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才能及忠心，杨炎和颜真卿无疑都要高出卢杞很多，他们之所以会在这场“斗智”中败下阵来，以至身死名裂，前者是因为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过于蔑视卢杞这种小人，对其没有提防之心；而后者则在于过于“愚”，想保身却不懂保身之道，以为晓之以恩情便能让其不再有谋害之心。孰不知，这正是与虎谋皮，这些奸佞小人为的只是权势，若不能与其同流合污，当然就是他们“前进”的绊脚石，他们又怎么可能对你手下留情呢？
5．因诗惹祸——差点让苏东坡丧命的“乌台诗案”
思想往往先于行动。一个国家出现动乱之前，首先就会在思想上出现动乱的端倪，所以英明的君主都十分关注思潮，对有利于统治的加以褒奖，对不利于统治的加以钳制。但是这一点也容易为奸佞之臣利用，成为他们攻击忠良的有利工具。
苏轼(1037～1101年)是诗、词、文、赋、书、画的全能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无人能与他并肩；而在为人方面用一句话就可以将其概括：“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一生多遭磨难，屡遭贬谪，甚至连他写的诗歌都成为了别人陷害他的工具。
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被调到湖洲就任知州。湖州是个风景秀丽的山水之乡，民风淳朴，物产丰富，但因连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和朝廷的重重剥盘，人们的生活可谓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轼既为湖州的山水名胜吸引，又为城廓萧条、土地荒芜的景象而忧心。正当他准备与湖州的民众一同抗灾救荒时，一场厄运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苏轼作诗讽刺新法而引起的。因为当时新法的提倡及主持者是当朝宰相王安石，而苏轼因为政治观点与其不合，又不想与王起冲突，便主动申请调离京城，求任外官。因为有所顾忌，苏轼也没再直接的批评新法。但他在地方官任上，确实看到新法推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病，因而深感忧虑和担心，但又不好直接点名批评，于是作了些讥讽新法的诗。比如，他在给弟弟苏辙的《戏子由》诗中写到：
“诗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盐齑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旌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小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笙。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意思说，朝廷只讲新法，苏辙不读律便得不到重用；到各地督行新法的提举官冠盖如云，气势煊赫，扰得地方官吏很为难；自己并无功劳，但只要顺从新政，就能坐享荣华；对贫苦疾民的鞭策是自己平生所惭愧的，而现在却习以为常，不觉得羞耻了；自己虽不赞同那些推行新法者的做法，但嘴里只能唯唯诺诺。又如《寄刘孝叔》一诗写到：“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起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资斧。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谍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意思说，朝廷遣使到各地，置三十七将军，开矿、伐木，闹得鸡犬不宁，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保甲法、方田均税法、手实法等，都扰乱了民间的安宁；皇帝的诏书虽然是出于好的意愿，但无能官吏执行时却劳而无功。此外，《和述古冬日牡丹》诗写到：“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讽刺执政大臣只知花样翻新，致使百姓得不到短暂的休息。《山村五绝》中写到：“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嘲弄青苗法毫无便民之处。
由于苏轼在文坛上负有盛名，这些诗作在文人士大夫中流传得很广。
宋神宗熙宁九年十月，由于保守派对新法的强力攻击和变法派内部的利益冲突及矛盾斗争，王安石被迫再度罢相。但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提拔重用的一些“新进勇锐之人”仍在朝中很有势力，掌握着实权。在这些新进之人中，有一些是心术不正的野心家，他们对异己的排挤打击比王安石在位时更加厉害。苏轼到湖州上任后，向朝廷上了一道《湖州谢上表》。在谢表中，苏轼又发了两句牢骚，说神宗“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所以有此项任命。“新进”、“生事”这些话深深刺痛了朝中某些人，于是他们群起攻击、陷害苏轼。这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宣、何正臣等人，摘引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一些话和二十余首诗，接连上书弹劾苏轼，说苏轼妄自尊大，包藏祸心，肆无忌惮地埋怨皇上，诽谤朝政，谩骂新法，毫无人臣之节，他们要求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神宗对苏轼那些诗也有些恼火，因此命令御史台派人将苏轼拘捕入京审问。李定等人遂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
当时朝中的驸马都尉是苏轼的老朋友，在得知信后，立即派人飞马加鞭驰告正在应天府(南京)任职的苏辙，要苏辙火速告知在湖州的苏轼。因此在皇甫遵到达之前，苏轼已知道了这件事情。皇甫遵一到湖州，立刻前往湖州公堂，态度非常傲慢。苏轼问权知州事祖无颇该怎么办。祖无颇回答：“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有出去见他了。”苏轼等人来到公堂上，皇甫遵视若无人，不发一言，而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朝廷究竟会如何处置苏轼，因此气氛十分紧张。僵持了一会儿，苏轼只得先开口：“既然臣下激怒了朝廷，今日想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唯请求允许回后堂与家人诀别。”听了这番话，皇甫遵才说：“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祖无颇乘机试探地问：“太常博士必有文书吧？”皇甫遵厉声问他是什么人，祖无颇回答说是权知州事，皇甫遵这才拿出文书。大家看到只是一般的拘捕文书，才松了一口气。
皇甫遵催促苏轼立即起程，苏轼镇定地与家人告了别，并对哭得死去活来的妻子王氏安慰了一番。王氏让长子苏迈陪苏轼人京，以便沿途照顾苏轼。
苏轼到湖州仅三个月，但已很受当地民众的爱戴，当他被狱卒押解出城上船时，湖州的父老都流着眼泪为他送行。
到京城后，苏轼被关在御史台狱中，时时被御史台提审。起初苏轼为了不连累其他人，还否认与人有诗文来往，但由于他与朝廷内外大臣的来往诗文已被御史台抄获，最后只得承认与人有来往。结果，因为曾与苏轼交往而受牵连的内外大臣竞多达二十余人，其中著名的有王诜、苏辙、李清臣、张方平、司马光、范镇、陈襄、孙觉、李常、刘篓、刘挚等。
苏轼在狱中自料难逃一死，遂将日常服用的青金丹藏下一些，准备一旦定下死罪，就超量服用自尽。在此期问还发生了一场虚惊。苏轼曾和儿子苏迈约了一个暗号，平时送饭菜只送菜肉，若有不测便送鱼。一天苏迈因事外出，临时托一位亲戚去送食，但匆忙之中忘了向亲戚交代此事。这位亲戚恰好做了一条鱼送去。苏轼见了大惊，以为死期到了，便写下了两首诀别诗，托狱卒设法转交给苏辙。幸好狱卒待苏轼很好，他不仅对苏轼侍候得很周到，每天都送热水给苏轼洗脚，还安慰苏轼说：“学士的事情一定不会到死的地步！”苏轼才没有自杀。
事实上，从对指控苏轼的那些诗歌来看，其中虽有些是讥讽新法的，但更多的是对时弊的指陈与感慨，并未针对新法。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当时，朝中大臣对此案的态度也是复杂的。
李定、舒宣等人是必欲置苏轼于死地的，有些人则是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还有些人生怕牵连到自己，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敢于挺身而起营救苏轼的人也为数不少。苏辙上书为哥哥解释开脱，并请求用自己的官职(苏辙当时任应天府签书判官)为苏轼赎罪。
变法派大臣章悼虽与苏轼政见对立，但也为苏轼说情。他劝谏神宗说：“先帝仁宗得苏轼以为一代之宝，现在反而将他投入监狱，恐怕后世会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宰相吴充劝神宗说：“曹操如此猜忌，还能容忍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榜样，难道还容不下一个苏轼？”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虽与苏轼政见不同，但也十分爱惜这位奇才，他上书给神宗说：“怎么能在圣世杀才士呢？”
正在病中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她对神宗说：“过去仁宗从制科得苏轼、苏辙兄弟，高兴地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现在苏轼因诗人狱，怕是仇人对他的中伤吧！”神宗本人对此事也是犹豫的，他虽对苏轼的一些诗感到不快，但对苏轼的才华却是十分赏识的，因此并不想重办苏轼。
最终由于上下内外的多方营救和神宗的内心倾向，苏轼终于被从轻发落。
这年十二月，案子了结，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王诜同受贬斥，司马光等二十余人各罚铜二十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