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与知识是在客观的现实生活当中，而我们一个人的生活范围，却受到时间空间和个人环境与条件的限制，前人所经历的生活和从生活中所得到的知识，我们倘使不读书本，固然无从得到；就是同时代的人所经历的生活和所得到的知识，由于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与条件的不同，我们倘使不经过书本，也是无从得到的。能够代替实际的经验和补足时间空间环境和条件的缺陷的，就是书本。——所以读书是一条求知的“捷径”。只要是真正懂得了读书的意义（目的）和方法（手段），读书毕竟是得到学问和增长知识的好方法。
那么，书怎么个读法呢？怎样读书，才能得到学问和增长知识呢？换言之，什么是最好的读书方法呢？
要全面地正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很为难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环境和条件，我的读书环境和条件，与别人就不一定相同。譬如有的人是在学校里受学，而另外的人是有职业有工作的，还有一些人是以搬书本为职业（例如教授和著作家）。这些不同的环境和不同条件的人，读书的方法自然也不能相同。还有，即使环境和条件是相差不多的，但是各人的知识基础，研究兴趣和读书习惯，无论如何是不能一样的。这些情形既不一样，怎么能够说某一种读书方法就是最好的读书方法呢？
不过这并不是说读书是没有方法或不能有方法的。前人读书，留下许多读书的方法，可以作我们的参考；同代的人，例如朋友、同学、先生也有许多读书的方法，可以作我们的参考。他们读了书，并且从读书中得到学问，增长了知识，就可见他们一定有一种最好的读书方法，帮助他得到这些收获。各人的环境、条件、基础、兴趣、习惯虽不一样，但是在许许多多的读书方法中，我们可以参考、比较、选择，更可以综合采取一种最能适合我们自己的方法，加上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努力，归纳出我们自己的一种读书方法来。
读书是一定要有方法的。凡事都要有方法才能做得好，做得有效果。有方法可以事半功倍，没有方法就必至事倍功半。所以耕田的有耕田的方法，做工的有做工的方法。没有方法地瞎闯蛮干，不仅事倍功半，有时简直不能达到目的。
读书有没有好的方法呢？有的，但不是一成不变的死方法，而是要看情形、看条件，经过自己的体验和选择，来不断创造的一种方法。
以我自己来说，我当然不是一个学问已有成就的学者。我的读书方法也不是最好的，适用于一切人的读书方法；我更不是以读书为业，定出了一套完整不变经常应用的方法。可是我也随时采取了一些方法，来帮助我自己读书。这些方法至少使我的读书不成为白用气力，浪费时间。
我的读书方法是什么呢？
讲到“读书方法”，我想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要不要读书，爱不爱读书。
假如根本不爱读书，对读书毫无兴趣，拿起书本来就觉得是一件苦事，碰见书本并不发生打开来读一读的欲望，或者有了时间也有了书本，但是自己并不习惯于读书，而习惯于其他的活动，那就谈不到读书的方法不方法的问题了。
所以我的第一个读书方法，是养成读书的习惯，养成读书的兴趣和嗜好。只要有时间，拿得到书本，我就拿来读，不管它是什么书，也不管读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娱乐享受，从我的习惯来说，即使有好几种玩艺摆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我一定毫不踌躇地选择读书。这并不是说我不作其他的娱乐，但是因为有了读书的习惯，只有读书才使我不觉厌倦，其他的消闲享乐，在必要时虽也来他一次两次，但总不及读书一样能吸引我，使我行之不厌，不忍释手。我也喜欢看戏，但连看两三场就不想再看了；我也间或打牌，但打过一两小时就疲倦而且厌烦了；只有看书我是不厌不倦的，即使精神上已感觉不支，但是无论如何不觉得书是讨厌的东西，并且相反，觉得津津有味，除非不得已，我总不愿自动放下它不看。
我以为读书的第一个方法，是先要培养这个习惯，就是任何时间地点，只要有可能，就打开书本，毫不犹豫。任何书都愿意读，从历书一直到小摊上的连环图，只要拿得到手，就翻开来认真而有趣地读。——倘使养成了这个习惯，就不会觉得读书是苦事而觉得读书是乐事，就不会厌读而成为嗜读。
有了这个习惯（或者说是嗜好）才能谈得到读书的方法。否则一辈子都不愿读书的人，方法有何用处呢？
其次讲到本题。我以为读书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有目的的读书，另一种是无目的的读书。“有目的读书”，就是我们在没有读书之前，抱定了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个疑问，需要解决，问人问不到，或问到了却解答得不够详尽、不够透彻，这样去读书，是有目的的读书；所谓“无目的读书”，倒也不是全无目的，为了消磨时间，为了享受乐趣，这也都是目的，不过这类目的不是直接的和预定的目的而已，不是针对一个现实的问题，到书中去求得解答。这样的读书，我们就叫它做“无目的读书”。
有目的的读书是最有效率的读书，是最能看得见效果的读书；但是无目的读书也不是全无效果，不过效果是间接而微少甚至不易发现罢了。
为了使读书容易见效并且容易发生兴趣，我想最好是采取有目的的读书方法。所谓“有目的”，就是自己选择一种兴趣所在的专门学科或现实问题，作为研究考察的目的，依照这个范围去选择书籍刊物，从这个学科或问题的基础知识了解起，顺着程序，把问题一层一层扩展开去，深入地研究。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研究的范围是什么，其他的一切书都不看。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的，因此世界上的每一种学科也都与另外的学科密切有关，甚至还有许多学科，是由许多学科综合而成。譬如医学，就是生物、生理、化学、心理、社会等无数科学的综合科学。所以我们不能为一种专门学科所局限，只看一种书，不看别种书。我们的阅读范围愈广，触类旁通的机会愈多，而我们读书的效益也就愈大。我们定出一个读书的目的，并不是叫我们局限在小范围之中，而是叫我们作集中的研究而已。
有了读书的目的，倘没有读书的计划，还是不好的。所谓“计划”是包括读书的时间、地点、进度以及对于这一专门学科或问题划分先后缓急，以定出的研究程序。
假如有可能，我们能够定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来阅读某一学科或研究某一问题的书籍，这当然是最好的。不过这样计划，必须根据我们的环境和条件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读书的时间和地点不一定能由我们自己支配，而我们所需要的书籍材料，又往往受财力和环境的限制，一个完整而不受阻碍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读书与学习是一件长期的事，前面说过，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学习，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大体的计划，也就可以用时间来补足一切的缺憾和阻力。
所谓有目的的读书，并不是“绝对的”。“目的”不过是一个方针、一个范围而已，读书真正的最后的目的，还是在生活的实践。某些科学虽也分“理论”与“应用”两类，但是这并不是最后的界线，并且任何科学知识，归根结底，还是在帮助我们人类来认识现实和改进现实的，否则我们就不需要去研究它、它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所以，读书方法的第三个问题，是怎样使读书和实践相结合。也只有与实践相结合，读书也才会发生不可想象的效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详细地讨论吧。
读书须教有疑解玺璋
读书是要有一点怀疑精神的。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的话，就是告诫我们不要迷信书本，对于书中所言，不仅不要轻信，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进行一番仔细的甄别和思考。戴震是清代的大学者，据说他10岁时，老师教他读《大学章句》，读到一个地方，他问老师，怎么知道这是孔子所说而曾子转述的？又怎么知道这是曾子的意思而被其门人记录下来的呢？老师说，前辈大师朱熹在注释中就是这样讲的。戴震又问，朱熹是什么时候的人啊？老师说，南宋时的人。戴震再问，孔子、曾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老师说，东周时的人。
戴震继续问，东周距南宋有多久了？老师说，差不多两千年了吧。戴震于是说，那么，朱熹是怎么知道的呢？老师无言以对。
中国老百姓心地善良，最容易轻信；而历朝历代所推行的愚民政策，也养成了我们轻信的习惯。现在有些粉丝似的读者，不允许别人有挑剔的眼光。他们的逻辑，就是你说某某书有问题，你就该自己写一本试试。这种盲目的崇拜，正是人性被异化、被遮蔽的结果。人性本善，这个善，并不单指善良，还有人的知性。而追根究底的怀疑精神正是知性的一种表现。要想成就一个人和一番事业，这点慧根是不能少的。陈寅恪在王国维沉湖之后为其撰写的碑铭中，把它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发挥到极致的一种说法。戴震则指出：“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他的意思是说，读书人头脑要清醒，别让人家忽悠你，也别自己蒙自己。这也恰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他还说，戴震能成为一代宗师，皆因他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这样一种本能。
其实，梁启超对于所读之书也是不肯轻信的。他作《王安石（荆公）传》，为了弄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穷究其原因，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了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与《宋史》所记互相参证。他发现，《宋史》记载的王安石变法，有许多不实之词，“重以入主出奴，谩辞溢恶，虚构事实，所在矛盾”。这是因为，《宋史》完成于南渡以后的史官之手，元人又因而袭之，其中多为反对党对王安石的诋毁和污蔑，“其为意气偏激，固无待言”。梁启超则“一一详辩之”，所资之参考书竟不下百种。可见，读书不盲从，不轻信，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初做学问，或容易被别人所蒙蔽，待稍微读了几本书之后，又容易被自己所蒙蔽。既不“以人蔽己”，又不“以己自蔽”，则怀疑的精神固然重要，而质疑的能力就更显得重要。戴震总结为“学有三难”。哪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就是说，即使你有怀疑的精神，即使你不想盲从和轻信，但如果你过不了“淹博”、“识断”、“精审”这三关，还是免不了被蒙蔽。
戴震这么说，自是他切身所体会的。而这些体会，“实从甘苦阅历得来”，又不是凭空可以想象的。事实上，要将这“三难”变成三不难，殊非易事。历史上许多大学者或大师，也只能三取其一，或三取其二。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书籍早已浩如烟海，其中真伪正误，则殊不知凡几。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讲到如何鉴别伪书、伪事，前后就列举了近20条。他还现身说法，讲到“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就举了自己所着《戊戌政变记》一书为例，他说：“吾二十年前所着《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氏在这本书中究竟“放大”了哪些“真迹”，以致所记不敢承认为“信史”？他没有说，但他的意思，我想，是要我们再读此书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疑问的目光，把那些“放大”的“真迹”还原为真相。
但也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梁启超语），并非历史虚无主义。或如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这正是读书的辩证法。
阅读三法巴丹
名家都有自己的阅读方法。
但法无定法，因人而异。因循其法读书，则可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这种方法是独特的、私人化的，完全是读者经过长期的阅读实践和体验形成的与文本沟通的方法。所以，自己的窍门要自己去找。
那么为什么还要谈读书的方法呢？因为，读书方法的培养和训练，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的敲门砖。
如果着眼于阅读时效来对读书方案分类，可简要分为精读、略读、快读。精读法，可采用朗读方式，要求每分钟读250字以下，理解和记忆率达90%以上； 略读法，可采用默读方式，要求每分钟读250一500字，理解和记忆率在80%左右；快读法，可采用视读方式，要求每分钟读500字以上，理解和记忆率在70%左右。从阅读的多种需要出发，要综合解决阅读的深度、广度和速度问题，就要学会精读、略读、快读三种基本阅读技能。
随缘读书做学问二月河
年轻时读到《五柳先生传》，一下子便被吸引了。“先生不知何许人”，“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觉新奇洒脱。这和先贤韩愈讲的“术业有专攻”，和老师们聒噪的“精读慎思”，怎么瞧都带点别扭的味儿。这点迷惘困惑一直萦绕了几十年，以至于一直以为陶渊明老先生是在自嘲，是随便的一句调侃。后来渐渐地步入中年，心中眼中浮翳渐去，才晓得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读书治学的方法。
说到自己读书治学，想了想，其实是没有什么章法的。“文革”时在部队锻炼，有条件偷偷读到二十四史，但每天不停地看“本纪”、“世家”、“列传”之类，有点“千篇一律”的感觉。那固然比“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事儿有意思，但还是不能满足，只好见书就读。从《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到《奇门遁甲》，从《儒法斗争史》到《基度山伯爵》，今天读《皮克威克外传》，明天又是《宋元学案》，忽而读到《第二次握手》，倏然又读《辞海》、《诗经》、《楚辞选》等什么的。看见什么读什么，摸到什么读什么。为名为利研读治学的心思不但没有，连想想也自觉渺茫而且“有罪”。
当时读到的书都是战友、朋友暗地传借的，有的有个封皮儿，有的没有，既无头也无尾，烂得像用久了的尿布片子。读到最后，只记得几个片段情节，着述人是谁、何时出版、定价几何，统都懵懂。然而，就是这般瘟头瘟脑地读了去，居然也得了不少的文史哲知识。后来，条件好了，有条件系统地连缀贯串一下，也就成了有用的知识。写《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原始积累就在这个时期。——当时真的没什么目的，有点像一只饥饿的羊，到了一片草地，见什么草都拼命吃。有一个词现在很少用了，那叫“羊狠”。
所以我认为，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是不宜给自己划定一个框子的，相反应该随缘。倘使你要当冯友兰，要当任继愈，当孟森，当戴逸，当周远廉、冯其庸这样的，那也是非有兴趣不可。博之外非要下工夫“求其甚解”。这些先生的文章道德都建立在严谨的逻辑思维上，精金美玉般琢磨钻研，苦心孤诣地构架。
那是他们讲究读书治学的“博”与“专”使然。但若是二月河之辈，虽也讲个兴趣，但似乎就不妨粗放些了。即使有点“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吞而下，快何如之？而且人参果的营养也未见流失。
所以要根据你自身的条件来办，这就是我想说的“缘”。读书本身就比打麻将有意思，是其乐无穷的事。读书不求甚解也其乐无穷；读书偶得甚解，则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于初涉学堂的青少年，更不宜画地为牢。套一句《山门》里的词儿——“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如此便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