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就有过那样的幻想，也受到过负罪心理的折磨。其实那是因为我不敢公然表达自己的气愤，才会去幻想灾祸。我当时总觉得母亲喜欢不问青红皂白就指责我。比如有一次，我的朋友来我家玩时，在客厅里被地毯绊了一下，把桌上的一盆汤打翻了，汤水全流到了地毯上。事后母亲就开始数落我，我觉得特别委屈。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当时也知道那件事不能怪我，她并没有真的生我的气，她只是对清洗地毯感到烦恼。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却感到自己无端受到了指责。
我的女儿露西性格很像我，有委屈不愿当面说出来。我发现这一点后，就鼓励她如果有什么不满，就给我写一封信，写什么都可以，我决不会生气。后来她一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就把自己的烦恼和想法写在信里，从门下塞进我的卧室。通过这种方式，她的怨气得到了发泄。而我通过读信，也了解了她的很多想法。
儿子吉米的性格像他爸爸，什么事都喜欢直来直去，有什么不快全都挂在脸上。他特别生我的气时，就会大喊大叫，对着沙发拳打脚踢，等他发泄完了，我们也就讲和了。直到现在他还是有话就说，当然脾气比小时候已经好多了。
回想自己的童年，我真希望那时候我敢于表达自己的愤怒，真希望那时候我就知道，就算我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父母还会一如既往地爱我。
父与子的难题周国平
我家人民广场的住房是一间大屋子，中间横着一口大柜，把屋子隔成了两间。那口大柜的某一格里放着父亲的书，我经常爬到柜子边沿上去翻看。有一回，我翻到了父亲的一个笔记本，好奇地偷读起来。其中一页的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父亲记录的别人对他的批评和他自己的检讨，主要是脾气急躁和态度粗暴之类。这当然是再平常不过的。可是，当时我却觉得犹如五雷轰顶。在此之前，我对父亲一直怀着崇拜的心理，并且以为别人都和我一样。我压根儿没想到，会有人说他不好，而他必须向他们承认自己不好。这件事一下子打破了我的幼稚的崇父心理，使我发现他的权威仅对子女有效，在所有其他人眼中不过是个凡人。此后许多天里，我的心情沉郁而复杂，一面深深地同情他，自以为懂得了他的秘密苦恼，一面为窥见了他的凡人面貌而感到羞愧和不安。
我上小学时，父亲才三十开外，仍很有生活的乐趣。每年元宵节，他会亲手制作一只精致的走马灯，在纸屏的各面绘上不同的水彩画，挂在屋子里。电灯一亮，纸屏旋转起来，令我惊喜不已。他还喜欢养小白鼠，我们叫洋老鼠，也是自己动手制作鼠箱，里面有楼梯、跳板、转轮等，宛如一个小小游乐场。鼠箱的一面是玻璃，孩子们聚在前面看小鼠玩闹，笑声不断。我心中暗暗佩服父亲，真觉得他那一双巧手无所不能。然而，我上初中时，有一件事使我发现他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那些天我也迷上了做手工，做了许多作品，包括一顶硬纸做的军官帽。我怕小弟弟弄坏我的作品，便把它们藏在那口大柜的顶上。和伙伴们玩军事游戏时，我要用那顶军官帽，不免经常踩着柜子边沿爬上爬下。父亲对此感到很不耐烦，有一次终于发作了，夺过我的军官帽扔在地上，一脚踩烂了。当时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从亲手为孩子做玩具，到亲手毁坏孩子做的玩具，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父亲到中年的时候，脾气变得相当暴躁。他难得有好心情，自己不再玩也不带我们玩，从早到晚忙于工作。因为工作累，每天必睡午觉，那时我们在家里就失去了一切自由，轻声说一句话，咳嗽一声，稍微弄出一点儿声音，都会遭到他的斥责。他经常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是他千辛万苦养大了我们。他说话的口气使我感到，仿佛我已经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由于长期担任基层领导，他说话的口气中又掺入了一种训示下级的味道，也使我感到不舒服。有时候他还打孩子，经常挨打的是我的两个弟弟，一个是因为淘气，一个是因为他所认为的笨。我不记得他打过我，但我并不因此原谅他。有一段时间，我对他怀有相当敌对的情绪，看见他回家，就立刻躲到别的地方去看书。
在我小时候，父亲是很宠我的，走亲访友总喜欢带着我。到他进入中年，我进入少年的时候，父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我们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始终不能沟通。出于少年人的自私和自负，我不能体谅他因生活压力造成的烦躁。同样，他也完全不能觉察他的儿子内心的敏感。如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谈心这回事。这种隔膜迫使我走向自己的内心，我不得不孤独地面对青春期的一切问题。他未必发现不了我们之间的疏远，只是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不久后，我读高中住校，读大学离开了上海，这对于我是一种解放，我相信他也松了一口气。刚上大学时，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教育方式展开全面批判，着重分析了家里每个孩子的特点和他的处置不当。据说他看了以后，对弟妹们淡然一笑，说：“你们的哥哥是一个理论家。”事实上，在度过中年期危机之后，渐入老年，父亲的脾气是越来越随和了。随着年龄增长，我自然也能够体会他一生的艰辛了。
现在我提起这些，是为了说明，父与子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如果儿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精神性倾向的人，这个难题尤为突出。卡夫卡的那封着名的信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一般来说，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比较起来，做父亲的更为痛苦，因为他的权威仅仅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而自然法则最终却对他不利。他很容易受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望子成龙，希望儿子比自己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怀着隐秘的警惕和恐慌，怕儿子因此而轻视自己。他因为自卑而愈加显得刚愎自用，用进攻来自卫，常用的武器是反复陈述养育之恩，强令儿子为今天和未来所拥有的一切而对他感恩。其实这正是他可怜的地方，而卡夫卡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夸大了父亲的暴君形象。不过，卡夫卡正确地指出，对于父与子难题的产生，父子双方都是没有责任的。这是共同的难题，需要共同来面对，父与子应该是合作的伙伴。儿子进入青春期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做父亲的要小心调整彼此的关系，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朋友式的关系，但中国的多数父亲没有这种意识。最成功的父子关系是成为朋友，倘若不能，隔膜就会以不同的方式长久存在。
我是感觉到这种隔膜的，一旦和父亲单独相处，就免不了无话可说的尴尬。
其实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话还没有开始说，只要开始说，任何时候都不算晚。在子女年长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就由父母手中转移到了子女手中。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没有尝试和父亲做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欢，也让他更多地了解我呢？父亲已于14年前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治丧那一天，看到那一具因为没有一丝生命迹象而显得虚假的遗体，从我的身体中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恸哭。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
儿子的内心世界尤今（新加坡）
尤今，195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成长于新加坡。现为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淑女》杂志撰写专栏文章，作品散见于中国台湾、香港、大陆和泰国及欧洲等地报刊。1982年、1992年分别以游记《沙漠中的小白屋》和小说集《燃烧的狮子》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书籍奖”。
长子远渡重洋负笈美国的那一年，才16岁，有着比刺猬更叛逆的性格。
离家前夕，母子俩还有一场小小的冲突。飞机是晚上11点起飞的，视他如珠如宝的祖母特地从怡保赶来为他送行。他年少，加上第一回独自出远门，家人都十分不放心，成篓盈筐的话，成千上万个嘱咐，满满地塞在心中，想倾倒出来。
可是，他却在黄昏薄薄的暮色里，在家人万般不舍的离愁中，若无其事地从储藏室里拿出了他心爱的篮球，边拍，边跑，边说：“我出去打篮球了。”
正在房里为他的行李做最后审查工作的我，大吃一惊，冲出房来，喊道：
“别出去了，已经6点多了，快要吃饭了呀！”说这话时，婆母正在厨房里为他准备他最喜欢的菜肴，五香炸鸡香浓的味儿一团一团地飘送出来。没想到他一意孤行地拉开大门，头也不回地说：“我走啦！”短短三个字，化成了三条蚂蟥，拼命往我肉里钻。我木雕般站立着，生气地瞪着他瘦瘦的身影以猴子般的敏捷三下并两下地跳走了。
他时间观念不强，会不会玩得忘形而耽误了班机呢？我苦恼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越走越烦躁、愈想愈担心。等了又等，等了再等，一直挨到8时许，他才臭汗淋漓地抱着那个仿佛比他爹娘更亲的篮球一蹦一跳地回家来。
这时，离开前往机场的时间只有短短一个小时而已。我铁青着脸，等他洗澡、看他囫囵吞枣地吃饭，想到他一去4年，不想、不忍对他指责，可是，胸中横着的块垒却像个结，让我硬是温柔不起来。倒是婆母，左手夹菜，右手添饭，恨不得把自己也装进行李里面，陪着去美国。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儿子临行前的这个举措——平常几乎每天都打篮球，出国在即，难道就不能少打一场吗？家人等着他吃饭、等着与他叙别、等着送他去机场，他却自顾自地打球作乐，置万事于不顾，真是个感觉麻痹的孩子呀！
是他学成归来以后，我才知道真相的。
那一回，我们聊天，我旧事重提，他说：“妈妈，那天我其实心里虚得很，好像一个气球浮在半空中，老是着不了地。这样的感觉，让我很难受，一时无计可施，才想到去打篮球的。一球在手，我便忘掉了一切烦恼，尤其是篮球频频投入篮筐所带来的那种信心满满的感觉，使我觉得自己有了过关斩将的勇气。”
我想起了当年他进闸门的样子。瘦，可是肩和背都挺得直直的，宛若钢打铁铸一样。左手提着电脑，右手拎着随身袋子，跨着大步向前走，一副大无畏的样子。正是这种坚定和自信的样子，使我觉得踏实而又安心。然而，我真的没有想到，是那个小小的篮球在临行一刻帮他摔掉他的不安、驱除他的焦虑、化解他的紧张、消弭他的畏惧的！
认真说起来，在那个关键性的晚上，我才真的是个感觉麻痹的妈妈啊！
在养儿育女这一码事上，许多家长都犯着同样的毛病——我们往往只看到孩子表面行为的不当，便不假思索地加以谴责；然而，对于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愚蠢地漠视而又漠然地忽视！
一千元欧·亨利（美）
欧·亨利（1862~1910），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美国着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外，代表作有小说集《白菜与国王》、《四百万》、《命运之路》等。
“一千元，”律师冷冷地说，“钱在这儿。”他对理查德·沃林没多大好感，也不喜欢他。
理查德·沃林笑着接过薄薄的一叠钞票：“只有一千元，怎么花法，可真叫人为难。当然，我可以找个高级旅馆像王子那样住上几天；我也可以不到事务所去工作，而去干我愿意干的事——画画儿，我可以画上几个星期。可是，我以后怎么办呢？我把事务所的职位丢掉了，钱也花光了；如果这笔钱的数目少一点，那我就去买一件新外套或者一台收音机。要不，请朋友吃一顿；如果数目大一点，我就可以辞去事务所的工作，去画画儿。然而这笔钱这样嫌多，那样又嫌少。”
“你听到我宣读你叔父的遗嘱了，”律师说，“遗嘱中说明了他去世以后如何处置他的财产。我必须请你记住一点：你叔父说过，你把钱用掉之后，必须马上交给我一个书面报告，确切地说明你是怎样花这笔钱的。这是你叔父的遗愿。
在遗嘱上写着。希望你按照他的嘱咐去做。”
“好吧，我会这样做的。”年轻人回答道。
理查德·沃林这个年轻人既不坏，也不傻。他就是不乐意在事务所工作。他真正喜爱的是绘画，画得不错，但是靠画画儿攒不来钱。攒钱又有什么用？不论什么时候，他那阔叔叔一给他钱，他就花了。因此那位阔叔叔说：“他是个小傻瓜，不知道怎么花钱。”
理查德·沃林到他的朋友老布雷逊那儿去，发现他拿着报纸，快睡着了。
“我刚从我叔叔的律师那里来，”理查德说，“我叔叔只留给我一千元，等我用掉了，还得告诉律师我是怎么用的。一个人有了一千元，不多也不少，该怎么办呢？”
“我原来以为你叔叔是个大阔佬，有五十万元呢。”
“他有，”理查德说，“可他没留给我。他给他的每一个仆人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给我一千元。我想，他把其余的钱都给了医院或者诸如此类的单位……你说，一千元能干些什么吧？”
“难道他的钱再没有别人可给了吗？他没有其他亲属吗？”布雷逊问。
理查德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有一个玛丽·海顿，是我叔父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她住在我叔叔家里，跟仆人们一样，也得到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但愿也给我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朋友们一块儿美美地吃一顿，万事大吉。好了，你可别说我是傻瓜，告诉我，一个人拿了一千元该怎么办？”
老布雷逊摘下眼镜擦起来。
“一千元，”他说，“可以说多，也可以说少。有的人可用来买一所住宅，不过是所小房子，对他来讲就是一所住宅啦。另一个人也许会去请一个好医生给他的妻子看病。这笔钱也够一个聪明的孩子在走读的学校里读几年书。要是在蒙特卡洛，这点儿钱几秒钟之内就会被输个精光。这笔钱也可以买一幅好画儿或者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也可以为一本不太厚的学术着作付印刷费。”
“我没有请你来给我上课，而是让你说说，怎么花这一千元。要是你，怎么 办吧？”
“你可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钱送给一个穷人，他会恰当地使用这笔钱，因此获得幸福。你做完这件事，就把它忘掉，像往常那样生活下去。”
理查德·沃林站在布雷逊住宅外面寻思：“把钱送给一个善于花钱的人，他能从中得到幸福。我可以为一个漂亮的女人买一块宝石。那位在剧院歌唱的克拉拉·莱恩长得好看，可是她戴的宝石价值好几千元，她不可能从一枚只值一千元的戒指上得到什么幸福。我可以把钱送给事务所的看门人，我问过他，一旦有了钱他打算于什么。他打算开一家酒店，这可算不上把钱用在恰当的地方。我可以把钱送给坐在广场上乞讨的那个瞎子，不过人们给他不少钱了，肯定他在银行里有一千元以上的存款，他不需要这笔钱。”
理查德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回到了律师的事务所。
“请告诉我，”理查德问道，“除了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我叔叔是不是还留给海顿小姐什么别的东西了？”
“没有。”律师回答。
