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鸭烧鹅白切鸡，乳猪叉烧牛白腩，这些都出得厅堂上得大袷的名菜，毋庸赘言。倒是一些不起眼的如炒田螺、和味龙虱、桂花蝉，也一样令人回味无穷。大概人总不想让嘴巴闲着，百无聊赖。现代的新人类喜欢嚼香口胶；传统一些的便嗑瓜子解闷。而广东人过口瘾，特别是过八月十五中秋，就喜欢吮田螺。当然新人类亦有吮田螺的。不过，现在先进了，有专门的剪螺机，剪去其虱。这样嘴头功夫不足的，也可以轻而易嘬。再不善嘬，可用牙签剔之。旋型的螺肉被挑出，放人口中，便在臼齿间被嚼烂咽下，根本不须嘬得嘴唇皮都倦。
那时，课余便去珠江边纳凉，尤其是“鹅潭夜月”的沙面最佳。月色如水，当时并无白天鹅宾馆，更无现在的璀璨灯饰。只有青石堤基老榕树，苍髯垂拂，凉风习习。别具亚热带的旖旎风光。江心一弯明月，珠水流光，小艇点着火水灯，泊在岸边。幽黄幽黄地映着暗流，艇上有一只小炉，几根柴上架着铁镬。摇曳着殷红的火苗，艇妹蹲着用镬铲炒田螺，嗦嗦有声。艇妹窈窕，粗辫乌黑，一边炒，一边还叫卖艇仔粥，炒田螺也是其中一项。船火映红艇妹，显得红粉花菲，格外动人。炒田螺的佐料不会很名贵，红辣椒、紫苏叶、薄荷叶都切成了丝，还落些豆豉、蒜头……炒起来随风飘香。“嗦嗦嗦……”在夜珠江上，夹杂着来往火船的嗤嗤的蒸汽机声，飘飘舒扬。还有摇橹的咿哑声，在江上浮动着艇女的叫声“过海呀来……”
堤基上，广州武林精英们多在此习武，侠家、洪家、蔡李佛、八卦、螳螂……各门各派领着弟子们在此摆场献技，谓之“食夜粥”。稍事休息，只消一个五分银仔，便可要一碗艇仔粥，撩起灯笼裤，脱了羊肚白的汗衫，就搭在肩上，身水身汗的踎在条凳上，嘘嘘地吹，慢慢地呷。有师傅要一碗炒田螺，掏出别在后腰间的扁酒瓶，伸颈呷了一口烧酒，捡起一粒田螺，先用舌尖揭起田螺的厣，唾了出来，然后用嘴一嘬，“嘬嘬”两声，螺肉便被吮人嘴里，慢慢地咀嚼。“味道好极啦！”觉得很受用，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真令人“食过返寻味”。做人搵食艰难，除了辛苦，原来也有不少乐趣。炒田螺的艇妹固然秀色可餐，炒田螺也是十分“和味”。只是那种凄迷旷怨、萦回旧梦的氛围，至今怎么也寻不着了。于是有《临江仙》记怀：
举首白鹅潭上月，问谁把酒持螯？何如食尽广州肴。飞潜多美味，动植巧烹调。若使东坡南谪到，一樽当酹江涛，邀同太白舞更豪。醉人多少个？影月乱难料。
广厦羊城思旧阙
解放之初，人称广州为省城。广州城内有十四层的爱群大厦，当时是相当驾世了。企颈难及，只道上可通天呢。再其次便是南方大厦，海关大钟楼，虎标万金油的省总工会了。连同新亚大酒店，大同酒家等玉字琼楼多集中于长堤。此一带延伸至太平路便是广州旧日繁华之地。还有一路便是中山五路、永汉路。圆顶的财厅，踞于老城区，围绕着它的繁星是并新华宽银幕电影院、李占记、沧州腊味、致美斋、惠如、华北、艳芳等老字号。这里又是一个热闹区。
那时路不阔，车也不多，状如火柴盒，汽笛啵啵，并不禁鸣。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亦不惶走避。甚至有马车也赶上路，马屁股处承了一块布，不致马屎撒在马路上。其实说马，并不马。不及人高，但非驴，耳不大，也非骡，骡更高。牛车也可行，慢条斯理，悠然地晃着尾巴，车佚用一支细青竹作鞭，吆喝着。当然，马车也好，牛车也好，是走在诸如同福路、云桂路之类的小马路。马路两傍则是横街窄巷，皆以青石条铺成，石板下则是下水道。若是雨后，石条板路十分清洁，一尘不染。粤人多光脚，或着木屐，故甚干净。穿街过巷多是小贩叫卖声：“爽滑凉粉——”“芝麻糊——”“鸡呐鸡呐鸡公榄，有辣有唔辣！”小手工者则满街叫：“罟盆！罟瓦罉砂煲！”“补镬！补铜煲锑煲！”“桐油灰！”“铲柴刀菜刀，铲刀磨铰剪！”“飞发——”通街通巷的叫声不绝，此起彼伏，可要比现在热闹得多。时不时的爆声，爆得孩子们欢呼雀跃，那是爆“肥仔米”。唯他不须叫喊，爆声要比任何叫声更有广告效应。广州旧屋不高，三四层，五六层已经高极。所以街上一叫，全都可以听闻了。
屋皆有瓦盖顶，真是栉次鳞比，尤其檐间滴雨时，使人想起陈笑风唱的《山伯临终》“泪似帘外雨”更具沧桑感。也如江南水乡画中的民居，虽无杏花春雨的味道，但雨打芭蕉唯岭南风情特重。不过在江南故乡，人们更热衷传唱“十八里相送到长亭”，配上春雨杏花，最显缠绵悱恻，到了广州却显得悲壮了。
巷陌纵横交错，两侧民居门户紧贴，入门便直捅人内达二十余米，谓竹简屋。开户先是吊脚半门，仅高出人头，只掩君子之目，不使内窥；次为趟栊，以臂粗横栓推动为栅，阻小人人内；后为实木厚板两扇大门，又顶又栓，挡强人侵入。冥冥中，屋主做足保安工夫，墙角处置一石碑，凿“石敢当”三字以禁压不祥。于门楣挂八卦镜，或者插上三叉之类，以破解邪气云云。因为对门或有冲煞，会危及家人，也算是“自卫”。对门人家亦心照不宣，于是也如法炮制。即便如此，亦相安无事。朝见面，晚见口，也相互问候：“噄咗末呀？”中国人奉行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体现得淋漓尽致。
开门人去，便是一大幅屏风，两边可进，即是一天井，天井中有一阶砖大的水井，井口麻石凿成，被麻绳日久磨出几道糟。麻绳系着小铅桶，桶的粗细刚好落井。打水时，待桶到底，以娴熟的手法，那么的一扯，桶口正好舀满水，然后扯绳上来，即可取水。暑天时水甚凉，天冷时，水生暖，且其清冽，不煮而饮，凉沁脾肺。即使天冷，也不会齿寒。故厨房则置于一侧，天井上大可洗刷剁切。似无专用茅坑，但有“夜来香”伺候，天未光，为“倒塔”之时。故有“倒塔咐早”之说。
任三四五六层楼，天井定是通天的。顶有天窗，手拉长麻绳以控开合。窗为明瓦，以蚌壳磨薄嵌套，可透光，挡雨。尤其日上中天，强光透屋，满堂生辉。所谓“拉开天窗说亮话”。雨时，拉拢天窗，但听雨滴之声，光线黯淡，令人徒生惆怅。正所谓“拉埋天窗”，那可是二人世界情切切的氛围：正是唱“泪似帘外雨”的好时候，以表白自己的真切情意。
厅堂中供的是关二哥神像，广州人几乎家家如此。在广州，关二哥还兼职做了财神，使得赵公元帅被精减下岗。可能是家中空间有限，但无论怎样逼狭，先考先妣神主牌总要有的，门口下角也会插三支香，以奉土地。这功课一家之主是每天早晨必要做的。双手奉着香火，口中念念有词，从门口拜到屋中，定在关二哥前，鞠躬再三，这才心安理得出门“搵食”去。
客厅与内室以彩色玻璃屏风作间，可采光。窗不一定是四方，可是扇形，八角形，亦嵌彩色玻璃，并描有松梅竹菊，题有几句诗。窗外或映着摇曳的几支竹影，那是壁间竹，只须寸土便可植。堂中摆的多是酸枝、紫檀、花梨、鸡翅、坤甸等红木雕成的太师椅、供桌、八仙枱、茶几等。挂有中堂或条幅的字画，或是以云石嵌成颇有水墨效果的天然山水画，似是而非，抽象具象，山形流云，朦朦胧胧极尽韵味。
六十年代，广州人的住房紧张与日俱增。六七个平方住一家几口人，三代同屋，天上云叠云，地下人搭人。于是，老屋打破原有格局，切豆腐也似，界成一小块一小块，也不分什么厅呀房也，都密密的住满人，于是开始打空间主意，先是搭碌架床，还是解决不了。因为旧屋内高，于是向空间发展，刚过人头处再搭一层，所谓搭阁仔。尽管人这么挤，可似乎不影响广州人的房事，一样能生孩子，且神不知鬼不觉，已经做了世界。没听说谁家好事被撞破过，挺神的！
那时，结婚的三大条件，首先是要有房，其次才是工资一百元，再就是技术员、党员，头一条就难于上青天。奇怪的是结婚再难，孩子的出生却不曾耽误过。人是越来越多，房是越来越少。大概也是为了解决这问题，便要让年青人上山下乡。但还是有人找机会，托人走后门回城里。城里人并不见少。尽管那时的房子，不再有关二哥了，尽是贴得红红的语录，黑墨块画成的毛主席像。什么人家都得挂，连“反革命”家也得挂。语录的字越写越大，像也越画越大，人人都唯恐表白得不够忠心。人人屋里都搭了“阁仔”，就“豆腐胭”大的地方，能不低头吗？可见人皆识时务也。
大概也只折腾了十来年光景，老人家去了，实践检验了真理。这才慢慢的宽松。一改革开放，比破四旧还快，“四旧”的东西马上恢复了。只是到处尘土飞扬，旧屋拆了，新楼盖了。人们走出了“白鸽笼”住上新楼。因为怀旧，新屋里即使用不上趟栊，也做个样子，装修上去。于是西关古玩城应运而生，人们到那里去淘旧红木家具。尽量把屋子装得像以前的样子，以证明自己是老广州。到底传统文化有几千年，文革才十年，谁怕谁？陈家祠有万兆泉者，以泥巴捏出旧广州风情，陈列上下九各处，让人怀旧。上了年纪的人看了都倍感亲切，只是嗟叹，到底是泥巴捏的，再到何处可寻？
广州的高楼已经高达72层了，比起爱群大厦来，翻了五番。就连27层的旧交易会也被淹没在这片“石屎森林”里。老城区也拆得差不多了，找不着巷陌深深，听不着粤讴南音。大概只有五层的镇海古楼和中山纪念堂才可辨当日广州的凭证。有感度双调中吕《山坡羊》：
云山雄踞，珠江东去，羊城百里东风驻：大规模，起鸿图。琼楼遍布英雄树，二月春来犹带雨。红，如火舞；青，如剑舞。花街几路，春风无数，银花火树飞红雨。气如萘，闹南部。时时争日歌华宇，南北东西高速路。人，笑且语；花，笑不语。
羊城才子自风流
江南多才子，岭南亦多才子。与唐伯虎同时代，广州便有伦文叙，且是高中状元的。而唐伯虎尚是解元，尽管他受冤被牵累作弊案中。广东的状元也不少，最早可上溯到唐代，封开的莫宣卿。顺德的状元犹多，只龙江一镇，曾出状元4名（武状元3名，顺德佬打得，有李小龙为证），进士也有80多名。
五六十年代，我已青少年。就读时称“市实”的南武中学。当时就听闻不少岭南俊彦：文有陈残云、秦牧、秦号生、容庚、商衍鎏、商承祚、王季思、刘逸生、胡希明、阮退之、朱庸斋、吴子复……武有黄啸侠、傅振嵩、陈昌棉、区汉泉、邓锦涛、邓镇江、关国辉、冼昌、梁锦炫……正是他们创造了广州辉煌的珠江文化。
当时的《羊城晚报》经常发表他们的佳作。那一天的报纸必被我开“窗”，剪下来贴作一本收集珍藏，至今还有些残本。《羊城晚报》可是全国有影响的大报，极有文化品位。尽管当今不少报纸商业化了，《羊城晚报》还坚持保留着“花地”和“晚会”两大文化板块，只是略输文采了。《羊城晚报》确是岭南才子们尽领风骚之地。
南武中学在海珠区，国学传承，书香兴盛。书法家麦华三族弟麦少麟执教历史，凡有好学者，晚必诣其家，另开小灶学课外之学。有学兄古桂高者从麦氏兄弟学“二王”书法。秀而不媚，如珠玑玉树，清逸而有骨气。
岭南大家黎葛民、梁占峰……多居河南。课后，有不少学生登门求学，培养一批当今中青年画家、书家。于今如学兄叶泉、梁锦椠皆有成就。其中陈永锵已是画坛大哥大，声震广东。而锦申以画名世，胞兄锦炫则以武，威扬海外。
那年他到德领事馆签证，领事看他是技术输出，问他有什么专长。他即练了一套南拳，拳风震撼四壁。领事大伸拇指，连声称“咕”，马上签证。最近，他被“大只佬”影星，纽约州长阿诺舒华辛力加延为西宾，设馆做教头。
然而我知道现在还有不少才子鲜为人知。并不是他们学艺不精，而是他们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无意追逐，大隐于市。譬如，冼昌当年可是个白衣剑客，曾夺剑术冠军，英姿勃发，舞起剑来，真是“风卷雪花大如席”。长久不见，只以为他沉迷奇石园林，最近邂逅，才知他闭关，苦修易经。他是从数理，甚至是五维空间研究易经，见解独特。
锦申少年时即随占峰习画，正宗的岭南画派。擅画龙虎，今邓世昌纪念馆那幅照壁丈八巨制《九龙图》就出自他的手笔。九条龙，风火雷电，云水激荡，气势磅礴，令观者回肠荡气。其兄赴美，以其画作为礼品赠友人。最近，世界性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艺术品征集，又收了他的大作。
记得当年，羊城才子多着文装，企领，喜以湖水蓝斜布为之，左胸表袋，无掩，插钢笔；袖口翻出，反出白线鈒骨；下摆有两口袋，宽口，亦无掩。可插折扇，闲时抽出，刷的抖开，扇面显出字画，悠然掸凉。显得斯文，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一般。如叶泉、王广材、禤亦平……此仅为河南一带的才子的打扮，可能在西关，如李筱孙、程家焕，卢有光他们穿着，或更显传统些。
尤其筱孙更是旧西关少爷，幼时喜斗蟀，手不离瓦钵，罩笼。后随岭南名家刘一庵、孙文斌习画。刘老先生是个传统老画家，师承任伯年。孙老先生是海派名家王个簃弟子，而王个簃师承吴昌硕，吸取青藤、八大山人、石涛诸家之长。所以筱孙的画讲究构图和线条，笔墨浑厚刚快，潇洒遒劲，奔放如行云流水，拙重如屈铁蟠龙。
尽管这些才子，或已时过境迁，但他们毕竟是文革前，广州文化的精英。至今，也还代表着广州的传统文化。这使我想起另一位岭南才子，那就是南海十三郎。不久前，桂高学兄约我到竹苑饮茶，介绍与漫画家江沛扬先生相识。谈话间，得知江先生的叔父正是南海十三郎江枫。现在的“西关民俗馆”是江先生的旧居，那是带花园典型的西关大屋。这座荔湾泮溪之侧的大屋，墙为石脚水磨青砖，有天井、天台，假山水池，中西合璧建筑，琉璃屏风，满洲窗棂、趟栊、吊脚扇门，尽是岭南建筑风格。
可以想像，当年在泮溪之侧，荔枝林间隐隐听到缭绕的丝竹弦索之声。十三郎擅编粤剧，故有名伶常为座上客。他为薛觉先、千里驹、白玉堂、白驹荣度身订做写剧本。如《心声泪影》、《梨香院》、《花落春归去》等，并常与曲艺家陆风度曲。更有名伶试啭新声，那就难怪一池春水为此好音所皱了。
客厅上悬着岭南画派巨擘陈树人的题匾“绝苞苴”，古称草包为苞苴，包裹赠礼，意为清廉，拒绝行贿。大概是其父江孔殷为太史公之故。匾下聚集了邓尔雅、胡根天、伍千里、梁俨然等，加上南海十三郎广州众多才子济济一堂。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十三郎生性狷介疏狂，视金钱不过阿堵物，不计较稿酬。但一得了润笔便去酒楼买醉，今朝有酒今朝醉。很有李太白的“散尽千金”之风，极是潇洒。后来，十三郎潦倒，流落香港。当年，薛觉先即在其“觉庐”辟一室，专伺十三郎。薛辞世后，十三郎更落魄了，终住进青山精神病院而逝。
我想，若是十三郎能至今天，也必经磨难，不是右派，也必是牛鬼蛇神。能够平反就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江沛扬先生已经退休，当然不能再住那座西关大屋，而与大多文人一般，住在单位分的“福利房”里。说起往事，不免唏嘘。
不过，现代化的“才子”似乎都浮躁了。都会笑十三郎痴，笑十三郎傻。不愿落足工夫。无论是书是画，都不讲功夫技法，追求莫名其妙的“现代派”。于是“八月番瓜”取代“闭月羞花”，“蠄蟝落湴”取代“沉鱼落雁”。“乌哩麻嗏”成了现代流派，“鬼毛腥祟”成了先锋艺术。只要拿起笔不是作家就是书法家，要不就是大画家，而且还要冠上“著名”的。小学生也可以当作家，也可以当画家，完全不须文化修养。大概只须到街上乱拉，也起码可以拉来一打“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