一个见解，对社会制度是这么一个看法，故不想从心理学找根据，从自然科学求解决；而要在社会科学中去寻求。我想告诉他一句话：你要在这里找是找不着的，你还须从自然科学上、生物学上找；社会在"人"，除"人"之外无社会，你不从生物学、心理学上发见人类心理的真相，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够确立社会理想与社会标难。我常常说：我们想认识人类，还得从人类在生物界的地位上去认识，不能抛开生物学的见地来认识人类。虽然人类在生物中是超群出众的，然而究竟还是生物，所以非从生物界中认识了人类，便无从确立社会制度。此问题之核心，在人类心理；而人类心理的表现则在中国民族精神，所以民族精神是我们讲精神陶炼的核心。
没有勇气不行
没有智慧不行，没有勇气也不行。我不敢说有智慧的人一定有勇气；但短于智慧的人，大约也没有勇气，或者其勇气亦是不足取的。怎样是有勇气？不为外面威力所慑，视任何强大势力若无物，担荷若何艰巨工作而无所怯。譬如：军阀问题，有的人激于义愤要打倒他；但同时更有许多人看成是无可奈何的局面，只有牵就他，只有随顺而利用他，自觉我们无拳无勇的人，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此即没勇气。没勇气的人，容易看重既成的局面，往往把既成的局面看成是一不可改的。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孙中山先生，他真是一个有大勇的人。他以一个匹夫，竟然想推翻二百多年大清帝国的统治。没有疯狂似的野心巨胆，是不能作此想的。然而没有智慧，则此想亦不能发生。他何以不为强大无比的清朝所慑服呢？他并非不知其强大；但同时他知此原非定局，而是可以变的。他何以不自看渺小？他晓得是可以增长起来的。这便是他的智慧。有此观察理解，则其勇气更大。而正唯其有勇气，心思乃益活泼敏妙。智也，勇也，都不外其生命之伟大高强处，原是一回事而非二。反之，一般人气慑，则思呆也。所以说没有勇气不行。无论什么事，你总要看他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无论若何艰难巨大的工程，你总要"气吞事"，而不要被事慑着你。
真理与错误
对旁人人格总不怀疑，对自己知识见解总觉得不够，人类彼此才可以打通一切。这态度是根本的。顶要紧的是彻始彻终不怀疑人家心术，彻底的觉得自己的知识见解不够。彻始彻终追求下去，才能了解各派；了解各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超越各派到什么程度，最后的真理获得是可能的。只怕你自满，只怕你不去追求。
真理同错误，似乎极远，却又极近。任何错误都有对，任何不对都含有真理；他是错，已经与对有关系，他只是错过了对。怎样的错，总还有一点对；没有一丝一毫的对，根本没有这回事。任何错误意见都含有对；较大的真理是错误很少，最后的真理是错误的综合。错就是偏，种种的偏都集合起来，容纳起来，就是真理。容纳各种派，也就超越了各种偏，他才得有各种偏。最后的真理就是存在这里。
我说每种学说都有他的偏处，并不是说没有最后的结论。凡学问家都是搜集各种偏，而人类心理都是要求统一。不断地要求统一。最后必可做到统一。最有学问的人，就是最能了解错误来源的人；有最高见解的人，是能包括种种见解的人。人类心理有各种的情，常常表现在各种的偏上，好恶可以大相反。可是聪明一点的人，生命力强感情丰富的人，他能了解各种偏的来源，而能把种种的偏都包含进去，所以他就能超。圣人能把各种心理都容进来，他都有，所以他是最能了解一切的人而通天下之情。所以说真理是通天下之见，是一切对或一切错误的总汇。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孟子所谓同然有所指，姑为借用。）圣人对人都有同然；性情很好的人，圣人与他有同然；即性情极怪的人，圣人也与他有同然。圣人完全了解他，所以同然。圣人与天下人无所不同然。最有高明见识的人，才是最能得真理的人；他对于各种意见都同意，各种错误都能了解。
成功与失败
没有志气的人，没有成败可说；有志气的人，没有经过二三十年奋斗不懈的阅历，也不会懂得成功与失败是怎么一回事。成功是什么呢？成功是巧，是天，不是我。失败是什么呢？失败是我，是我的错误，我有缺漏。
一事之成，都须要若干方面若干条件的凑合。百分之九十九都凑合了，一分凑不齐，便不成。在这百分中，有若干是须要自己努力的；有若干是自己努力不来，而有待于外的。而细审之，没有哪一点不须要自己精神贯注，亦没有哪一点不有待于外面机会（非自己力所能及）。然而一个人（或一伙人，或一个团体），怎能没有错误呢？没有缺漏呢？聪明而晓事的人，早晓得自己大小错误多得很，缺漏到处皆是。凡自以为我无过者，都是昏庸蠢劣之极。天下固无无过之事也。说"我无过"者，正已是从头错到底，更不消同他论什么过不过。错误了，而居然不从这里出岔子，而混得过去，岂非天乎！一次混过去，二次又混过去；这里没出岔子，那里又没出岔子；岂非天之又天乎！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巧而已，是侥倖而已。古往今来，于事业有成功者，而其人又聪明晓事，吾知其于成功之时必有此叹也。而失败了呢？则不得怨人。一切失败，自然都是各面不凑合，什么事本非自己所能包办的。然而失败之由，总在自己差失处，精神不照处，或是更大的错误，根本错误。像是楚霸王的"天亡我也"，虽在某时亦确有此叹；不过，若因此将自己许多错误缺漏都不算，那还是蠢劣，自己不要强。所以说失败是我，我值其咎。古往今来，一切失败者，而其人又自己真要强，吾知其于努力失败时必如此负责也。
成功的事和失败的事相比较，其当事者内里所有疏漏孰多孰少，亦许差不多；不过一则因其成功而见不出，一则因其失败而不可掩耳。古人云："不可以成败论人"，旨哉言乎！其理盖如此。
对异己者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