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在北上澶渊之时，实是畏敌如虎，屡欲退缩，只是迫于当时的情势使然，才不得不亲临前线。王钦若将他比为寇准的“孤注”，正好戮到了他的痛处。真宗想到寇准功虽高，却让自己光彩被遮，论及“澶渊之盟”，朝野也俱推寇准，明里对自己虽是奉若神明，但私下都不以为然，光看寇准之所为就可知一二。宋真宗由此对寇准便生出怨恨，开始疏远寇准。此后不久，宋真宗将寇准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还说他“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寇准的忠义自是毫无疑问，其功劳也有目共睹，只是却不明白锋芒过露，必为人嫉的道理，不懂得韬光隐晦，一味的居功自傲，这就很容易让敌人钻了空子。奸臣王钦若便是以其“功高震主”为借口巧施离间，其言辞虽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约，是丧权辱国，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一套根本蒙不了宋真宗，因为求和本就是真宗所梦寐以求的，然而盖上这个大帽子，却给了真宗最好的口实，让其不仅有理由贬谪“罪莫大焉”的寇准，也使其产生若不处置寇准就被会为其所压的心理阴影，真可谓是离间的最高境界。
6．该放手时就放手——赵鼎应对小人之道
君子不畏流言，不惧攻讦，因为他们问心无愧。小人为了自保，为了掩饰，就会对其展开“狗急跳墙”式的攻击。当然，真正的君子是不害怕这个的，因为他们坚信邪不胜正。但是小人之所以为小人，是因为他们始终在暗处，而且他们也从不缺乏“志同道合”之辈，一旦他们联合起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进行反击，试问又有那几个君子能抵挡得住?
所以，对待小人若没必胜把握，还是让其远离自己为好，古代一些忠贤之臣就很明白这一点。
南宋高宗时，当朝奸臣刘豫在山东张榜，狂妄地要求当地老百姓为他进奉各种珍奇药物。恰好刘豫的朋党宦官冯益，也派人来此强征官妓，于是山东境内民声鼎沸，流言四起。
当时担任泗州知州的刘纲对此深恶痛绝，却力不从心，于是将情况上奏给朝廷，枢密使张浚给他的意见是，斩掉冯益以消除流言蜚语。当时的宰相赵鼎(1085～1147年)却上奏高宗道：“冯益的事确实暖昧不清，值得怀疑。这件事有关国家大体，朝廷如果不加处罚，外人必然认为是皇上派他去的，有损圣德。不如暂时解除他的职务，派他到外地去任职，以消除众人的疑惑。”
高宗采纳了赵鼎的意见，把冯益调到浙江。
张浚认为赵鼎是故意与自己作对，存心唱对台戏，怒气冲冲地去找赵鼎论理。赵鼎说：“自古以来，在处置小人的问题上，你把他搞急了，他们的朋党就会相互勾结，反倒招致大祸；如果缓一缓，他们之间就会互相挤兑，不攻自破。现在冯益犯了罪，若杀了他，并不足以让天下人拍手称快。可是一杀他，众官员们会害怕皇上能杀其一，就能杀其二，把手杀顺了，自己性命也堪虞，故势必会竭力争取减轻冯益的罪责。这样看来，不如将他贬谪到远离京师的地方，这样既不影响皇上的尊严，冯益看到自己受的是轻罚，也就不会费尽心机去求人，争取回到原来受宠的地位。他们同党见他被贬，必然会伺机谋求地位，哪肯让他再回宫中来呢。相反，如果我们极力排挤他，他的同党势必因此而畏惧我们，愈发紧密勾结，我们就无法攻破他们了。”
张浚听赵鼎这么一分析，不得不佩服赵鼎的高明。
作为南宋初期的一位贤相，赵鼎能识大体、大局。在与奸佞小人的斗争中，他本着大局为重，权衡利弊，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没有将奸人置于死地。这初看起来确实窝囊，有失除恶务尽的忠义之道。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国家外有异族侵挠，山河大半沦丧，内有奸邪当道，时局往往是动一发而牵全身，处置一个奸邪固能逞一时之快，但从长远看来确是弊大于利。因此，赵鼎的应对小人之道实是高明。
小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所以有“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
之说，可见小人群体之利害。小人的确难防，因为他们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有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一旦瞅准时机便会一击制胜的本事，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要我们去做小人，而是我们在成长中应该慢慢掌握的生存技巧。
我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小人，不要急，也不要慌，学学赵鼎的应对小人之道吧。赵鼎能够综合分析当时的形势，忍一时之痛快，从大局出发，不仅保护了自己，还能有效地分化朝中地恶势力，比较完美的解决了挡道的小人，不可谓不明智。
7．趁着浑水摸泥鳅——萧裕“一箭三雕”除强敌
封建官场尔虞我诈的斗争异常激烈，其中的铁血规则是把“狠”字放在头上说话。同僚之间的争斗，都是用狠招将对手置于死地，为自己的平步青云铺平道路，而最终能完美胜出的都是那些“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的无情者。
萧裕(?～1154年)是金朝著名的奸臣。
此公最大的特点，是“阴险狡诈”，善于玩弄阴谋诡计，长于陷害他人。正是靠着这份“天资”，他才成为金海陵王完颜亮弑君杀亲罪恶活动的谋主和打手，并由此飞黄腾达。
完颜亮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庶长孙。金熙宗统治后期，完颜亮位高权重，其篡夺皇位的野心亦日益膨胀。善于见风使舵的萧裕以为完颜亮是奇货可居，便主动投靠，率先参与到他篡权夺位的阴谋之中。
皇统九年(公元1143年)五月，完颜亮被喜怒无常的金熙宗贬出朝廷，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担任领行台尚书省事。当时萧裕正任北京(今内蒙赤峰市宁城西大明城)留守。完颜亮路过北京时，曾与萧裕密谋说：“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号，先定两河，举兵而北。君为我结诸猛安以应我。”萧裕对这个武装叛乱的企图完全赞同，二人“定约而去”。谁知完颜亮中途又被熙宗召回任以高官，他与萧裕原来拟定的叛乱计划落空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完颜亮在秉德、唐古辩等人的协助下，突入皇宫，杀死金熙宗，于血泊之中黄袍加身，而萧裕却因任职地方，没有能够成为这场流血政变的直接参与者。
完颜亮即位之后，对直接参与政变的有功人员大行封赏：秉德被任命为左丞相兼侍中，唐古辩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他还对秉德等六人“赐以誓卷”，以同生共死相约。萧裕只被委以秘书监，其地位、权势远在秉德等人之下，萧裕对此并不甘心。他和秉德等人虽然是共扶一主，有同党之谊，但他却对这些人妒恨不已、视为仇敌，认为他们抢去了那份本来非他莫属的荣耀和权势，总想寻机置秉德等人于死地，而完颜亮的猜忌好杀，则为他提供了契机。
完颜亮“为人傈急，多猜忌，残忍任数”，“外若宽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他即位之后，对金太宗的诸子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当时，太宗之子宗本以太傅之职领三省事，兄弟八人同居朝列，势力强大，完颜亮为此寝食不安，急于兴狱屠戮。萧裕迎合其意，建议完颜亮以谋反之罪来诛除宗本等人。他向完颜亮献计说：“尚书省令史萧玉，素为宗本所厚，人所共知，今托为玉告变状，以取信于人，可按籍诛也。”完颜亮听此，拍手称善，于是二人分头准备行事。
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四月的某一天，完颜亮乘宗本、宗美二人毫无防备，借早朝之机突然下手，不由分说，便将二人杀死。与此同时，萧裕也派人去抓萧玉，要逼他在已经替他写好的揭发状上签字。谁知萧玉却是大醉不醒，一直睡到了当天晚上，萧玉才睁开双眼。一看到那些守候其旁、一身戎装的军士，他还以为是自己遭人陷害而入狱，不由得嚎啕大哭，连声求饶。萧裕看他已经吓得半死，这才从幕后闪出，“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诸人不可留，已诛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书汝告款已具，上即问汝，汝但言宗本辈反如状，勿复异词，恐祸及汝家也!’”萧玉哪敢不从。于是，宗本就成为大逆不道的罪犯，其亲属皆受牵连，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均被杀戮。
萧裕知道完颜亮对秉德、唐古辩二人也心怀猜疑，所以在他为萧玉起草的揭发状中，就把他俩全都诬陷为宗本的同谋。结果，当完颜亮大肆杀戮太宗子孙的同时，秉德、唐古辩二人也大难临头，成为刀下之鬼。
由于策划有功，萧裕很快被提拔为尚书左丞、加仪同三司，授猛安。完颜亮觉得这还不足以酬谢其功，又赏赐萧裕钱二千万、马四百匹、牛四百头、羊四千口。萧裕凭着一条诡计，不仅讨取了主子的欢心，又除却了强劲的政敌，还能升官发财，真是一举三得，其狡诈凶狠，由此可见一斑。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铁的定律，它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在封建社会，尤其是昏君当道、政局紊乱、社会动荡的时代，正直善良之士往往会成为奸恶之徒陷害的对象，成为他们谋取权利的垫脚石。
萧裕正是看透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看清了君主的内心需求，才一步步地计划实现他的阴谋，这是他险恶心理的展现，也是当时社会的必然。
由此可见，掌握信息，分析形势，揣度人心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人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不能靠陷害别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无防人之心，不能无自保的能力。
8.墙头的草儿随风倒——反复无常，魏阉党见风使舵
明代末期，宦官专权，阉党横行一时。所谓阉党不仅仅指宦官，也指那些投靠宦官的奸险小人，这些人不讲信义，不顾廉耻，唯利是图，唯身是保，可就是这样一批人，其中却有很多在魏阉被诛灭之后，仍能保全性命，升官晋爵，其中的原因何在?
明天启年问(1621～1627年)，魏忠贤专权擅政，朝政腐败，其党羽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真可谓盛况空前。崇祯即位后，魏忠贤失权落势，形势突变，不少阉党爪牙为了保全自己，见风使舵，首先反噬一口，向魏忠贤及其死党大举发难。
看一看这些人的拙劣表演，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什么是阴谋家和两面派。
霍维华与魏忠贤同为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早在魏忠贤刚刚开始在外朝网罗党羽时，他就与孙杰等人“首附忠贤”。当时，魏忠贤为了掌握朝廷大权，正千方百计地企图陷害为人正直的司礼监太监王安。生性险邪的霍维华乘机弹劾王安，致使魏忠贤矫诏将王安杀死。
从此，魏忠贤便步步高升，而霍维华则靠着魏的大力提携，三年之内便由一个小小的刑科给事中，升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他“知恩图报”，为虎作伥，干了许多坏事。《明史·阉党传》将他和崔呈秀相提并论，称他们为“忠贤谋主”。
然而就是这位“忠贤谋主”，后来却“先见其风”，最先“改头换面”，“自贰于忠贤”。原来霍维华有一位在宫中当宦官的内弟，此人经常给霍维华通风报信，因此霍维华消息灵通，“宫禁事皆预知”。天启末年，霍维华通过这条内线，了解到天启皇帝病势沉重，生命垂危，同时预感到魏忠贤也会很快失势，“遂先与忠贤贰”。他先是主动辞掉因宁锦大捷所给予的恩赏，让功于袁崇焕，造成了一个与魏忠贤保持距离的假象。崇祯即位后，投靠魏忠贤的阉党官员纷纷被罢官，而霍维华则处变不惊，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与他的好友杨维垣等人大演“裆炽则借裆，裆败则攻裆”的把戏，通过攻击、揭露魏忠贤，把自己打扮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臣义士。正是靠了这种以攻为守，贼喊捉贼的战术，霍维华还真地骗过了崇祯皇帝，居然使他居官如故，得意于一时。
事实上，霍维华还不算最无耻的，他的两个同党阮大铖和杨维垣在这方面表演的更加露骨、更加丑恶。阮大铖与东林党人左光斗是同乡，曾请求左光斗推荐他做官。但东林党人赵南星等认为“大铖轻躁不可任”，从此阮大铖与东林党人结下了不解之冤，一头扎进了魏忠贤的怀抱，不久就被魏忠贤提拔为太常少卿。然而生性狡诈的阮大铖又感到宦官专权很难长久，故而他一方面“事忠贤极谨”，另一方面又不忘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每次去拜见魏忠贤后，他都不惜用重金贿赂魏的看门人，将自己的名片要回去，以免留下与宦官交往的把柄。
在朝为官几个月，他预感到形势不妙，便提出辞职归乡。魏忠贤倒台后，阮大铖写了两份奏疏转给杨维垣，其中一份专门弹劾魏忠贤、崔呈秀。另一份则以天启七年合算为一个时期，说什么“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并让送信人转告杨维垣，如果时局大变，就递上弹劾崔、魏的奏疏，如果形势还看不清楚，就递上另一份奏章。他举起自己的右手进攻崔、魏，举起自己的左手又想打倒东林党人，把别人统统斥之为“乱政者”，唯有他和杨维垣等少数人才是一贯正确的正人君子，一副政治投机家的嘴脸暴露无遗。
杨维垣本来与霍维华、阮大铖同为魏忠贤党羽，正是这位杨维垣首先将东林党人顾大章等牵扯进熊廷弼一案，致使魏忠贤很快将东林党人置于死地。当天启皇帝去世，崇祯皇帝刚刚即位时，他就预感到魏忠贤将要失势，于是他决心当一个反戈一击的先锋。早在阮大铖的两封奏疏未曾寄到之前，杨维垣已经率先发动了对魏忠贤死党崔呈秀的进攻。当时魏忠贤还没有倒台，杨维垣还不敢贸然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因此才来了个投石问路、敲山震虎。“至是，维垣遂首与其党贰”。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番“壮举”，所以在魏忠贤倒台后，他杨某人也曾一度安然无恙。
霍维华、阮大铖、杨维垣三人多年来沆瀣一气，在阉党中号称“死友”。他们在魏忠贤一伙倒台前后的表现如此一致，进一步印证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格言。无怪乎后来有人弹劾他们“占气最先，转身最捷，贪天为功，沽名反复”。明明是见风使舵，保命要紧，却要将自己打扮成打击阉党的英雄。然而纸最终是包不住火的，这些“奸臣贼子”的真面目很快就被揭发出来，自作聪明却终难逃天谴，他们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像阮大铖、杨维恒这样的反复无常之辈大有人在。这类奸佞小人往往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可以如墙头草般随风飘摇，见风使舵，甚至不惜认贼作父，但是一旦时局发生变化，他们为了保官保命，又往往能卖“友”求荣，大“义”灭亲，自相残杀。这类奸佞之臣在与忠臣义士的斗争中往往能取得一时的胜利，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有悖于常人的道德观念，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其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了。但是奸佞始终是奸佞，时局一旦缓和下来，他们就会露出其凶恶的本性。这时大局如果是奸邪死灰复燃，那他们就能东山再起，继续残害忠良；但如果其存在的根本已经覆灭，那么他们的结局必是难逃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