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两代人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取代了曹魏政权，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鉴于曹魏政权由于宗室力量薄弱，权柄很快落到他祖父手中，以致国运不长，最终由司马氏取代，因此从晋王朝建立伊始，他便大封宗室，分布于全国各地，而且允许他们建立军队，大国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一百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同时赋予他们军事统帅的头衔，仿周王朝一样，让他们成为皇室的藩篱，想以此永久巩固王朝。殊不知，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区域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这些封地王侯不再安于在一地为王。当中央政权强大时，还勉强臣服于中央，一旦中央政权出现不稳定，就成为祸乱的根源。所以它是晋武帝自己埋下的定时炸弹。
晋王朝建立之初，南方还存在一个敌对的国家——东吴，它对晋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所以晋武帝尚能以恭俭自励，以奢侈为戒。宫中驾车的牛，过去都用青色丝线作牛绳，武帝下令改用青色麻线作牛绳。对官吏的任命，也能察其贤愚，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如羊祜、杜预、王潸等。但是在平定东吴之后，晋武帝自认为统一大业完成，自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
他在位已十多年，也有些倦于政事，孳生了享乐思想，便从东吴的宫廷中挑选了五千名美女，送入洛阳后宫，以供其享乐。晋武帝自此耽于酒色，不再留心政务，把朝政都交给杨骏管理。具体的军国大事都由杨骏去处理，武帝不过按时接受群臣的朝拜而已。其实这时晋武帝才四十多岁，正当不惑之年，是一个人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最佳年龄。盛壮之时，但他却认为自己已功成名就，创下统一的不朽鸿业，于是自满自足。故当大臣们共同上书，认为杨骏才能差，声望也不高，不能承担国家的重任时，武帝也听不进去，只求早点减轻负担，把朝政交给自认为十分可靠、万元一失的“后党”，以便更好地去寻欢作乐。
杨骏被封为临晋侯，车骑将军，主持朝政。他的弟弟杨珧为卫将军，领少傅，杨济为镇北将军、太子太傅。三人地位似三公，位尊权重，当时人称为“三杨”，由此可见兄弟三人的声威。
杨骏为了专权，极力排挤老臣及宗室力量。
卫璀在司马师命钟会、邓艾率兵伐蜀时被任命为监军。钟会、邓艾灭蜀后怀有异心，被卫瑾诛杀，保卫了灭蜀的成果，立下了大功。灭蜀的第二年，晋武帝便取代曹魏建立晋朝。卫璀对晋王朝的建立，虽无战伐的汗马功劳，却作出了比赫赫战功更大的贡献。杨骏执政时，卫璀为司空。
卫璀平时遵守法度，为政清廉，待人平易，加之资历又深，在群臣中的声望远在杨骏之上，为此杨骏对他十分忌恨。卫璀有个儿子名叫卫宣，娶繁昌公主为妻。卫宣行为不检点，酗酒好色。杨骏便抓住这个把柄，串通宦官，在晋武帝面前加油添醋，败坏卫宣，劝武帝法办卫宣，以此迫使卫璀离开朝廷。卫璀果然感到对儿子失于教导，既惭愧又怕被牵连而加罪，便上书武帝，请求告老还乡。武帝念及他是老臣，有功于国，便下诏保留卫璀的官职，离开朝廷，回家休养。杨骏踢开了妨碍他专权的第一块绊脚石。
司马攸是晋武帝的同母弟，他敬重贤才，爱好施舍。又喜欢读书，文章写得较好，特别是对书信，写得既富于感情，又文辞富赡，兼情采之长，才能和名声都在晋武帝之上。司马昭曾打算立他为继承人，每见司马攸，就指着晋王的御床，呼他小名说：“这是桃符的座位。”
晋王朝建立后，司马攸被封为齐王，曾为骠骑将军、镇军大将军、太子太傅，同三公之位。齐王攸不仅地位高，权力大，而且是武帝的同胞手足，列杨骏的专权极为不利。特别是武帝晚年，朝臣见太子司马衷疾愚，都希望齐王攸将来能继承武帝的大业，这更是对杨骏专权的威胁。杨骏的弟弟杨珧便与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纰等朋比为奸，共同在武帝面前构陷齐王，说群臣都归心于齐王，恐怕将来太子难于继承帝位。并劝晋武帝早令齐王就国，去到自己的封地，以免危及太子。于是武帝下诏，令齐王攸以都督青州诸军事的名义去到封地齐国。齐王攸留在京都，不愿离去。冯就等又在武帝面前构陷齐王攸说：“前日陛下生病，太子几乎被废掉了。齐王深得百姓的好感，又受到群臣的景仰，到时虽他自己谦让不愿继承帝位，为众人所拥戴，也推辞不了。还是应该令他早日就国，才能保社稷的安宁。”于是武帝再下一道诏书，令齐王攸离京就国。’为了安慰齐王攸，武帝封齐王之子司马塞为北海王，并赐予齐王仅次于皇帝的车骑、鼓乐及仪仗。齐王攸知为人构陷，而又无法作申辩，因怨愤而发病，便以死后好葬在祖先的墓地为理由，再次请求留在京城，不愿去齐地。武帝不同意，并派御医去诊视。御医为迎合武帝令齐王离京的心意，就回宫谎报说齐王无病。所以在齐王病重时，武帝还催促他赶快起程。齐王攸被迫带病起程，离开京城的第三天便病死在路上。杨骏踢翻了于他专权不利的第二块绊脚石。
武帝见杨骏权力过大，将不利于帝室，遂任命开国老臣王佑为北军中侯，主管近卫军。王佑本是杨骏的心腹，卫璀被杨骏排挤出朝廷，就出自王佑的谋划。杨骏见王佑掌握禁军，分去了他的兵权，便将王佑调为河乐太守，踢开第三块绊脚石。
杨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独揽朝政，一旦武帝去世，痴愚的太子司马衷即位，他就可肆意妄为，甚或取而代之，其居心极为险恶。
我们不能不说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为了得到更大的权力，那些权臣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手或者其亲人的任何一点瑕疵，都可以拿来，并将其无限扩大化，作为攻击的有力武器，使之毫无还手之力。
杨俊在排除异己的过程中用的就是这种手法。他抓住卫罐的儿子卫宣酗酒好色的缺点，将其排挤出朝；又抓住齐王权力太大威胁皇位而又不愿离京的把柄，使武帝连下诏书催其离京，将其逼死，从而达到了自己专权的目的。
6.比我强就不行——杨素妒害史万岁
有一种人，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强，一旦有人在某些方面胜过他，他就妒忌非常，想方设法的去整治人家，实乃小人中的小人。这种人在哪个时代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对付这种人，如果他地位一般，那大可不必惊慌，依旧我行我素，让他妒忌去吧；但是如果此人位高权重，对你能产生极强的破坏性影响，你就要懂得收敛锋芒，小心“枪打出头鸟”。
史万岁(549～600年)是隋朝统一天下的四大名将功臣之一，他十五岁时就随父从军，史书称其“善骑射，骁捷若飞。好读兵书，兼精占卜”。他先在北周仕职，以军功扬名。入隋后又屡建战功，被隋文帝委以柱国、左领军将军等职，“领行军总管以备胡”。宰相高颍曾称赞说：“史万岁雄略过人，每次行军打仗与敌拼斗，都是身先士卒，更善于统治下属，而士兵将领也对其敬服有加，即使古代名将也未遑多让。”
而在当时若论资历、军功、官爵、地位，有一人还在史万岁之上，那就是开国功臣杨素。杨素还一度做过史万岁的上司，再加上史万岁对杨素一向恭恭敬敬，所以俩人关系虽然不密切，却也并无敌意。但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时，由于一件事情的发生，杨素突然对史万岁产生了强烈的忌恨。
在这一年的四月，突厥达头可汗举兵入侵隋朝边境，文帝令晋王杨广率杨素等人出灵武道迎敌，令汉王杨谅率史万岁等人出马邑道迎敌。不料杨广、杨素这一线扑了个空，连突厥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好无功而还。而杨谅、史万岁则在大斤山与达头可汗相遇，达头可汗闻知史万岁的威名，惊恐退却，史万岁乘胜猛追百余里，“击大破之，斩数千级，逐北人碛数百里，虏遁逃而还”，于是史万岁声誉鹊起。杨素对此极为不安，因为他此时正和杨广勾结策划废黜太子杨勇。史万岁虽然不曾参预此事，但他早年曾受命督领杨广的晋王府军务，杨广对他“虚衿敬之”。杨素担心急于用人的杨广会利用老关系拉史万岁入伙，分夺自己的“拥戴之功”，影响自己在新朝中的地位，于是便对隋文帝说，突厥人这次并不是来侵略隋朝的，而是寻找畜牧的草地，史万岁多事而出战，并没有什么功劳可言。
文帝一向轻信杨素，便不肯为史万岁等将士记功。史万岁不服，“屡次陈表向文帝抗议”，文帝均置之不理。十月，隋文帝从仁寿宫回到京师，与杨素说起废立太子杨勇，追查东宫党羽之事，忽然向杨素询问起史万岁何在。杨素明知史万岁此刻正在朝堂议事，却对文帝说：“他跑去东宫太子哪里了。”文帝向来讨厌大臣与太子过于亲密，一听史万岁和杨勇泡在一起，很是恼火，立刻传令召见史万岁。史万岁不知自己已被杨素的谗言所害，见了文帝便“义正词严，情绪激昂”地为跟随自己出征的将士争起功来。文帝大发雷霆之怒，不问青红皂白，当即将史万岁杀于座前。可怜一代名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鬼，死后还背了个“国贼”的恶名，使得“天下士庶闻者，识与不识，莫不冤惜”。
俗话说：“枪打出头乌。”当自己太优秀、比别人强时，就很可能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绊脚石，这时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善妒的人，那么你可要小心了，因为对方会想方设法将你除掉，以方便自己的高升。杨素就是这种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的人，所以他就使用卑鄙手段将史万岁这个“出头鸟”给毙了。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做“出头鸟”，毕竟“木秀于林林，风必摧之”，只有优秀的人才会被人嫉妒，这应该是一种荣幸，而不应该是一种负担。只要我们适时的做好防范工作，善待他人，就不会有大问题的。
7.扮猪吃老虎——王曾先当孙子后当爷
“狭路相逢勇者胜，以‘厚’对‘厚’智者胜”！官场中厚黑之士的斗争，最终能胜出的往往是最为厚黑的那一个。宋真宗时王曾就以厚黑之术，除掉了另一个厚黑之人丁谓，就是很好的一例。
丁谓(966～1037年)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贼子，在任丞相期间诱使宋真宗沉迷于迷信活动，使其相信什么天降神书、泰山封禅，弄得朝廷乌烟瘴气，而且又劳民伤财。
丁渭是寇准一手举荐提拔的，可是一旦得势，他就不择手段的设计陷害寇准，想置寇准于死地。他勾结真宗的刘皇后，二人狼狈为奸，兴风作浪，破坏真宗和太子之间的父子关系，几乎把太子废掉。太子继承帝位，是为仁宗。丁谓又把朝政大权揽在自己手中，上欺仁宗，下压群僚，一手遮天，威势显赫，谁也不敢惹他。
丁谓把持朝政，铲除异己的手段极阴狠，其有两大绝招。一个绝招就是把仁宗孤立起来，不让仁宗和其他的大臣在私底下相见，文武百官只能在正式朝会时见到仁宗，朝会一散，便各自回家，谁也不准留身单独和皇上交谈。
第二个绝招是“瞎子告黑状”，凭空诬人罪名。凡是稍有忠直之心，不愿附和丁谓I的执政大臣，丁谓就一律给其扣上一个罪名，将其从朝中赶走，所以朝廷中一切军国大事总是以丁谓的意志为意志。舆论一致，政见一致，似乎安定团结得很。
丁谓高踞于权势的顶峰，自以为稳如泰山，可以高枕无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老谋深算、只手遮天的大权奸却为另一个更具有“凶智”的忠臣所算，被其斗倒，这就是时任参知政事的副宰相王曾。
王曾其人虽身居高位，却整天装做迷迷糊糊的憨厚样子。在宰相丁谓面前总是唯唯诺诺，从不发表与丁谓不同的意见。朝会散后，他也从不打算撇开丁谓去单独谒见皇上。日子久了，丁谓对他越来越放心，以至毫无戒备。
有一次，王曾哭哭啼啼地向丁谓说：“我有一件家事不好办，很伤心。”
丁谓关心地问他何事为难。他说：“我从小失去父母，全靠姐姐抚养才得以长大成人，恩情有如父母。老姐姐年已八十，只有一个独生子，在部队里当兵，他身体弱，受不了当兵的苦，被军校打过好几次屁股。姐姐多次向我哭诉，求我设法免除外甥的兵役……”丁谓说：“这事很容易办吧！你朝会后单独向皇上奏明，只要皇上一点头，不就成了？”王曾说：“我身居执政大臣之位，怎敢为私事去麻烦皇上呢？”丁谓笑着说：“你别书生气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的！”王曾装做犹豫不决的样子走了。过了几天，丁谓见到王曾，问他为什么不向皇上求情。王曾嗫嚅地说：“我不便为外甥的小事而擅自留身……”丁谓爽快地回答他：“没关系，你可以留身。”王曾听了，非常感激，而且还滴了几点眼泪。可是几次朝会散后，仍不曾看到王曾留身求情。丁谓又问王曾：
“你外甥的问题解决了吗？”王曾摇摇头，装做很难过的样子：“姐姐总向我唠叨，没完没了的，我也不好受……”说着说着，又要哭了。丁谓这时不知是真起了同情心，还是想借此施恩，表示对王曾的关心，竟一再动员王曾第二天朝会后独自留身，向皇上奏明困难，请求皇上格外施恩，免除他外甥的兵役。他还埋怨王曾太迂腐，太不关心年老的姐姐。王曾迟疑了一阵，总算打起精神，答应第二天面圣。
第二天早朝，当文武百官朝见了仁宗和刘太后，朝会散去，众人各自回家，副宰相王曾却请求留下来议事，单独向皇上奏事。宰相丁谓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把他带到太后和仁宗面前，自己退了下去。但是他还是不太放心，便守在阁门外不走，想打听王曾究竟向皇上讲了些什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